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一个年轻的审讯员提审案犯。作为一个配角，我没有出现在审讯室现场。但是，我坐在离审讯室不远的小会议室的皮沙发上，面对一台２９时大彩电，通过监视系统的转播，对审讯室里的一切了如指掌。
  审讯室只有五六个平方。室内除了一张审讯台和一张供罪犯落座的椅子，再没有其它摆设。审讯台和椅子都是用钢筋水泥浇铸的，和水泥地面入地生根地联在一起。这样的桌椅当然是出于对罪犯的一种防范。审讯室天花板的四角，有四盏二百瓦的白炽灯，对于那些特别冥顽不化的凶犯，在必要的时候，打开这些炽热强光的白炽灯，有时候能够摧毁他们坚如顽石的精神防线。
  儿，两名刑警把杨罗亭押了进来，让他在混凝土椅子上坐下。当他抬头面对审讯员的一瞬间，我看清了他的全貌。他仍然是西装革履，戴副金边眼镜，斯斯文文的。但是，我发现他明显地瘦了，老了，气色萎靡憔悴，头发几乎完全花白。如果他原来的满头黑发不是染的，那么，他就像伍员过昭关一样，一夜之间忽然白了头发。
  审讯员问道：“姓名？”
  “杨罗亭。”
  “籍贯？”
  “江西于都。”
  “年龄？”
  “４４”
  岁。
  中国的审讯毫无例外都是这样开始的。我想，这也许是一种必要的验明证身的程序。
  进入实质性审问时，杨罗亭开始顶牛。他申辩说：“你们知道，我是市经委主任，工作非常忙，梁佩芬保外就医住在娘家，我一个月也难得回去看她一次。她突然死亡那天，我还在西源市参加市委扩大会议。那天晚上，我在会上作重点发言，这是数百名与会者有目共睹的，我怎么可能投毒把梁佩芬害死？难道我有孙悟空的分身法不成？你们不要冤枉好人了，中年丧妻已经是我人生的一大不幸，你们还想制造一起冤案加害于我！”
  杨罗亭说得滴水不漏。他深思熟虑所筑起的防线严密而牢固。审讯员抓住他的薄弱环节发起攻势。
  “杨罗亭，你没有作案，你为什么要卷款外逃？”
  “这不能叫卷款外逃。我这是去香港取款。我是梁佩芬的丈夫，是她的财产的合法继承人。”
  “你知道梁佩芬这笔巨款是怎么来的吗？”
  “这、这是我们多年的积蓄”
  “这是你们多年的积蓄？你们两人每月有多少工资？生活费要多少？孩子要花多少？靠你们那点工资，能攒下１５０万港币和３３万美元？”
  杨罗亭傻了眼：“这、这”
  “告诉你吧，这都是你们贪污、受贿得来的不义之财！”
  “这，这，我甘愿交公，我甘愿交公，可这都是梁佩芬贪污受贿的赃款，跟我没一点关系”
  杨罗亭死守他的防线，决不承认有杀妻之罪。审讯只好暂时搁浅。
  恰在这时候，两位刑侦警察走进了会议室，兴冲冲地向林局长报告：“局长，氰化钾的源头找到了，果然是杨罗亭下的毒手！”
  原来刑警们见审讯杨罗亭久攻不克，早就兵分数路，下到医院、科研所、兽医站和有关工厂进行“地毯式”的排查，终于在一家化工厂，发现在十多天前，杨罗亭下来检查生产的时候，向他们要了一小瓶氰化钾。他说他家老鼠忒多，需要一些剧毒剂羼在食物中消灭鼠害。厂长当时不敢给，杨罗亭就大为恼火，说他是个堂堂市经委主任，还能拿氰化钾去犯罪？你这不是太不信任我了？那个糊涂厂长害怕了，就给了他一小瓶氰化钾。现在，两位刑警已经把那位糊涂厂长传进局子，就在外头等候。
  林局长大喜，吩咐立即把糊涂厂长带到审讯室与杨罗亭对质。
  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审讯继续进行。
  当糊涂厂长站在杨罗亭面前的时候，杨罗亭脸色刷地一下煞白如纸，脑袋耷拉下来，像个抽了筋断了骨的人一样完全垮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为自己辩护。他说，是的，十天前，他的确向这家化工厂要过一小瓶氰化钾，那完全是因为家里老鼠为害，他是拿来对付老鼠的，跟梁佩芬的死一点儿也扯不上关系。
  审讯员质问：“街上到处都能买到灭鼠药，你怎么偏偏去向人家要氰化钾？”
  杨罗亭狡辩：“老鼠药我用过多少回了，现在的老鼠鬼精鬼灵，那些通常惯用的老鼠药，它们碰也不去碰。”
  审讯员斥责他一派胡言，但杨罗亭不是一语不发，就是滔滔诡辩。
  审讯又搁浅了。
  我们坐在会议室的皮沙发上，从电视屏幕上看见，杨罗亭的脸色非常难看，话也说得前言不搭后语，眼看要全线崩溃了。但是要完全拿下这个案子，还欠那么一点火候。杨罗亭一味抵赖，没有他的口供，解不开他如何作案杀人之谜，这个案子就不能算是完全搞掂。林局长为此很气恼也很着急，一连抽了好几支烟，也没想出个好办法，就问大家有何妙计。
  我想了想说：“据我的印象，杨罗亭还是非常爱他的小女儿的，能不能把她的小女儿带来跟他见上一面，让他有所触动，说不定能够痛快地低头认罪。”
  林局长点点头：“好！不妨试试看吧。”
  一会儿，婷婷由杨罗亭家的一位小保姆抱了来。我已经快一年没见婷婷了，这孩子长高了不少，但是，也许是破碎的家庭给她留下不愉快的阴影，活泼天真的天性在她身上消失殆尽，她清亮的大眼睛里有一抹忧伤，怯生生地低着头，不爱说话，没有笑容。看到屋里许多穿警服的陌生人，她吓得把头埋在阿姨的肩膀上。
  我走上前去说：“婷婷，还认得阿姨吗？”
  婷婷看我一眼，严肃地点点头。杨罗亭带她探监，我在会见室多次抱过她，这孩子对我至今仍有印象。
  我又说：“婷婷，阿姨带你去见你爸爸好吗？”
  婷婷又毫无笑容地点点头。
  我从小保姆手上抱过婷婷，大步向审讯室走去。到了门口，婷婷一下子就认出了杨罗亭，大声哭叫起来：“爸爸！爸爸！”
  杨罗亭一回头，看见婷婷，猛地想站起来，可是，他不能动弹。他的四肢被脚镣手铐铐在混凝土坐椅上。
  婷婷在我怀里大声哭喊着：“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杨罗亭泪如雨下，叫着：“婷婷！婷婷！”
  我说：“杨罗亭，你认罪吧，这样拖着，可是害苦了孩子！”
  杨罗亭大声嚎啕：“天呀！你们放了我，让我抱抱我的女儿，让我亲亲我的女儿！”
  审讯员说：“只要你能老实交代，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杨罗亭哭泣道：“我交代，我交代，只要给我三分钟，让我抱抱我的女儿，我什么都交代，行吗？”
  审讯员示意两名武警战士给杨罗亭打开脚镣手铐。
  杨罗亭一下子从我怀里接过女儿，拍着，亲着，鼻涕眼泪弄脏了婷婷的脸。也许，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亲吻自己的孩子，迸发出的父爱，带有生离死别的性质，卷起一阵贪婪而疯狂的风暴。我和在座的刑警们都黯然无语，审讯室里的空气仿佛在杨罗亭父女的抽泣和嚎啕中猝然凝固。
  审讯员几乎忘记看表，时间过去五分钟，甚至十分钟，待杨罗亭和婷婷都哭得天昏地暗，几乎晕厥过去，才提醒说：“杨罗亭，行啦，给你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
  杨罗亭这才依依不舍地把婷婷交还我的怀抱。
  审讯员说：“杨罗亭，你现在开始交代吧！”
  杨罗亭噗通一声跪在地下：“我，我还有个最后的要求！”
  审讯员说：“你说吧！”
  杨罗亭说：“梁佩芬存在香港银行的那一笔巨款，不用说，绝大部分是她贪污、受贿的非法所得，但是，也有极少数可能是她的合法收人的积蓄。我要求政府留下二十万元作为我的女儿婷婷的抚养费和教育费。这个要求如蒙批准，我立即交代我的全部罪行。”
  审讯员说：“你等一等，让我向领导请示。”
  审讯员走了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对杨罗亭说：“局长说了，你这个要求，原则上是能够同意的。你开始交代吧！”
  杨罗亭说：“好，我交代，我彻底交代。”
  杨罗亭——
  警官同志们，听我说吧！我反正是个快死的人了，也不怕丑，也不要脸，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你们就把我解剖解剖，我死了，也许还能当个反面教员。
  我和梁佩芬是在上大学时开始谈恋爱的。毕业那年结了婚。
  但我很快发现，我们的婚姻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我们出身不同，社会这个大舞台为我们提供的条件并不平等。梁佩芬因为有个好爸爸，一毕业就进了党政机关，我是平民家庭出身，只能在一所普通中学当教员。我们俩就像在同一条跑道上，兔子与蜗牛赛跑，差距愈来愈大。她很快当上科长、局长、副县长、县长、副市长，我呢，干了十年还是原地踏步—一个中学教员。那时候，人家介绍我的时候，我是没有职务的，人家也不知是可怜我呢，还是尊重我，说过我的姓名之后，总要加上一句：“他是我们梁县长的先生。”“他是我们梁市长的先生。”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这顶附加的桂冠。我感到我不是一个独立的大男人，而是她梁佩芬的附属品。梁佩芬在家里也是颐指气使的，好像我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仆人，要我办个事儿，都是“喂，你过来一下！”“喂，你去干个啥！”就像指使她的小秘书。我又是个天生不肯惧内的人，在家里总和梁佩芬磕磕碰碰，早就不堪忍受这种寒酸、压抑和孤独的处境。
  梁佩芬显然也发现我们关系中的尴尬。到了她握有常务副市长大权的时候，她给市委组织部长递了个眼色，不久，我就成为市经委的副主任，再过两年，我又当上主任。按说，地位相对地平衡了，我们的关系要日趋和谐才对。可是，没有！而且也绝对不可能有。因为这时我也有职有权了，巴结我求助我的人蜂拥而来。我的身边开始不缺女人。我身为市经委主任，管辖着一市八县的工交企业，下属的工厂、公司有上百家，你看有多少女人，和多少男人通过女人，来向我频送秋波大献殷勤。老实跟你们说吧，这些年我经手过的漂亮姑娘，没有一个排，也有两个班！但是，叫我真正动情的，是一个才二十岁的四川妹子。她毕业于重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挺有文化品位，又能歌善舞，不甘心只拿歌舞团那几个死工资，就跑到Ａ省来当歌星。我第一回听她的歌，就完全着迷了，牛气十足地献上个大花篮，红包是一万元！
  很快，她成为我金屋藏娇的“小蜜”。咳，她那份清纯，温柔，美丽和浪漫，完全征服了我，就像西施征服了吴王夫差，貂蝉征服了大将吕布，海伦征服了伊利昂城王子一样，我深陷泥淖，不能自拔。
  按说，为了我和那个川妹子的缘分，梁佩芬的锒铛入狱，正是一个天赐良机。梁佩芬在大牢里关上十五年，我和川妹子几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合法夫妻。但是，我又念着梁佩芬手头还有一大笔海外存款。她的受贿案发了之后，虽然也抄过家，而且抄走不少现款和金银首饰，但是，这仅仅是她的不义之财的一小部分。梁佩芬是个欲壑难填，敛财手段极其高明的女人。在她主持之下，她与港澳台商谈过十多个开发项目，光是经她的手廉价贱卖出的土地就多达６００多亩。那些从国库中得到巨大好处的商场老手，自然不会吝惜拨拉一勺残羹剩菜给别人分享。开头，梁佩芬这类活动对我也绝对保密。直到有一回，一位港商单独来我们家作客，临走时在他坐过的沙发上，悄悄留下一大沓用红纸包好的港币，我才发现其中的奥秘。从此，梁佩芬不再回避我了，有时深更半夜参加外事活动回来，也不顾劳累，一个人倚在床头上，有滋有味地点着挺括作响的美元和港币，疲惫的脸上尽是忍不住的笑容，比小孩子过大年还要高兴。然而，这些收人完全归她个人掌握。她说这是她的私房钱，绝对不许我问津。也许从那时起，她肯定听到了关于我的一些风言风语，女人对男人在情场上的风流韵事是特别敏感而警惕的，她对我就不能不防着一手。
  再后来，我发现梁佩芬又在不断地转移这笔不义之财。她每次出国或赴港澳办理公务，都把积攒下来的美元、港币悄悄带出去，存入香港银行或国外银行。而这些国外和境外的存单和存折，她存放在一个绝对秘密又绝对保险的地方，连我也不能知道。她没有入监时，我一无所知；她入监之后，我在屋里翻箱倒柜，也没能找到。因此，我断定最大的可能，是她转移到她娘家去了。她一出狱，就闹着要回省城养病，更加让我坚信这个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