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满脸泪痕，泣不成声，不断哭诉：
  “我十天前还来看过佩芬，她还好端端的么！那知我昨天正在西源市开会，却突然接到电话，说她走了！天呀，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估摸佩芬的老爸老妈都犯心脏病—你们看，她妈这会儿就躺在医院里—这可能是一种遗传，佩芬也得了这种要命的病，真没想到呀，你看她说走就走，这样突然，这样可怕！我从西源市开车赶来，她已经咽了气。”
  亲友们陪着我黯然掉泪，感慨唏嘘。当然，因为我把一切可疑的痕迹都处理干净了，谁也不会发现有什么蹊跷。就连那个才十八九岁的小保姆，也被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痛哭，糊得一愣一愣的，决不可能生出半点疑心。
  梁佩芬还是个罪犯的身份，追悼会当然是不宜开的，待几个亲朋好友来告过别，当天下午，我就把她送到火葬场。第二天，我亲眼看着一具蒙着白布的尸体推进了火化炉，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想，现在可是万事大吉了！梁佩芬已经化成袅袅青烟，化成一撮灰烬，尸也毁了，迹也灭了，谁还能说我是杀人凶手呢？嘿嘿，１５０万港币和３３万美元的存款单，万无一失地装进我的内衣口袋里，你梁佩芬还能从骨灰盒里蹦起来，分我的抢我的？你这个该死的葛朗台、阿巴公，谁叫你当初连四六分、三七分甚至二八分的条件都不肯答应呢！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这些刑警也真是太神了，说是在梁佩芬的遗体里检出了氰化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在梁佩芬的一小撮骨灰里，还能检出这种剧毒品的化学成分来？我真是百思不解，死不瞑目呀！
  咳，你们这些刑警，真是些比神探亨特还要厉害的神探！如果不是栽在你们手上，我和我的川妹子“小蜜”，这会儿也许正躺在瑙鲁的海滩上，惬意地欣赏太平洋上的岛国风光呢！
  任思嘉——
  听杨罗亭讲述他的犯罪故事，我一阵阵毛骨悚然。太可怕了，一个党员，一个干部，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家伙，居然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妻子。你看，他面对妻子的遗体，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百般作践，脸不变色心不跳，他到底中了什么邪？
  都是为了金钱！为了可爱而又可恶的金钱！
  从电视屏幕上，我看着杨罗亭那张被罪恶扭曲了的丑恶的嘴脸，不由想起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诅咒金钱的那一段名言：金钱“能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其实，莎翁说得并不全面，纵观世界发展史，当金钱在正常劳动和法制轨道上运转的时候，它往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杠杆，是催人奋进的动力，是调整种种人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润滑剂。但是，人们的行为一旦与正义、道德和法律相悖，金钱就能够使善良变成邪恶，使纯洁变成贪婪，使君子变成盗贼，使天使变成魔鬼，使一心念佛的宗教徒变成凶残无比的杀人犯。
  关飞鸾、吕金妹、谢芳、洪月娥、朱亦龙、梁佩芬、杨罗亭，等等，等等，当今社会有多少人被金钱腐蚀、扭曲、异化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畜牲虫豸呀！我们的监狱管教工作，除了对罪犯的惩罚，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畜牲虫豸”重新转化为人。
  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两名武警战士把杨罗亭架了起来，他艰难地拖着铿锵作响的镣铐，慢慢地走回号房去了。但是，他死不瞑目的那个疑问，却让我十分纳闷而且极感兴趣。是呀，杨罗亭投毒杀妻可谓费尽心机，他们分居两地，而且亲眼看着梁佩芬送进了火化炉，警方怎么还能从被害者遗体上检出氰化钾，接着寻踪觅迹而逮住这个杀人犯？
  公安局林局长笑笑说：“你想知道我们是怎样破获这桩奇案的吗？说起来，真得感谢梁佩芬的老母亲啊。她是一位少有的奇人！多亏了这位奇人，我们才能顺利地破了这桩神奇的案子。”
  ９月３０日早上，梁佩芬家的小保姆做好了早饭，把梁佩芬的母亲扶上轮椅，推到饭厅准备用早餐。但是，梁佩芬却迟迟没有从房里出来。这种事过去也常常有的，梁佩芬神经衰弱，夜里失眠，早晨爱睡懒觉。老太太在饭厅等了一会儿，有点不耐烦了，要小保姆去叫梁佩芬。可是，小保姆叫了半天门，房里没有一点动静，便轻轻推门进去。一看，可吓坏了！只见梁佩芬穿着睡衣一动不动地蜷曲在床上，鼻孔和嘴角淌着污黑的血。叫她不应，推她不动。显然，她已经死了！小保姆丢魂失魄地奔到饭厅，还不敢对老太太说梁佩芬死了，只说，阿姨可能是生了大病，你快去看看！就推着轮椅把老太太送进梁佩芬的卧室。老太太看见女儿痛苦得扭歪了嘴，而且鼻孔流血，一下子就晕了过去。后来，是干休所的几个管理干部赶了来，及时把老太太送往医院。
  抢救小半天，老太太慢慢苏醒过来了。她恢复知觉脑子能够运转之后，想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女儿那张变形的流血的脸。
  她眨巴眨巴眼睛愣想愣想，怎么也想不起女儿患过什么致命绝症，怎么突然就一命呜呼？是自杀吧？不可能，女儿虽然是个保外就医的罪犯，可是，她这些日子情绪还是相当稳定的。那么，剩下惟一的可能，就是他人谋杀了。那么，凶手是谁？那个小保姆？不可能！小保姆是个农村姑娘，心地非常善良，在老太太家待了两三年了，简直像老太太的小孙女一样。再说，她如果杀了人，也不敢再待在这个家里呀！
  老太太虽然是个瘫痪病人，脑子还是蛮管用的。不仅如此，老太太离休前还是省公安厅的一名老处长。干了一辈子公安所养成的精明、机智、镇定，这时可派上用场了。
  老太太躺在病榻上继续愣想愣想，最后就想到了女婿杨罗亭。一年多来，杨罗亭每次来看梁佩芬，两人总是为了一笔什么钱的事发生口角，常常吵得不欢而散。莫非是那个家伙图财害命？
  一想到这里，老太太的血压又骤然升高，脸上一片灰白，气也喘不上来，神智又迷迷糊糊的。医生、护士又一阵忙乱，给她打针输氧。慢慢地，老太太又活了过来。与其说是药物作用，毋宁说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是为女儿报仇雪恨的愿望的召唤。据老太太后来说，她觉得死亡已经真切地向她招手，她觉得魂魄越飘越高，像断线的风筝，差点儿就飘得不见影了；她觉得脉息越跳越慢，像耗尽了电池的收音机，几乎听不到什么信号。她想，完了，完了，这回准是死定了！但是，她眼前老是晃动着女儿七窍流血的脸，她模模糊糊意识到女儿死得很不正常，死得很冤。如果自己也这么轻易地撒手人寰，女儿的冤情就要石沉大海。一股爱恨交加的火焰，在老太太胸中熊熊燃烧起来，使她体内忽然生出一股精气神儿，把她从阴阳界上拉了回来，看看洒满阳光的病房，她又神奇地恢复了知觉。她使劲地眨巴眨巴眼睛，非常迟缓地把快要僵死的脑子启动起来，总算能够想点事了。她曾经想到快快报警，但是，她自己又把它否定了。这事也没有绝对把握。万一此事和杨罗亭无关呢，闹得沸沸扬扬，此后和杨罗亭怎么相处？就算并不稀罕这个不肖的女婿吧，小外孙女婷婷她可是老太太疼得像心肝宝贝的命根子呀！怎么办？怎么办？听小保姆说，杨罗亭已经把佩芬的遗体送往火葬场，明天就要火化了！没尸没骸，死无对证，这一桩冤案怎能弄个水落石出？
  就在老太太忧心如焚万分作难的时候，她的一位老战友、老姐妹来医院看望她。支开医生、护士之后，老太太老泪纵横地跟老姐妹嘀咕了好一阵子，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她请老姐妹的儿子的一位朋友，转弯抹角的又找到火葬场的一位殡仪馆馆长，悄悄地用一具无人认领的女尸，换下了梁佩芬的遗体，冒名顶替地送进了火化炉。第二天，又悄悄请一名法医给梁佩芬做了解剖化验，一下子就验出了氰化钾的残留物。
  看，这位半死不活的老太太，是不是个奇人高人！而自作聪明的杨罗亭呢，却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章彬彬——
  那天洪月娥朝天放了一枪，小黛晕倒在地，脸白如纸，眼睛紧闭，我连连叫她，竟不会吱声了。我就吓得哭起来。刚才，洪月娥把枪口对准我的脑门，我不害怕，更不会哭。可是，一看我的小黛不省人事，我立时魂飞魄散，六神无主，只顾抱着孩子一直叫，一直哭，脑子里一片糨糊。
  赵监狱长说：“莫慌！莫慌！我们马上去医院！”
  赵监狱长命令任思嘉、王莹等把洪月娥押回清水潭女监，她自己陪我上了警车，直奔西源市人民医院。医生给小黛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折腾了许久，小黛才慢慢睁开眼，不住哼哼唧唧，却说不清一句话。更要命的，是她的黑眼仁儿集中不到眼珠子中间来。那一粒人见人爱的黑葡萄儿，一会滑向眼珠左边，一会又滑向眼珠右边，一会藏在上面，一会又躲到下面，眼里总是大片眼白，看人看东西都是傻乎乎的。我心里一阵阵刀剜针扎似的痛，叫又不敢叫，哭又不敢哭，只顾眼泪哗哗流。
  接着，医生给章黛做了ＣＴ和核磁共振检查，诊断出章黛右脑腔隙轻度梗阻，是受到猝不及防的巨大惊吓造成的。天呀，我哪有勇气面对这严酷的现实：小黛小小年纪，要是落下个脑病，连话也不会说，将来怎么上学，怎么生活？
  医生就宽慰我，说现代医学发达，这种病症并非无药可治。
  但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慢慢地打针服药，把梗阻在脑腔隙的小血块化解，打通，一般来说，还是可以康复如初的。
  隔天，小黛她爸崔一峰从省城赶来了，看到孩子成了个哑巴，恨得牙根咯巴咯巴响：“狗日的洪月娥，我恨不得亲手宰了她！”
  任思嘉等姐妹也来看望小黛，见小黛只会翻白眼，自然又想起洪月娥持枪拒捕的穷凶极恶，也忍不住骂声连天：“这个洪月娥，真该千刀万剐！”
  我自己天天守在小黛床前，看见小黛脸色苍白，看见小黛目光呆滞，看见小黛时不时抱着小脑袋哼哼唧唧，看见小黛想说话却说不出一句话，就一边落泪，一边把洪月娥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女人哪还有一点人味啊！她贪污盗窃，败坏人民警察的荣誉；她劫持自己的干女儿，是个狼心狗肺的畜牲！我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发誓：洪月娥，与公与私，我都跟你不共戴天！
  在医院里，我和崔一峰除了看护小黛，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洪月娥。我们都是老政法干部，对刑法了如指掌。我们一桩桩罗列洪月娥的罪行：她与朱亦龙内外勾结，贪污盗窃；她接受梁佩芬的贿赂，徇私枉法；她劫持儿童，持枪拒捕根据《刑法》第２３８条，第２３９条和第３８３条第２款，她洪月娥已经足够处以极刑而必死无疑。
  就在这时候，我接到西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传我出庭作证的通知书。我和崔一峰都意识到，我们报仇雪恨的日子到了！我把小黛交给她爸看护的时候，崔一峰说：上了法庭，你该知道说些啥吧？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放心，我知道！
  我步入法庭的时候，感到法律至高无上的威严带着一股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审判台上，正中坐着身穿白色制服的审判长，左边坐着穿同样制服的书记员，右边坐着穿墨绿制服的公诉人。
  审判席右侧的座位上，坐着被告的辩护律师。正对审判台的被告席上，站着我的仇人洪月娥。她身上的警服被扒下了，穿着一身灰不溜秋的便服，像只其丑无比的大灰狼。证人席在被告席旁边约三四步远。这样的距离使我想起追捕洪月娥的时候，她就在咫尺之间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但是，今天我们俩互换了位置，我的证词将像出膛的子弹，有足够的杀伤力把她置于死地！
  我从容走上证人席的时候，听到听众席上掀起一阵细微的喧哗，随即有许多同情的目光向我集射过来。我知道，洪月娥被捕之后半个多月，一个小小的西源市，早把洪月娥的对立面—我的不幸的故事，传播得家喻户晓。正义的舆论站在我的一边那是肯定无疑的。我向右侧身，望了眼庄严的国徽；我向左侧身，正面对听众。听众席上座无虚席，坐满了新闻媒体的记者和各界代表；其中有一大片橄榄绿，因为洪月娥案发生在清水潭女监，女监理所当然来了许多代表。我看到了任思嘉、王莹、林红、董雪等等熟悉的面孔。越过黑压压的人群，我向她们投去匆匆一瞥，任思嘉等人把灼亮的目光迎了上来，传递着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