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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最后，章彬彬声音都有些哽咽了，她羞愧地低下头。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些，才接着说：“小任，作为一名老警官，一个大队干部，我没有及时把这么重要的情况向领导汇报，心里难免很不安，很痛苦。这就成了我心理上的一种负担和折磨。我下了决心要离开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女子监狱，去从事一项我完全陌生的工作，也许就是想摆脱这种负担和折磨吧！”
  章彬彬在临行前把这个秘密向我透露，自谴自责又是那样诚恳，我不仅没有把她看低了，反而更把她看高了。惟其如此，人，才是真实的，可爱的。那些经过化妆师精心化妆过的人物，往往犹嫌自己不够高大完美，或在眉心点一粒美人痣，或在额头画一圈太极图，可惜往往也就事与愿违，把自己糟踏成一个贻笑大方的小丑。
  淡淡的灯光照在章姐大病初愈的脸上，好像镀了一层圣洁的光。我紧紧握着章姐的手说：“太感谢你了，章姐！你这些话够我受用一辈子！”
  时光在这种推心置腹的叙谈中飞快流逝，转眼到了十二点。
  我不敢再打扰章姐的休息。临走时我们相约，次日出早操时我会在大操场上为她们送行。可是，林荫道上怎么至今不见章姐的轮椅车？
  我向通往“女儿国”的林荫道一再张望的时候，王莹、董雪从大门口向我匆匆走来。她们说：“任思嘉，你还在这儿傻等呀，章大队长早就走了！”
  我大为惊诧：“这怎么可能？我一直在这儿等她的。”
  王莹说：“章大队长就怕惊扰大家，不让人家送行。她们一家在清晨五点钟就悄悄上路了，这是门卫亲口说的。”
  董雪说：“赵监狱长也起个绝早，一直在办公室候着，准备了我们女监自产的许多柑橘，要送给章大队长的。你看，我们大家都等了个空。”
  我一下子心头空落落的。章彬彬走了，这怎么可能呢？五大队两百多名女犯，是多么想再看她一眼呀！
  我神情凝重走向女犯队前，大声宣布：“操练结束，原地解散。”
  女犯们第一次对我的命令置若罔闻，仍傻不楞登站着。良久，吕金妹才怯怯地问道：“报告任大队长，听说章大队长是今天走的，可是，她人呢？”
  我说：“这事你们怎么知道的？”
  关飞鸾说：“报告大队长，这两天女监的干部们，到处都在传说这件事，我们是无意中听到的。所以，我们就编了一个大花篮。”
  原来她们和我一样，早就期待着这天清晨给章彬彬送行。这时，有几个女犯把一个特大的花篮抬了出来。昨天，三中队的女犯们利用下大田、进果园干活的机会，你一束，我一朵，采撷了许多鲜花。大家又悄悄加了个夜班，就编扎成这个我从未见过的、硕大无比的花篮。花篮的边缘插满了带着青枝绿叶的石蒜花、野啬薇、羊角花，构成一个五彩缤纷的锦屏，中间的位置，是由九十九朵山茶花连缀成的一颗巨大的红心，象征着献花者的深情厚意和衷心的祝福。
  面对这个大花篮，面对这许多曾经犯下种种罪行而现在又渐渐人性复归的女犯，我一时说不出话。
  我回转身，向远处眺望。雾气迷蒙的目光，掠过水波粼粼的清水潭，掠过通向山外的弯弯曲曲的公路，掠过白云缭绕的巍巍青山，但我没有看到章彬彬远去的踪影。她真的走了吗？
  哦，眼下又到了鸾飞草长的暮春三月，在清水潭旅居了一个冬春的丹顶鹤群又开始长途漫漫的旅行。
  鹤群披着晨光，驾着白云，在清晨格外湛蓝的天空向北飞翔。站在大操场上不肯散去的女犯们，都齐刷刷地转向北方，举手搭着晾棚儿极目远眺，为渐渐远去的鹤群送行。那蓝天上洁白的鹤群，和操场上无数真诚的目光，在这青山碧水的清水潭畔，构成一幅多么动人的景象。
  霎时间，鹤群与白云融成一块儿，在天边消失了。但大家知道，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丹顶鹤们还会成群结队往南飞来，又栖息在清水潭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像丹顶鹤一样沓然远去的章彬彬，还会回到她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清水潭吗？
  我心里有些失落，有些惆怅；同时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３日－４月３１日初稿
  ６月６日－１２月２６日修改定稿
  后记
  年轻时候去动物园参观，看见铁栅栏里关着一只毛色斑斓躯体庞大的华南虎。它屈起后腿抻直前腿安静地侧卧着，任站在铁栅栏外的参观者怎么吆喝，怎么挥手，都一动不动，连眼皮也懒得抬一抬，简直像只慵懒而温顺的猫。然而，一会儿，我就明白关在铁笼子里的老虎仍然是可怕的食肉动物。因为当饲养员从一个小洞里放进一只小兔的时候，那头华南虎一下子就精神抖擞站起来，虎虎生威地一步一步向小兔逼过去，伸出一只前爪轻轻一拍，小兔就成了它的点心。
  若干年后，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去过许多监狱，看到铁窗里的囚徒，不管是盗窃犯、抢劫犯或是杀人犯，都脸无表情低眉顺眼的，让我想起那头关在铁栅栏里的貌似家猫的华南虎。这两件事引发我许多奇思异想：囚禁于大墙内的罪犯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一个平常的人怎么会坠入犯罪深渊？在那种极端异常的生活环境中，罪犯们昼思夜想些什么？那些已经异化了的人性在人道关怀下还能获得人性复归吗？这些问题在我脑中久久萦回，就成为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初动因。
  当然，仅仅靠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要写一部长篇，那是远远不够的。从１９９７年起，我又跑了好几所监狱，走进那些被高墙铁窗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空间，采访了数十名管教干部和服刑人员，对那些“貌似家猫”实是老虎的罪犯有了更多的了解。再经过两年多酝酿构思，找到了一种适合于表现人物复杂心理的多视角的自述式叙事手段，一个想象中的小说世界渐渐成竹在胸，我便坐在电脑桌前，一个字一个字敲出这部长篇。
  关于小说，一百个人可能有一百种解释，而我比较欣赏米兰？昆德拉标新立异的说法：“小说惟一存在的理由是去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人的“具体存在”，亦即人的“生命世界”。昆德拉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研究存在。”
  他认为“现实”是已经实现了的既成事实，而“存在”却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生活发展的可能性总是多种多样的，这就给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根据我的经验，只是需要对昆德拉的话稍作修改而成为这样一句话：“小说需要研究现实，但是表现的却是存在。”这样也许更易于为国人理解和接受。不研究现实就没有创作的源泉，但拘泥于现实就会束缚想象的翅膀。这部小说有个副题叫“女子监狱纪事”，但决非那所女子监狱的实录。实录生活，手中掌握现代摄像机的摄影师们肯定比作家更有作为。我的小说是一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现实与非现实相交融的主观想象中的生命世界，其中贯注作者的审美评价与理想主义是毫无疑问的。
  监狱，是个幽闭而神秘的世界。它的高墙铁网和门卫森严往往令人望而却步，因而在当代文学中以监狱为背景的小说寥寥可数。以我的孤陋寡闻，至今尚未见到一部涉及监狱改革严肃主题的长篇小说。我之所以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关注这个几乎为文学所遗忘的角落，一是出于对那些默默奉献的管教干部的深深敬意，二是出于对那些罪孽深重的生灵的怜悯（但我同时主张对罪犯给以司法严惩）。这两种感情在我胸中燃烧，在我心头撞击，终于有了这部小说。我想此书如果除了有幸受到一般读者青睐之外，还能逾越高墙铁窗，进入那个文化生活相当贫乏的社会禁区，成为我所敬仰者和怜悯者的案头读物，那对我将是莫大的慰藉。
  我不敢说我的写作已经呕心沥血，但我的确写得很投入，很刻苦。开头写初稿那两个多月，我几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成天沉浸于想象中所建构的小说世界。结果体力透支，弄出个隐性胃出血，直到有一天血压骤降，脸白如纸，连上楼梯也抬不动腿，才到医院急诊，一查，血色素只剩下５．６克，差点送了老命。在病榻上躺了一个月，我记住了这次惨痛教训，往后学会控制自己，每天只在电脑桌前坐三四个小时，写两三千字，好像跑长途似的，不急不躁，不停不歇，慢慢悠悠，持之以恒，花了一年时间，终于跑到终点。
  当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要在这里真诚地感谢责任编辑杨葵先生。他是位优秀的文学编辑，编过许多好书，同时还写小说，写随笔，编电视剧，竟以超过我预想的速度做好了这部书（这是我刚学会的新词。北京文化人现在把编书说成“做书”，把研究电脑说成“做电脑”，把开发软件说成“做软件”）。我把拷有书稿全文的软盘寄给杨葵一个月后，他给我的电话中只说了一句话：“挺好！挺好！快快把打印稿寄来！”但我自己并不以为已经“挺好”了，为了不辜负责编的激励与厚望，我又花了三个多月时间从头至尾修改两遍。当然，以目前这样的面貌呈献给读者，仍是不能尽如人意的，我期待着读者与方家的批评。
  后记２００１年３月５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