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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月娥——
  你拉去枪毙开公审大会那一天，我没敢在会上露面，可我的眼睛一直瞅着你。我躲在我那间干打垒小土屋里，把报纸糊的小窗捅开一个小窟窿，像猫一样一直趴在窗台上，外头的情况我就看得一清二楚。你被大兵哥从车上提溜下来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爆炸碎成粉末了！你说你听不清台上讲话的人哇啦哇啦些啥，我可是一字不漏往耳朵里灌。过去有人在背后骂你是“猪公”，我还差点跟人家急跟人家动刀子呢，现在我听清了，一个、两个、三个好家伙，你总共干了二十三个！你不是“猪公”不是畜牲是个啥？可是一听到大会主席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什么的，我从窗台滚到桌上，又从桌上滚到床上，再从床上滚到地上，我不敢再看你一眼了！好久好久，听到田坝上传来一声枪响，我就晕死过去了。
  当天夜里，你爸到我家找我爸，两个老人在灶间旮旯里一边叹气，一边抽烟，一边嘀咕些啥。我听见你爸说，那田坝上根本就没找到亦龙的影子。我爸说，不会吧！我亲眼看见是推到上田坝开的枪，你会不会摸错了地方？你爸说，哪能呀，上田坝整爿山我都找遍了。我爸就抽了一袋闷烟，说，兄弟，那咱说啥也得给亦龙挖个坑儿，不能让孩子没个家。
  一听俩老胡扯瞎说，我心里有了一线希望。我想，是不是行刑大兵枪法不准，或者手下留情，那一枪打偏了呢？天呀，兴许你还活在这世上吧？你造了那么多的孽，是死有余辜，我也恨死了你呀！可是，我们毕竟夫妻一场；再说，文化大革命那乱糟糟的年头，出过多少冤假错案，你有那么大本事，能干那么多女犯，我心里也将信将疑。第二天，我一早悄悄上了山，找到你挨枪子的那个田坝，左看看，右瞅瞅，先是捡到一粒步枪的子弹壳，接着又发现一摊黑乎乎的血迹，再后来是一大群黑魆魆的苍蝇不断飞起又不断落下，把我引向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路上我都闻到你的血腥气。我心里欢蹦乱跳起来，心想那一枪果然没崩了你，你准是拖着伤口一路爬着往大山里逃了。后来，嗡嗡嗡的苍蝇不见了，你的血腥气也闻不到了，我心里一下就凉透了我想你真是逃得出虎口逃不出狼窝，你准是被豺狼山狗拖去当了点心。我知道清源山上历来豺狗猖獗，你那一百七八十斤犍子肉，还不够豺狼山狗塞牙缝！我踉踉跄跄回了家，胡乱拾掇些你的破衣烂衫，打成一个小包袱，交给你爸和我爸，就在那后山梁给你挖了一个衣冠墓。
  我一口气说到这里，站起来，推开朝北的窗子，往黑魆魆的山梁一指，说，朱亦龙，你来看，那爿山梁的苦槠树下，就是你爸和我爸给你垒的坟。
  你在我身后嘿嘿一笑：真要谢谢两位老人了，没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我接着往下说：朱亦龙，亏你还笑得出来！我爸和你爸是装着上山挖冬笋，胡乱给你挖个坑的。要是被人发现，非落个立场不稳，开除党籍的处分不可，你知道吗？
  你突然惊叫起来：啊，你看，那山梁上还有一团一团鬼火飘来飘去，莫非真有什么阴魂不散吧？
  我却一点不怕，一年四季，山上的鬼火我见多了。我说，这里建监狱几十年了，病死处死上吊自杀的囚犯有多少呀？嘿，我想你想疯了，还常常在深更半夜，把北窗打开，静静地看山上的鬼火哩。瞧，那鬼火也像阳间的大活人一样，分三六九等，有的大得像火球，有的小得像萤火虫，有的贼亮贼亮，有的像快灭的油灯。我就仔细地看，仔细地认，哪个鬼火是你死鬼朱亦龙的魂？
  你就连声告饶：快别说了，快别说了，你说得我头皮发麻，头发一根一根竖起来。
  你啪地一下关上窗。
  我不屑地啐你一口：呸，孬种！自己还怕自己的魂呀！回到房里我们接着说二十年前的事。
  我说，朱亦龙呀朱亦龙，整整二十年了，我做梦梦见你，你都是没有脑壳的断头鬼，满脸鲜血的屈死鬼，哪里想到你这家伙还好端端的活着！
  你就泪眼汪汪的凑过来要抱我亲我。
  我绷起脸来说：滚！朱亦龙，你给我站远远的，你害得我守寡二十年，在人前抬不起头，在人后遭众人骂，你罪大恶极呢，还想来沾我的边！
  你愣了片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天起誓说：天呀，我是清白的，我对你洪月娥绝对忠诚老实。二十年前那起所谓强奸女犯案，可是一起冤假错案。你想想，我二十出头就当上大队长，谁看了不眼红？不知是些什么家伙嫉妒我，血口喷人，栽赃诬陷，想把我整死哩！上天作证：我如果说半点假话，天打五雷轰！
  唉，我毕竟是女人，一个守寡守了二十年的女人，见不得一个大男人的眼泪，我一下子就心软了。
  洪月娥——
  喂，你怎么没有一点声音了？叫你悠着点悠着点你偏偏不顾死活！你呼哧呼哧躺了一会儿又开始说胡话。
  你说，我们来合伙做一笔生意。
  我说，我们不是已经在合伙做鞋吗？
  你说，那是公家对公家，现在要做，是我们夫妻俩联手私下做。
  我听不懂。你就拨拉开小九九。这笔账你可能已经盘算过多少遍，拨拉起来铁锅倒油的顺溜溜。你说，你们五大队不是每星期给我们交三千双鞋吗？咱们来打个小埋伏，你给我交三千零五十双，可是你我双方在账上只记三千双，那多给的五十双由我找个渠道销售。
  你乐得屁股一颠坐起来，掐着指头说得唾沫横飞。你算算吧，你算算吧，你说，一双五十，五五二五，五十双就是两千五，一个月下来，咱们净赚万把块哪！
  我吓了一跳。我说，你是不是嫌枪毙一次不够还想再枪毙一次呀！我一个女警官能干这档子事？
  你说，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怕啥？
  我说，就是没人知道我也不能干。你知道我洪月娥是何等角色？从警二十多年来，我一贯优秀，是“铁拳头”，老模范，没私吞公家一粒米，没有多花公家一分钱，箱子里奖状、奖章不知有多少，我能去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
  你就大骂我是猪脑壳，满脑子装着猪脑髓。你说，你看看你过的是啥日子？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电视机还是１２时黑白，洗衣机更惨，至今还是一架“双手牌”。我说你活得累不累呀！
  再看看如今的乡镇长、科局长，他们一个月工资有几个大钱？可是他们哪个不过得比你好上百十倍？像你这样的死脑筋，只有活到老穷到老，一辈子喝西北风！
  我终于有点被你说动了。但是心里还是很害怕。我说，穷就穷吧，免得做了亏心事，半夜敲门也心惊。
  你就安慰我说，有啥好怕的？老百姓说，如今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可是，能抓到的贪官有几个？还轮到你这样的小干部？你还给我打了个比方：乘坐飞机的乘客，如果从飞机上摔下来，几乎百分之百的命丧黄泉；可是，坐飞机快捷，舒服，而且据统计是所有交通工具中事故率最低的，天天在空中飞行的飞机有千千万万架，一年能摔下几架来？因此，仍然有千千万万人不怕丢了小命去坐飞机。
  我默神了许久说，我们大队工场管理可正规了，发料、收货，一样一样都有保管统计员登记的。
  你说，你们那个保管统计员叫谢芳吧，我认得的。到你们工场收鞋子，我跟她打过交道，那是个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头的女犯，你大队长只要哼一声，她连屁都不敢放。
  我说，啊哈，我一个大队长，敢明目张胆叫罪犯再去犯罪？
  你是个多么老奸巨猾的家伙，连教唆的词儿都给我编好了。
  你说，你要非常认真地给那个保管统计员布置任务，说为了留点零头钱给犯人改善生活，不得不在出仓产品的数量上做点手脚比如，在她登记的总数里面，你每次都挑出许多次品和废品，叫她不要上账；我这边却把尺度放宽一点，尽量把所谓的“次品”也收进来。这一严一宽，每周多出五十双鞋不会有问题吧。
  我说，你真会异想天开！一周多做五十双鞋，不把女犯们累死！
  你又涎着脸笑，说你想修成观音菩萨怎么的？叫那些贱货加班加点多出点活，你还心疼哪？
  我看出来了，朱亦龙，这二十来年你在外头闯荡江湖，磨出一副多么会说话的伶牙利嘴，把死的也能说活！你说来说去，我的死脑筋就被你说活了。
  你说为了这事得好好回报我，抱住我又亲又啃。
  你这只色狼多凶狠呀！每回偷偷溜进我的宿舍，你没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决不罢休。有时，我就委屈得偷偷流泪，暗想，凭你这一身牛牯样的身板猪公样的骚劲，糟塌二十三个女犯有啥问题？
  可是，我每回泼醋发火的时候，朱亦龙，你就死皮赖脸跟我急：看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多少冤假错案都平反了，你、你、你洪月娥还不相信我，老想揪辫子！
  你一急，我也就气消了。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不能不承认，我从来没有如此这般的快活过。活着，活着，活到四十出头了，只有朱亦龙你回到我的身边，我才重新活成个真正的女人！
  梁佩芬——
  清水潭一过霜降，果真就下霜了。清晨出操时，我看到操场四周的草地上，铺着一片白茫茫的寒霜；树枝上、电线上，结着白茫茫的雾凇。如果这天在工场干活，忙忙碌碌也不觉怎么太冷。这天是星期日，活动的天地限于三十来平方的号房，不准生火炉，更不会有暖气，起床电铃响过之后，被褥必须折叠整齐，谁也不准懒床不起，同改们坐在小马扎上看书也好，趴在桌上写信也好，无不感到咄咄逼人的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就不断地搓手蹬脚，一边不住朝铁窗外张望，期待着暖洋洋的阳光照耀我们的号房。
  冬天的太阳给我们送来温暖，只有每天上午八点半至十点半这短短的两小时。女犯们不准带表，我只能猜个大概。我留意太阳从对面山岗升起，慢慢爬上一竿子高的时候，阳光才能穿过松杉混交林的梢头，再透过森严的铁窗，正好落在我的床上。过了一个秋天，我注意到阳光照射的角度，慢慢从偏东南而改为偏东北方向了。至此，我才知道我这张床的位置，是９号号房最佳的位置。其中，是否包含章彬彬对我不露痕迹的关照呢？我想回答是肯定的。最近，我常常透过章彬彬威严的外表，感受到她对我煞费苦心的偏袒，就时时回想起最初对她的怨恨和粗暴而深感歉疚不安。
  当然，冬日阳光更大的好处，是在我们阴沉黯淡的心灵调色板上，涂抹上些许明亮的色调。清水潭的阳光不宜用简单的金色、红色、桔红色这样一些用滥了的字眼来形容，从对面山岗投射过来的阳光，因为要经过树林梢头的过滤，要经过一片深潭升起的水气的浸染，就在明净中溶进碧树芳草的浓浓的绿意了。当第一缕阳光投进铁窗的时候，同改们都会“哇”地一声欢呼，说太阳出来了，都搬着小凳挤到东边来，有的看书读报，有的写家信，或是几个人凑在一堆儿甩老Ｋ。这时，阳光拂去我们心头的阴霾，是同改们一天中心情最好的一段时光。
  吕金妹看见阳光已经照进了号房，就拿出一副扑克牌，沙拉沙拉在手中摆弄着，一边叫喊：“喂，喂，哪个政治觉悟高的，快来学习‘５４’号文件！”
  这家伙从来不把打扑克叫做打扑克，而是叫学习“５４”号文件，因为一副扑克牌总共５４张。几个无所事事的同改一下子就围了过去，一个无聊的牌局就在窗前的阳光下开始了。
  谢芳是从来不打扑克的。她视时间为生命，总是见缝插针地利用点滴时间学习英语。这会儿她盘腿坐在床上看书，那是一本《英汉大词典》，厚如墙砖。她像个修炼到家的尼姑，不管号房里吵吵闹闹，她都能坐禅入定，叽叽咕咕啃她的书本。这个经济学硕士在金钱堆里栽了筋斗之后，发誓这一辈子再不沾“经济”的边了，就在狱中专攻英语，想在下半辈子靠当翻译吃饭。从第一缕阳光照进铁窗，到这会儿号房里铺满阳光，我就没看见谢芳下过床。我注意到她在狱中除了干活，就是读书。她的兜兜里无时不揣着许多写着英语单词的小纸片，走路背单词，干活背单词，上厕所背单词，睡梦中也在背单词谢芳跟我说过，她的目标是要在七年的刑期中背下这本大词典的六万多个单词，现在，刑期刚刚过半，她已经背下了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