”，
  胡适问了茅盾的一些工作情况后，就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提倡“新浪漫主义”、“表象主义”等问题，发表意见，
  他告诉茅盾：“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并劝告茅盾“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指出“西洋
  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向来说话办事谨慎的茅盾一边回答胡适的一些询问，
  一边静静地听胡适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不表示什么。
  不料，在商务印书馆呆了一个多月后，胡适向商务当局表示自己不干了，却把自己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老师王
  云五推荐给商务，说自己是个书呆子，不善于应付人事关系，而王云五则有学问，也有办事能力，比他强。因为是胡适
  推荐，商务当局不敢怠慢，高梦旦带了郑贞文一起去请王云五“出山”，担任编译所长。1922年　1月王云五正式取代高
  梦旦任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其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新文学人士，称其为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因此，王云五的上台，
  给茅盾等新文学倡导者们，添了不少意想不到的麻烦。
  1922年　7月，也就是王云五上台半年时，茅盾针对鸳鸯蝴蝶派一年多来对《小说月报》的攻击以及他们的许多荒谬
  的论点，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从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文学思想、创作思想、方法及社会效果，
  给予义正词严的评论和批判。此文没有他们攻击茅盾、攻击《小说月报》时所用的谩骂的方法，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
  因此礼拜六派通过各种关系，向商务当局施加压力。王云五等商务保守派认为这是个时机，这样可以教训教训茅盾等新
  文学战士了。当时，王云五派了一个姓李的人专门去找茅盾：“沈先生，《小说月报》销路很好，影响也大，这次第七
  期上您的大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反响也大，尤其是《礼拜六》听说他们准备提起诉讼，告《小说月报》破坏
  它的名誉。”说到这里，李某停了停，看看茅盾没有答腔，又说：“这件事，云五先生也担心，弄得不好，我们要吃亏，
  名声也不好，从商务利益考虑，是否请沈先生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道歉如何？”
  年轻的茅盾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断然拒绝写文章道歉的要求，对来人严正地说：“李先生，你也应该知道，不是
  我破坏它们的名誉，而是礼拜六派先骂《小说月报》和我个人，足足有半年之久，你们不吭一声；如今，我才从文艺思
  想的角度批评了礼拜六派，你们就那么‘重视’？如果说要打官司，倒是商务印书馆早就应该控告他们了！况且文艺思
  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敢做北洋军阀还不敢做的事情？”来人阴险地一笑，“沈先生
  言重了，言重了，我也是替沈先生着想。”茅盾一听，更气了，连瞧都不瞧来人一眼，气愤地说：“我要把这件事原原
  本本，包括商务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唤起全国的舆论，看‘礼拜六
  ’还敢不敢打官司？”
  那个姓李的人一听，吓坏了，他知道此时的茅盾完全能做到这一点，知道年纪不大的茅盾在全国文学界的影响，因
  而连连说：“沈先生，此事不可闹开，不可闹大。”说完便灰溜溜地走了。由于茅盾态度坚决，王云五等人也只好变换
  手法，通过内部审查的方式，控制《小说月报》。这件事被茅盾发觉后，十分气愤。正式向王云五提出抗议，指出当初
  接编《小说月报》时，曾有条件是馆方不干涉我的编辑方针，现在你们既然背约，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馆方取消内部检
  查，二是我辞职。茅盾的这个“抗议”，对新上任的保守派王云五来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商务当局研究
  后，同意茅盾辞去《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但又考虑《小说月报》的销路，决定由郑振铎继任。同时，商务当局又坚
  决挽留茅盾在编译所工作，因为商务当局怕茅盾走出商务另办刊物，影响商务利益。茅盾将商务印书馆情况向中央党组
  织汇报后，共产党中央觉得如果茅盾离开商务印书馆，一时难以再找一个合适的中共中央交通员，陈独秀也劝茅盾留在
  商务，以便更好地为中央工作。当茅盾知道商务当局同意他从十四卷（即　1923　年）起辞职后，又向商务当局提出，在
  主编十三卷内任何一期内容，馆方不能干涉，不得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否则，我仍将在上海与北
  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及其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王云五听了，沉吟一会儿，表
  示同意。
  茅盾在主编最后几期《小说月报》过程中，对礼拜六派的反击，更加猛烈。在《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一号的社评栏
  里，发表了《真有代表旧文学旧文艺的作品么》的短评，借北京《晨报》的文章，抨击礼拜六派。文章说：“北京《晨
  报》副刊登着子严君的一段《杂感》说：这些《礼拜六》以下的出版物所代表的并不是什么旧文化旧文学，只是现代的
  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这是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很重大而且可怕的事。”
  “‘礼拜六’（包括上海所有定期通俗读物）对于中国国民的毒害，是趣味的恶化。”“‘礼拜六派’的文人把人
  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他们并不想享乐人生，只把它百般揉搓使它污损以为快，？？这样下去，中国国民的生活不
  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去了。”“英人戈斯德在《善种与教育》上称英国
  的坏人为‘猿猴之不肖子’。”
  “我们为要防止中国人都变为‘猿猴之不肖子’？？，有反抗‘礼拜六派’运动之必要；至于为文学前途计，倒还
  在其次。因为他们的运动在本质上不能够损及新文学发达的分毫。”茅盾把这激烈的话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商务当局也
  无可奈何。另外还有题为《反动？》也是批评“礼拜六”的，也登在同一期《小说月报》上。茅盾自己认为，“同一期
  的《小说月报》连载两篇《社评》都正面抨击‘礼拜六派’，可以说是我在离职前对王云五及商务当权者中间的顽固派
  一份最后的‘礼物’。”在茅盾及其他新文学战友和商务当局顽固派及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等开展激烈斗争之时，侧
  面又受到友军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主持的创造社突然袭击。创造社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创立起的新文学团体，
  稍晚于文学研究会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一批作家诗人组成，1922年办《创造》季刊，
  接着又出《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等刊物，艺术主张中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倡导积极
  浪漫主义。同时，又表现出浓厚的对旧社会的反叛精神。1922年　5月　1日《创造季刊》上发表了郁达夫的《艺术私见》
  和郭沫若的《海外归鸿》，公开批评文学研究会茅盾、郑振铎等人“党同伐异”和压制“天才”。其实当时茅盾对郭沫
  若等人还是十分钦佩的，认为郭沫若诗集中公然说自己“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在当时还没第二人。”《女神》中
  作者的热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也是第一人”，并称《女神之再生》为空谷足音“，因此，茅盾和郑振铎
  一见这两篇文章，大吃一惊，感到十分委屈，于是愤而起来答辩，写了《”创造“给我的印象》，一场持续　3年的两个
  新文学团体的论争，拉开了帷幕。
  这场论争，双方都是年青气盛的青年理论家，青年作家，青年诗人。因此，激烈程度也非常，但平心而论，这场论
  争，对促进新文学的繁荣，历史地来看，也不无积极意义。但如果仔细考查，这种论争，实际上是这两家代表五四时期
  大多数新作家共同主要气质的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这是一种自我与社会互相交织的人本主义的气质，但经常以强烈的
  感情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文学研究会方面，这种人本主义气质较多地从社会和人道主义的方面表现出来，而创造社
  方面则集中于自我倾向，所以事后，茅盾和郭沫若都非常宽容地回忆这场论争。茅盾说：“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论战的
  原因，主要是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换言之，我们所争的是：作品是作家主观思想意识的表现呢，还是社
  会生活的反映？创作是无目的无功利的，还是要为人生为社会服务？”茅盾还认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一条路上
  走的人，应当互相扶持，互相容忍，？？。”郭沫若也说：“我们当时主张，在现在看起来自然是错误，但在当时的雁
  冰和振铎也不见得有正确的认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无聊
  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论战，一直持续了　3年，直到　1924　年　7月　20　日，茅盾和郑振铎首先挂起“免战牌”，表
  示“本刊同人与笔墨周旋，素限于学理范围以内，凡涉于事实方面，同人皆不愿置辩，待第三者自取证于事实”。
  今后“郭君及成君等如以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差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
  在与创造社论战的同时，茅盾和郑振铎、鲁迅、叶圣陶、沈泽民等人，还要和南京《学衡》杂志的论战。刀来枪抵，
  十分激烈。“学衡派”是南京东南大学的胡先啸、梅光迪、吴宓等教授，以出版《学衡杂志》而得名，这些留过洋的教
  授，在五四以后，来反对新文学，提倡复古，标榜“国粹”，攻击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他们在《学衡》杂志上发表文
  章，反对文学进化论，白话不能代替文言，言文不应合一，主张摹仿古人等。由于南京“学衡派”的倒行逆施，当时出
  现一股“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的逆流。针对这股逆流，茅盾奋起抨击，先后写了《评梅光迪之所评》等七、八篇文
  章，给予复古势力有力的抨击。其时，茅盾的胞弟沈泽民　1921　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新文学运动。在反对
  学衡派复古的斗争中，他和胞兄并肩战斗，撰写了大量笔意锐利的论文，反击学衡的复古。在其中一篇《文言白话之争
  底根本问题及其美丑》文章中，深刻而又明了地阐述了白话代替文言、言文合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指出“因为文字是
  传达国民思想情感的工具，所以必须包具几个要点：一、是与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因而二、是容易普及，容易为全体国
  民所了解的；因而三、是最适宜表出现代的思想和情感的。就这三点看来，文字就有采用日常用语之必要。所以我们主
  张废止文言改用白话。”茅盾昆仲共同为营造新文学大厦所作的努力功不可没。
  在反击“学衡派”的过程中，鲁迅也挥枪上阵，撰写《估学衡》，深刻地揭露了学衡派们的浅薄与无知，他说：
  “学衡派”自己还没有弄通古文，却自谓肩负捍卫古文的重任来教训新文学者，这是不知羞耻。还说“夫所谓《学衡》
  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
  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与此同时，郑振铎也和茅盾、鲁
  迅等联袂，对“学衡派”进行驳斥和批判。不久，“学衡派”在新文学者的批判下，便败下阵去，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的一个插曲。
  茅盾在与创造社论争，反击学衡派的斗争过程中，仍在百忙中为《小说月报》写稿，编海外文坛消息，同时，大量
  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务工作，又亟待茅盾去处理。此时的茅盾，工作几乎是连轴转。但是，纷繁的事务，复杂的斗争，茅
  盾仍没有忘记译介国外弱小民族和被损害民族的作品。
  还在　1921　年时，茅盾在编《小说月报》过程中，发现中国在倡导新文学过程中，亟待引进国外民族作品，以作为
  中国文学发展的借鉴。于是，他发起组稿编辑两期专号，一期“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专门介绍欧洲等少数民族国
  家的文学作品，吸纳不少新文学作家翻译家共同关注这种新文学奠基工作，茅盾自己则写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
  引言》、《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背景的缩图》两文，刊于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