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位是清水潭女监的顶头上司，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她们仅仅从他们走路的姿势，一眼就认出来了。于是，她们以为是省里的领导下来视察，没有特别的惊奇，依旧回到桌前伏案批阅作业。
  一会儿，女监办公室主任给章彬彬来了电话，说头儿们有急事找她，要她立即赶到会议室。章彬彬走了，董雪和我继续伏案工作。上头来了人，叫大队长去汇报汇报，也是常有的事。可是，半个多小时后，章彬彬回来了，我发现她脸色灰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半天不说话，眼神也有点不大对劲儿。我问，出了啥事？她说，没事。就那么不露声色地坐着，直到洪月娥和王莹等人从果园收工回来，大家动手收拾桌面上的东西，准备下班了，章彬彬才突然站了起来，对洪月娥说：
  “洪队，刚才监狱长找我谈了话，要我们收押一名大名鼎鼎的女犯。”
  章彬彬说这话的声音不高，但大家都听到了，便刹住脚，不急着下班，都支棱起耳朵听着。章彬彬却又半天不吭声，只顾咕咚咕咚喝水。
  洪月娥急了，催问道：“怎么的？要给我们送来个溥仪皇帝那样的大人物不成？”
  章彬彬说：“对我们女监来说，接收这个犯人，也许比侍候溥仪皇帝更头疼！”她脸上神色严肃得不可思议。
  洪月娥拍起了桌子：“我的妈呀，你痛痛快快说出来不就结了，干吗吞吞吐吐的？”
  章彬彬这才一板一眼宣布：总部要我们五大队接收的这名女犯，就是西源市原来的常务副市长梁佩芬！是省监管局的头头们刚才亲自把她送来的。
  女警官们的眼睛都睁圆了：“哦，是她啊！”
  我是第一次听到梁佩芬的大名，但从女警官们面面相觑的样子，已经掂出这个女犯的分量。但天真的我相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古训，一个副市长犯了罪来蹲大狱，也值得她们如此惊慌？张子善、刘青山贪污不照样枪毙示众？陈希同贪污腐败不照样判刑蹲号子？
  王莹好容易从惊讶中挣脱出来，说：“天呀，天呀，梁副市长今年‘三八节’还带着一帮子人来我们女监慰问呢，才半年工夫，就成了我们的罪犯！”
  董雪问道：“她到底犯了什么罪？”
  章彬彬说：“贪污、受贿，听说从她家搜出金条、金砖就有十多块，美元一大捆，最后坐实总共３３．６万元。”
  王莹问道：“判了多少年？”
  章彬彬说：“十五年。”
  几位女警官又同时惊叹：“哎哟！我的妈呀，坐满十五年，她梁市长也成了个老太婆了！”
  章彬彬说：“真作孽！自己犯罪，还把老爸活活气死。”
  我就轻声问王莹，梁佩芬她老爸是谁？
  王莹说：“就是我们的老司法厅长梁建成呀！清水潭女监就是在他老人家手上建起来的。”
  “哦！是他啊！”这回大吃一惊的轮到了我。
  因为我这才想起来，我到女监第一天，章彬彬带着我在女监转了一圈，一再听到她怀着无限敬意说起过这个威名赫赫的名字。走到了女监大门口，我看到女监的八层大楼是如此气派，真是惊诧不已。章彬彬就说，你再仔细看看，那大楼屋顶上的造型像个啥玩艺儿？我看了一会儿说，是不是古建筑上的翘脊屋顶？
  章彬彬笑笑说，不对！你看，那两头弯弯的造型，像不像半个月亮？我再凝神看了看，说像，像，太像了！章彬彬说，因为楼顶上的造型是半月形的，我们又把女监大楼叫做“半月楼”。为什么是半月而不是满月？半月就是残月，女犯都是些残破的“月亮”残破的灵魂么！
  呵呵，我张着嘴半天合不拢了，真有意思，真有意思！我问这是谁的创意呀？章彬彬说，“是我们的老厅长梁建成。”
  章彬彬又提醒道：“小任，你再看看，这幢大楼的外壳，贴上这些白瓷砖，漂亮不漂亮？”我看了一会儿说，“漂亮，漂亮，贴上这些洁白的瓷砖，万绿丛中一片白，这幢大楼就更加抢眼了！”章彬彬又问道：“你看清没有？瓷砖上有什么花纹？”我细看了一会儿问道，“哟，每块白瓷砖的四角都有三个小黑点，这又有什么含义？”
  章彬彬说：“这也是女犯的象征，女犯们不都是些心灵上有污点的女人么？”
  我问道：“这又是你们老厅长的主意？”
  章彬彬得意一笑：“当然！”她就给我介绍这个梁建成战争年代是个威风凛凛的英雄团团长，建国后，他在这一带剿匪，抓了许多蒋介石的残渣余孽，就在这里建了一座清水潭监狱关押这些罪犯。后来他当了省司法厅厅长，清水潭女子监狱从选址、设计到施工，都是他亲自过问的。
  还未见过那位老厅长的尊颜，但梁建成这个名字从此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后来我听到监狱长、大队长等等领导也常常把“梁建成”的名字挂在嘴边，可以说，在Ａ省司法界如果有人不知道梁建成，几乎等于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
  但是，一个省司法界赫赫有名的老前辈，到头来自己的女儿却进了自己亲手创建的女子监狱。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
  我正在回忆中为这位老厅长扼腕叹息的时候，洪月娥一串可怕的冷笑把我吓醒了。“哈，哈！”她说，“活该，活该！这么大的罪，要换成别人，早拉去毙了！”
  洪月娥真是出了名的“铁拳头”，对女犯们总嫉恶如仇。前副市长梁佩芬分配来五大队服刑，她可不像别人那样一惊一诧。
  随后，她又粗门大嗓说：“行呀行呀，不就是个常务副市长么，有什么可怕的！来十个八个也不在话下，赵监狱长不是给我们女监的工作目标定下四句话十二个字嘛：‘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改造好。’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做的，堂堂的警官、管教还能怕罪犯！喂，时候不早了，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欢迎这位大人物吧！”
  看洪月娥这气壮如牛的气魄，我想她是非亲自接收梁佩芬不可了。但是，她很快说出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她明天要进城去跟兴隆鞋业公司订生产合同，时间是早约定好了的，不能更改。
  ，她轻而易举地把这桩挠头的事儿推给了章彬彬。
  洪月娥还特别强调说：“我们大队就任思嘉是远从北京来的，和梁佩芬毫无牵连，这个女犯自然分配在第三中队。”
  这是组织决定，我不能反对，心里却咚咚地敲鼓。我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大学和研究生，从来没有跟官员们打过交道。好了，现在，我天天要管教一个当过市长的女犯，心里能不发怵？
  那天吃过晚饭，我去章彬彬家串门。我想向她了解一下，这个梁佩芬到底是何许人也。
  我们女监干警宿舍楼，和“半月楼”隔着一个大操场和一口大池塘，为一大片松、杉混交林掩映着。又因为宿舍楼住的都是女干警，大家就戏称为“女儿国”。工余时间，我除了读书看电视，常常“周游列国”，不过拜访的都是些“女皇”。章彬彬与我住在上下楼，她不仅是我的头儿，还很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去她家串门的时间就更多了。
  我走进章彬彬家时，她和小女儿章黛正在吃晚饭。
  章彬彬住的是那种一间一厅的小单元。客厅的摆设简单、大方又挺有情调。几件家具都是白木制品，但小圆桌上铺上一方印有花饰的软塑餐桌布，小茶几上铺上一片洁白钩花纱巾，而且搁上一瓶万年青，电视机上兀然立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锦鸡标本，这屋里就显得相当优雅。我看见章彬彬的伙食很简单。小饭桌上只有一盘炒青菜，一碗豆腐汤，一盘葱花蛋。我心想这母女俩的生活过得挺清苦。女警官们往人前一站，全身上下一套橄榄绿，像春风中的一株翠柳一样招人眼目；大盖帽上的国徽，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那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多么令人羡慕！其实，她们的工资收入很有限，丈夫又都在外地工作，许多票子要换成火车票汽车票扔在铁路公路上，日子大都过得紧紧巴巴的。
  章彬彬见我来串门，就对女儿说：“小黛，你吃了饭，帮妈妈洗碗好不好？妈跟阿姨聊聊天。”
  章黛才念小学三年级，是个很听话的孩子，吃过饭，收拾好碗筷，就去房间做作业。
  我由衷地夸了一句：“章姐，小黛真乖！”我在章彬彬家里都叫她“章姐”，这样更显亲昵。
  章彬彬说：“有什么办法，她爸爸长年在省城工作，顾不了家，我的小黛很小就会帮我做点事。”
  我们在小客厅的木头沙发上坐下来。我直奔主题说：“章姐，清水潭女监上千名女犯中，当过处长、当过厅长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了，今天来了个梁佩芬，怎么就把你们弄得六神无主？”
  章彬彬连连摇头：“这个事呀，一言难尽，一言难尽！”
  我说：“梁佩芬今后就归我们三中队管呢，关于她的情况，你要给我交个底，日后我也好掌握个分寸。”
  “该怎么管就怎么管吧。不过，我还是很愿意跟你讲讲我和梁佩芬的故事。”
  章彬彬秀气的眼睛细眯起来，那神情像竭力追忆一个年代久远的梦。至于这个梦，是像童话一样美丽呢，还是像灾难一样不堪回首，我一时还难以揣测。
  章彬彬——
  我认识梁佩芬，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闹得天翻地覆。我从小胆小，对造反派冲冲杀杀那一套不感兴趣，整天躲在家里看小说。忽然，有一天，最新的最高指示传下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一个铺天盖地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很快搞起来。这一关我怎么也躲不过，就打起背包到了西部山区西源县。
  那一年我十七岁。我比别人稍稍幸运一点的，是我的父亲是个从军队转业下来的医生，过去的老首长梁建成，当时是Ａ省生产建设兵团独立师师长。有了这棵大树，我没去农村插队，直接当上一名兵团战士。一套散发着棉布和染料混合气息的绿军装，穿在我发育不全的身上，显然太过宽大，邋里邋遢的。但是，我总是把胸脯挺得高高的，觉得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参军是当时最大的光荣，绿军装是当时最时髦最漂亮的服装。虽然生产建设兵团的兵没有列入正式的军籍，军帽上也没有那颗闪闪发亮的红五星，但是心里那个高兴呀，简直不能用语言来形容。
  因为有父亲老首长的关照，我在兵团的境遇又比别的战士优越。才扛了两个月锄头，修了两个月地球，又被选拔进了兵团文艺宣传队。梁师长的小女儿也在兵团文宣队当兵。他把我们俩拉到身边介绍说：“小芬，来认识一下，这是爸爸一位老战友的女儿，叫章彬彬，你们今后就天天在一块了，要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他又对我说，“彬彬，你比小芬大两岁，算是姐姐了，又是上过省城高中的，墨水也比小芬多喝几瓶么，有空儿，多教小芬学文化。”
  小芬就是梁佩芬。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从此，我们俩好得像亲姐妹。一起出操，一起排练节目，一起演出，一起下乡下连队。我们枕一个枕头睡一个铺，连内衣内裤也不分彼此轮换着穿。佩芬老爸是部队的大首长，在那个物质极端贫乏的年代，他每月有一斤油、两斤肉、半斤糖等特殊供应。隔一周两周的，梁师长总要用吉普车把佩芬和我接到家里，吃一餐饺子，打一顿牙祭。临走，佩芬的妈妈少不了往我俩书包里塞满水果和水果糖。当然，我也没忘记梁伯伯的嘱托，一有空儿，就辅导佩芬补习功课。梁佩芬那时有幸读到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都是我从城里带去的。
  那年梁佩芬只有十五岁，站着只有我的耳边高，在文宣队里也上不了大节目，就跟着大伙唱唱歌，跳跳舞，跑跑龙套。我可不同，从小有点艺术细胞，只经过半年多训练，就开始挑大梁。
  样板戏里的小常宝、李铁梅、吴琼花都是我的保留节目。不是自吹自擂，年轻那会儿，我比现在漂亮多了，身段苗条，脸蛋儿也上妆，扮相好看，唱腔又学得十分地道，每到一地，观众就盼着看我的戏。那两年，我真是出尽了风头。可是，有一回，我差点儿就为演出的事栽了大筋斗！
  那是西源地区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三周年，请我们兵团文宣队去演出。在许多节目中，有个《红灯记》选段—《痛说革命家史》，不消说，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化好了妆，穿上铁梅肩上打着补丁的衣服，突然肚子大痛起来。我捂着肚子直不起腰，额头上汗珠滚滚，一趟一趟上厕所，这是百分之百的急性肠胃炎，学名叫肠绞痧。开台锣鼓敲响了，身边没有卫生队，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