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箱”。
  半夜饿了，我就偷偷打开“百宝箱”吃点零食。不知是哪位名人说的，所谓环境改造人，首先是从改造人的嘴巴开始的。这话真是对极了！以往在家里，什么饼干、蛋糕、火腿肠，我连瞅也不愿瞅的；现今我深更半夜偷偷从“百宝箱”掏出来，一打开包装纸，就闻到一股奇妙无比的香味。虽然已经饥肠辘辘，但绝不能狼吞虎咽。我一小口一小口咀嚼饼干、牛肉干，然后抿一口茶水，把食物送进空落落的胃肠，平息了肠胃的蠕动，就像老吸毒者过足了烟瘾那么通体舒泰。过去我们这些当官的，在烦不胜烦的筵会上，什么龙虾、鲍鱼、海参、燕窝，常常是放在舌尖舔一舔，放在嘴里嚼一嚼，就吐了，扔了，压根儿就不觉得那是一种暴殄天物的罪孽。而现在，我对每一粒饼干屑儿也珍惜如命！因为每一件食品，都是杨罗亭探监时送来，而且要通过管教们睁一眼闭一眼的通融，才能到了我的手上，我能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那样悭吝和节俭吗？每晚吃过“宵夜”，打扫“战场”的时候，我把垫在被单上的报纸抖了抖，什么饼干屑儿、牛肉干渣渣、芝麻花生碎粒儿，全都拢到一块儿来，然后，我用食指蘸着口水，一点一点沾上来，送进嘴里，非消灭个干净彻底决不罢休。这样磨磨蹭蹭，一般来说，每夜吃一顿“宵夜”得花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
  我人监快一个月了，一直用这种秘密的手段来解决我的肚子问题。可是，我的地下“粮仓”终于被吕金妹、关飞鸾发现，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章彬彬—
  接收我的老战友、前西源市常务副市长梁佩芬入监的一切手续总算办完了。我咬了咬牙，离开９号号房。我真担心，要是在那里再多待一分钟，我也许会失去控制而跟梁佩芬抱头痛哭起来。
  我当了二十年监狱警察，对付过多少囚犯？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早年的好友，会成为我管教下的一名罪犯！当赵监狱长向我宣布这个命令时，我曾经请求过回避。但赵监狱长反问道：回避，怎么回避？全省就清水潭一座女监；全女监又只有你们大队是关押经济犯的。根据对罪犯实行分押分管的原则，梁佩芬不放在你们大队，能放在哪个大队？我申辩道，监狱长，你不是不知道，老厅长是我的老上级，梁佩芬是我的兵团老战友监狱长说，那又怎么样？要是老厅长还活着，他一定也会同意把梁佩芬放在你们大队的。他了解你的为人，只有把女儿交给你，他老人家才放心。
  这是命运的安排吧，我不能对抗命运，更不能违抗命令。
  回到家里，我心乱如麻，连晚饭也不想吃。小黛就说：“妈，你是不是病了？我给你下一绺阳春面。”
  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小黛才九岁呢，就知道疼妈了。一股暖流从我心头流过，泪水差点儿掉下来。我就交待小黛快快吃饭做作业，我只是有点累，在房里静一静，躺一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可是，我的心哪里静得下来？我躺在床上，一会儿想起梁佩芬，一会儿想起梁伯。二十多年前在兵团文宣队那些愉快的日子，像潮水一样不断涌来：我和佩芬，在树林里一起看书，在小河边一起背台词，在广场上一起演出，在田野里一起采草莓。星期天，一起回到梁师长家里，像梁伯的两个亲闺女，绕膝而坐，一边吃着糖果一边听梁伯讲故事。每一件事，都是向我滚滚涌来的美丽的浪花。
  接着，我又想起与梁伯的最后一别。那是在梁伯的追悼会上。
  梁伯劳累一生，古稀之年患上心脏病。得知女儿被检察院收审的时候，突然大面积心肌梗死，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猝然与世长辞。
  梁伯的追悼会开得异常的庄严肃穆。老人家安详地躺在一副红漆棺木中，身上穿着他视为荣誉象征的草绿色的细呢军官服，瘦瘦的脸显然精心化妆过，竟有些红润。梁伯母原是与梁伯同时被女儿收审的消息击倒的，因为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老命，那会儿泪眼婆娑地坐在一张轮椅上。每一个悼念者向梁伯致礼告别时，那最后的目光都写满了含义殊深的悲哀；与伯母握手吊唁时，说不出一句话。这种冰冷似铁的沉默，并非出于谨遵追悼会的规矩，而是说上千言万语，也不能抚慰屈死者的灵魂和未亡人的心灵。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我看今日有许多职业革命家眼看着自己的儿女背叛自己革命的初衷，旷古未有的悲哀再大也大不过被不肖的子孙活活气死！
  参加追悼会的时候，我曾久久地凝视披着黑纱镶在黑框里的梁伯的遗像。现在，那帧庄重的深怀莫大悲哀的遗像，不住在我眼前晃动起来。忽然，我觉得梁伯慈祥而苦涩地笑了一下，迈着艰难的步子从镜框中缓缓走出来。在黑夜一样沉重的哀乐声中，梁伯拨开站满了灵堂的黑鸦鸦的悼念者，一步一步迳直走到我跟前。梁伯说，彬彬，我把佩芬托付给你了！我没能把她教育成一个正直的人，到了阴间见到马克思、毛主席也无地自容啊！
  我就紧紧拉着梁伯的手，痛哭失声：梁伯，梁伯！您把佩芬领回去吧！我怎么管得了她？
  梁伯说：彬彬，你怕什么呀！我一不要你徇私枉法，二不要你特殊照顾。只要求你照章办事，从严要求，做得到这两点，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跌倒的小芬重新扶起来。
  我说：不行，不行！梁伯，我可完不成这个任务正和梁伯争吵不下，低回凄惋的哀乐以更高的分贝在灵堂上激荡起来，有几个牛头马面一样的大汉，蜂拥而上，有的卡梁伯的脖子，有的拽梁伯的胳膊，说是来催梁伯上路。我蓦然惊醒，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一场噩梦。
  我在黑夜中坐了很久很久，百思不解怎么会做这样的梦。莫不是梁伯在天之灵真的给我如此重托吗？可能，很可能，Ａ省人都知道梁建成是个执法如山的清官，他如果活着，除了给我这样的嘱托，绝不会容忍任何人为他女儿开方便之门。
  “照章办事，从严要求。”这就是梁伯给我的尚方宝剑吧。看来我只能铁了心儿咬紧牙关来面对梁佩芬了。
  第二天，麻烦的事情就来了。
  新犯人监后，有十天人监教育。与梁佩芬同时入监的女犯共有十五名，组成一个小分队，狱政科指定我担任指导员。集训的主要项目是：学习有关法律和《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以及队列操练等等。清晨为操练时间，起床铃响过十五分钟后，每个学员必须赶到大操场集合。但是，第一次出操，铃声响过十五分钟，十四名新犯都跑步到齐，惟独梁佩芬姗姗来迟。她老人家不慌不忙，保持着直直的腰身，晃动着幅度不大不小的胳膊，仍像她过去当市长那种派头，扭达扭达地悠悠走来。
  我心里好火，大声吼道：“梁佩芬，你是怎么搞的，逛公园啊！慢慢吞吞的。”
  梁佩芬说：“没办法，穿衣服，叠被子，洗脸，刷牙，上厕所，就得这么多时间。”
  我说：“人家都来得及，就你来不及？快，入队！”
  我下令要梁佩芬站在排头，一是她个子高，二是她在兵团当过兵，队列操练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有她带个头，这些乌合之众也好调教一点。可是非常奇怪，她听口令的能力比那些来自农村的文盲女犯更差劲，我叫向左转，她偏偏向右转，我叫立正她偏稍息。我火了，叫梁佩芬单独出列，要她拔慢步，以示惩罚。
  “一、二、一！一、二、一！”我威严的口令声在操场上空响起来。
  梁佩芬开步走。迈左腿时同时甩左手，迈右腿时同时甩右手，走得像木偶一样滑稽。其他女犯忍俊不禁，想笑又不敢笑。
  我无奈地摇头说：“梁佩芬啊梁佩芬，你是怎么搞的，连正步走都不会！”
  “我笨，我就是不会。”梁佩芬说话时不看我，而是翻起眼睛朝天上看。
  “亏你还在生产兵团当过兵，不会队列操练？”
  “有这事吗？大队长，你知道我在生产兵团当过兵？我自己可是一点也记不得了。”梁佩芬说完，又翻起眼睛朝天看。她这是有意向我挑战，暗示我说：你既然忘记咱们儿时的情谊，我自然也记不得你了。显然，她对自己的罪行毫无认识，满肚子委屈。可我能拿她怎么办？她是梁佩芬，是梁伯的女儿，是我年轻时的兵团战友呀！
  学习《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时候，梁佩芬也跟我捣蛋。女监规定，这“５８条”行为准则，在集训期间都必须条条牢记，条条照办。可是梁佩芬压根不理这一套。多数新犯都会全文背诵了，梁佩芬却一条也记不住。她跟干部说话从来不立正站好，也不喊“报告”。更可恶的，你跟她说话，她连瞅也不想瞅你，眼睛不是看天花板，就是瞧窗外。我知道，由于我的“照章办事”，她在心里恨死了我。
  到了集训快结束的前两天，事情才有了一点转机。这天后勤科要女犯去些人帮忙清理伙房的猪圈，洪月娥是历来主张要给新犯一个“下马威”的，正好，清理猪圈是桩又脏又累的重活，便派给新犯集训队。
  我有点事儿在大队部忙乎着，任思嘉带着十五名新犯先走了。等我向伙房旁的猪圈走去时，看见十多名女犯已经脱了鞋袜，把裤腿挽得高高的，下到臭烘烘脏兮兮的猪圈里，有的在耙猪粪，有的在装粪筐，有的已经挑起猪粪往外走，只有梁佩芬远远地站着，看也不朝猪圈那边看。任思嘉大声和她争吵着，要她快快去干活。
  我一边向猪圈走去，一边想，糟了糟了，如果罪犯干活时不服从干部命令，那可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可是，这样的脏活累活，梁佩芬又哪里干得了？
  我走到她们跟前，忽然计上心来，就把梁佩芬撇在一边，只对任思嘉说：“小任，新犯集训队快结束了，要出一期墙报，明天总部领导要下来检查的，你快派个人去抄墙报。”任思嘉问我派谁去。我说：“就让梁佩芬去干吧，我看她的字还写得不错的。”
  任思嘉是个精灵鬼，她不会不知道这么一期墙报，放在下午来出，只要多派上一两个人，是绝对来得及的。但她不露声色地给了我面子，转身吩咐梁佩芬：“梁佩芬，那你就按大队长的吩咐，快快去号房抄墙报吧。听着，这个任务今天一定要完成！”
  “好吧，我去！”
  梁佩芬像得赦一样赶快走了。我觉得，她似乎感激地瞟了我一眼。
  这是梁佩芬入监后第一次友善地看我。因为在她非下猪圈不可的时候，我扔给她一根救命的稻草。
  下午，我去９号号房看看梁佩芬的墙报抄得怎么样。嘿，那几年大学她到底没有白念，一手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文章的标题都是漂亮的美术字，空白处还配上尾花和插图。毫无疑问，这是女监有史以来最漂亮的一期墙报。
  我走进号房时脚步轻轻的，正在聚精会神画插图的梁佩芬并没有发现我。我情不自禁地夸了一句：“梁佩芬，你还真有一手呀！”
  梁佩芬定定地把我瞅了好一会儿，像失散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哇地一声哭起来：“彬彬姐，我、我、我不想活了！”
  我心里也酸酸的，拍着她的肩膀说：“别说傻话了！多少刑期比你长的人，都熬过来了！”
  梁佩芬哭求道：“彬彬姐，你帮我弄一瓶安眠药来吧，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这时走廊上响起脚步声，我想是女犯们下工回号房来了，一个女犯和一个管教员紧紧抱在一起，这算个啥事呀？我赶紧推开梁佩芬，匆匆走出号房。
  这天夜里我彻夜难眠。梁佩芬呀梁佩芬，你真是叫我作难死了！我要“照章办事”，从严要求你吧，你可把我恨死了；我要对你徇私袒护吧，我还算个人民警察吗？
  任思嘉—
  一般来说，经过十天集训，不管怎样张狂的女犯，基本上都能树立起“罪犯”意识，也就是说，她应该完全忘记自己原来的身份，牢牢记住自己现在是一名正在服刑的罪犯，一举一动都要遵守“５８条”，除了老老实实改造，不应有别的想法。可是，已经当过十多年县长、市长的梁佩芬，却很难完成这种反差极大的角色转换。
  我很快发现梁佩芬那拉过双眼皮的眼睛里，有一种冷漠，一种傲气。人家大市长都当过，能把女监的大队长、中队长放在眼里？还不如过去她手下的一个小科长呢！洪月娥多次提醒我：小任呀，梁佩芬是一匹最不肯上嚼子的母马，你要是不狠狠地整一整她，她就天天跟你昂脖子尥蹶子！
  我一来心软，二来碍于章彬彬的情面，对梁佩芬总是狠不起来，更不知道要怎样整治她。
  大队长洪月娥看见我迟迟没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