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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友清把主意拿定，跟田雨到家里随便吃点东西，就奔红枣村了。
  十九要小心也要勇敢
  红枣村给天门区区委书记准备着的，不是争取更大荣誉的经验，而是有可能使它失掉一切荣誉的教训。
  红枣村出乱子了！
  梁海山和谷新民正是为了解决一场意外的“乱子”，才赶到这儿来的。
  去年秋天，北京的一家国营企业在红枣村北沟里，开辟了一个采石场，他们设置场地、建造住房，占了几亩山坡地，就拨给农业社两千块钱的补偿款。会计领来这笔钱就跟大伙儿商量，应当怎么处理它合适。一些社员要求按人口分掉，社干部有人赞成，区里领导也有人点了头。支部书记杨广森却认为这样做不妥当。
  他主张把这些钱用到发展集休经济事业上边，从长远看，好处多．区委书记老崔，马上就热情支持他这个主张。说来凑巧，这时候，盘山林场正要出售一批苹果树苗。杨广森得到消息以后，对大伙儿说：“要是在山坡子上开辟成苹果园，几年以后，红枣村可就大变样了。不少的人对这件新鲜事儿，不会一下子就能接受的。他们说，咱这地方长杏、长枣、长柿子、长山里红，从来没见过一棵苹果树；把那么多的钱花在不保险的事情上，实在让人心疼。可是杨广森主意拿定，说服这个，动员那个；大伙碍着面子，不好意思一口咬定反对他；加上老崔亲自到村，表示支持。开了几个会，也就形成了决议。于是，他们把两千多块钱全部买了果树秧，七天大突击，就都栽上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下栽上了一个祸害。去年天早、地干，他们没有组织社员再浇一遍水；人冬以后，也没有用山草把小树秧裹起来，临近春节，又赶上奇寒。结果，把百分之八～于·　的苹果树秧都给冻死。本来这件事情应当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才会暴露出来，偏巧一个放牛的老头，因为一头牛钻进树园子里，撞折了一棵，一细看，是死的，起了疑心。他又检查几棵，也是一撅“嘎巴”响。他回到村里一宣扬，这一下可就炸锅了！杨广森跟高大泉一样，从党员训练班毕业回村正巧遇上这场乱子。他本想按照学到的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带领社员大干一九五五年。没想到，一进门槛儿，就被抱怨声给包围起来。有的社员连会也不开了，活也不干了，明明手里有钱，也跑到社里借支；不借给，就跟会计大吵大闹。区委书记老崔闻到信赶来，想帮着排解排解纠纷，也给陷了进去。有人认为他袒护干部的错误，说什么也不肯听；折腾两天，不仅没有能解决间题，反而越闹
  越乱糟．
  燕山区是全县两个重点区里边的一个，
  起互助合作组织的模范村，以梁海山和谷新民两个人，
  闹出这样的问题，
  红枣村又是最早搞影响极为不利。所
  听到老崔的电话汇报以后，就连夜地
  赶到这儿。
  王友清在村南边、山坡下的大柿子树跟前碰见了县里的两位领导。
  看样子，他们好像刚开完会，或是刚吃完饭，到外面一边散步，一边谈心。梁海山的脸色通红，谷新民的脸色苍白。王友清做梦也没想到，这儿遇上了倒循的事儿，开口就间两位领导燕山区的书记老崔又在这儿搞起什么“新名堂”。两位领导就把红枣村发生的风波简要地告诉了他。
  王友清听了，先是一愣，紧接着，胸口就怀悴地打起鼓来。他迫不及待地叮问：“你们来了以后，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谷新民扔掉手里的纸烟根儿，使劲儿裹了裹苫披着的皮大衣，语调沉重地说；“你太乐观楼。不会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呀！　〃　梁海山却显得很轻松地接着说：“是呀，不容易。不过，要认为解决起来就难的不得了，也不合乎实际。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嘛。我仃要是不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办起这么多的农业社，哪会有这种徉式的乱子发生呢？依我观察，包括那些意见最大的社员在内，谁也不想退回去单干。他们都想前进，都认为应当前进。这是最有利的一个条件。所以我认为，不论出现什么乱子，总归能解决，肯定能前进。”
  王友清说：“燕山区发生这样的间题，我实在没有想到。”梁海山说：“是呀。你没有想到，杨广森、老崔没有想到，我和老谷也没有想到。都没有想到，还大惊小怪什么呀？如果打屁股，先打谁呢？我看得先打那个‘没有想到’的县委。燕山区是县委抓的山区典型嘛。在县委里边，我又得先挨打。我分工包这个区嘛。”
  谷新民轻轻地摇摇头说：“我觉得，目前不是评议谁承担责任的时候，而是要设法平复群众的不满情绪，〃
  梁海山反间他：“你说，靠什么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平复呢？〃
  谷新民说．“我们两个，应该当众批评杨广森和老崔的错误，不能袒护；在经济方面，从县里开支一些钱，补上他ftJ　的损失。梁海山大手一摆：“你这两条，都不合原则。杨广森要把补偿款用到建苹果园这件事做成以后，县委发了通报，向全县表扬，这说明我们是支持他的；到了冬季，县委既没提醒他加强管理，也没有再派技术人员帮助检查，这又说明我们没有支持他。如今乱子闹出来了，你光批评杨广森，他自然有口难辩；拨一些钱给他们填上坑子，群众也会满意。结果会啥样呢？是非混淆了，真正的经验教训没有总结出来，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把群众的思想引到歪道上：红枣村这个模范村，就算报销了！　〃
  谷新民苦笑了一下，说：“你呀，并非原则问题，也是这样地难以转个弯子。好吧，你认为怎么解决合适，就怎么解决。我下午要回县了。我得赶快跟田雨到别的区看看，免得再闹出新花样儿来。”他转身向发呆的王友清问：“你们那儿怎么样，还平安吧？〃
  王友清说：“眼下，倒没有发生什么事儿。”
  谷新民放心地点点头说：“这就好。你要盯着芳草地，可不能让他们那儿也闹点什么乱子。对啦，他们那个改造土壤的试验，商量了没有呢？〃
  王友清回答说：“高大泉回村以后，发现一些情况，想不先动手搞这个…　…　”
  谷新民又点点头：“好，小心点儿于好。”
  梁海山立刻追问：“怎么又不搞了？他想到这个主意的时候，劲头儿很足哇。改造土壤，变更自然条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他们要是搞成功了，就会给半个县的地区打开迅速发展生产的门路呀！〃
  王友清赶紧从挎兜里掏出高大泉交给他的那份汇报，递给梁海山说：“他有些新想法，都写在这上边了。请你们二位指示指
  示吧。”
  梁海山有点疑惑不解地打开信封。
  这位县委书记，随着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兴起，信心更足，劲头更大。农业社组织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他原来的设想。这不仅没有使他担心，反而使他萌起一个新的念头．步子有可能迈得更快一点儿．为了加快步子，他考虑到应当让基层的领导骨干在思想方面和能力方面都能有一个相应的提高。让他们更自觉地战斗到第一线。于是他倡议办了个学习“社会发展史”党员训练班。而且，不惜让眼前的工作受一点影响，把高大泉、杨广森这样的一批骨干也都抽上来了。通过一个多月的学习训练，他认为，应当满意，收到了预期效果。特别是高大泉，不仅学习成绩优秀，在学习过程中，就理论联系实际，雄心勃勃，要改造大草甸子的土壤。这个高速度发展生产的措施，给县委书记很大的鼓舞。正在他等待成功的喜报的时候，怎么会得到一个令人扫兴的消息呢？难道说，芳草地也像红枣村一样，发生了意外变故吗？梁海山几乎带着几分紧张的心情，看起汇报。看着看着，他的两只眼睛里，却渐渐地放起光芒．到后来，他一边看，一边在兜里摸了一阵儿，掏出一只使剩下半截的红铅笔，把汇报托在左边的手掌心，在纸页的儿段文字上，画开了重．点号：
  我们从腊月二十八到年三十，连续召开了三天党支委扩大会议。我们学习了《　社会发展史》　的主要章节，学习了《　政治经济学》　的有关问题，重温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指示。用这些理论和政策精神，检查了我们最近一段的工作；当作镜子，照了照我们当前的情形，摆了摆农业社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因为农业社组织的扩大，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情况都起了变化。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新的情况，来部署我们的工作。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我们东方红农业社步步前进，提高到今天的水平，有些社员的劳动热情、爱社的心气，都不是增加了，倒是减低了，跟农业社组织和生产再往高发展的要求，出现了顶牛、拧劲的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为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fr！　反复讨论，没有完全弄清眉目。可是，我们这里边认识到一条道理：像我们东方红这样的老社、大社，出现这样多的严重问题，充分说明，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就搞不了社会主义。不知这个道理认识得对不对？准不准？很希望得到领导的指示。如果我们这个认识不错，那么，我们打算通过改造大草甸子的土壤、发展生产的这场活动，有计划、有措施地来改造社员们脑瓜里边的小农经济思想。这些旧东西得到改造了，才有可能把大草甸子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样子口另外，我们还认识到，发展生产，得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光是空对空地喊不行。因此，我们打算拿出一种快刀斩乱麻的劲儿，办好下列几件事儿，创造条件、开出路子：第一、集中农业社的一切财力；第二、集中农业社的一切人力；第三、这些条件见了成效，就向大草甸子发动一场进攻战！
  ．…　…　，．…
  梁海山把汇报看了两遍，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举给谷新民说：“老谷，老谷，你快看看，这是多么好的一篇文章！　态度积极、正确，认识新鲜深刻，措施具体、对头。太好了。”
  谷新民很奇怪地看看梁海山的激动表情，接过他递来的汇报；同样带着几分好奇心，翻看起来。
  王友清又把摆在手上的一封用报纸糊成的信封，举给梁海山：“这是朱铁汉让李区长捎给您的。还挺保密，不知啥事儿。”梁海山赶紧接过来打开，只见里边是一封信。
  梁书记；您好r！　工作顺利吧？
  支部送来一份汇报，您一定看见了．您一定很同意我们的看法和做
  法。那个汇报，是我们大伙讨论之后，山团支书秦文庆起草的。高大泉同志义把它改了一遍。那＿！　边有几个例一子，对吧？有的例了没有姓名，对吧望那是高大泉同志给明去的。例子里边，本来有我．他这样做不好。我又说不服他。一个党员，做错了事情，对上不能瞒领导，对下不能骗群众，错了就说错了，人家好帮助我改，刚让我兴村长那一年．我还是挺小心地干工作的。、九五四年整个情况都很平静。生产上去了，红旗拿到了，我就觉着自己还是块材料，能担起来。我就起变化了。别人越说东方红社好，我越想让它显着更好点儿。谁提出能显着农业社有优越性的建议，我就点头，就指示干。盖饲养棚，要养那么多的猪，要多给社员分点钱，要提前归还投资，全是我主持全盘工作那会儿干的。高大泉同志没在家．他没责任。周忠同志病着，有的事儿他不同意，我不听，还是干．有的事儿，我没跟他商量就办了。他也没责任。姜波同志在学校里工作，对社里的事儿不坚持意见。吕春江一张嘴，我就跟他瞪眼，有话也不敢多说了．反正都是我的责任。我这传染病，也传染了社员．当然，有些社员也传染我不少的毛病．可是，这几天开支委会，同志们都不狠狠地批我，到了社员会上，他们把错事都说成是支委会的。这不好，我得跟县领导声明一下。
  还有，写这份汇报的时候，副社长秦恺不大赞成往上级报那么多的毛病，怕上级以为我们这儿好像出了啥大事儿．我也觉着，毛病是有，还没严重，全县的红旗社．往外抖落这个，弄个啥影响？所以我就提议改得轻一点儿。高大泉和老周忠限我一谈，我通了，红旗社就红在敢承认错误，又能改正错误，要不那就变成白旗社了。我觉着，县委应当把我们的错误发个简报，发全县、让所有的农业社都别再犯我们的错误；要不然叮不得了，社会主义就搞不下去了。我这个意见，肯定是对的，请领导考虑。
  朱铁汉写
  梁海山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