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给她加点儿温。我说梁佩芬，你也不要端你那臭官架子了。你判十五年，我才判十二年，两人是半斤对八两。可我才二十二岁，你已经四十出了头，你要跟我过不去，我就奉陪到底，要上铐，两人一块上；要关禁闭，两人一块关；要加刑，两人一块加。就看谁耗得过谁吧！我出去的时候，还有一大把日子好过的。你呢，多熬几年也就熬成个老太婆！
  梁佩芬还是不吱声。我不得不再给她一点厉害的。我说好吧，好吧，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我会奉陪到底的。你呢，在我下铺，我今天给你床上撒一把胡椒面，明天给你床上放一条小虫子，我就看你还敢不敢跟我作对！
  梁佩芬叹了口气，说：“好吧，好吧，今后我再不会惹你了。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这还不行？我会要求调换一个铺位，甚至调换一个号房。”
  我轻轻冷笑一声说：“哼，不管你逃到哪里，你的‘百宝箱’是保不住了。”
  这是对梁佩芬最致命的一击，她一下子就老老实实投降：
  “别，别，请你千万别把这事报告干部！”
  我说：“这么说，我说的条件你都同意了？”
  “好吧，好吧！”梁佩芬回答得很勉强，几乎快哭出声。
  我主动伸出手，说：“来，我们握握手。”
  梁佩芬很不甘愿地把手伸给了我。嘿，这臭娘们的手细皮嫩肉，到底是当大官的手。
  任思嘉——
  下一个站在中队部办公室墙旮旯里的女犯，是关飞鸾。
  我还没有开口问话，先把关飞鸾上上下下瞅了一眼：她清亮的黑眸子里稚气尚存，胸脯发育得不够丰满，嘴唇微微上翘，唇角隐约可见细细的茸毛，整个儿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女中学生。我不由在心里暗暗叹息一声：这个女犯真是太年轻了！
  随即，关飞鸾犯罪档案里一些主要文字，在我脑子里蹦了出来：她只有十九岁，却判了二十年徒刑，入狱才一年多一点。她的父亲是四川某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母亲是一家夜总会的女老板。关飞鸾刚出娘胎那会儿，家境并不阔绰，她记得小时候住的房子小得像鸽子笼。到了她上幼儿园的年龄，家里突然暴发，她就过起像小公主一样奢侈的生活：有最新的玩具，最好的文具，最漂亮的时装，还有左右不离的小保姆。上了中学，父母又给她买了吉他、小提琴、电子琴、钢琴，还走马灯似的给她换了无数家庭教师。总之，她要啥有啥，父母无不有求必应。但是，只有一件东西极其悭吝，那就是时间！父母太忙，只顾挣钱，对女儿的学习、成长，从来无暇过问。关飞鸾上重点小学，上重点初中，上重点高中，一关一关都是花了大钱“买”来的。
  十八岁高考，她考砸了，无须等待发榜，她断定自己肯定名落孙山。心情有些郁闷的时候，她常去逛逛歌舞厅。她偶尔认识了几个哥们姐们，又偶尔吸上了白粉。当父母源源不断给她的几千元，上万元，都在眨眼间随着缕缕青烟而化为灰烬的时候，她开始为哥们姐们带“货”。这是吸毒者的必然之路。无钱吸毒的时候，都得“以贩养吸”。她把“白粉”藏在高跟鞋底，扎在双重皮带，埋在礼品盒的生日蛋糕里跟着旅游团来Ａ省的“小香港”旅游，头一回和第二回，她都顺利得手，像电影里带密电码的地下工作者，她做得非常秘密而机智，不仅挣够了吸毒的票子，还从冒险中获得有趣的刺激。但是，第三回她再来“小香港”，打了一辆的士去住一家豪华宾馆，刚从车上钻出来，就被两个便衣警察截住。带进局子里，警察搜遍她的全身，一无所获。最后，两名女刑警“请”她上一次洗手间，而且要看着她解一次小便。她拖拖拉拉褪下长裙、短裤，女警察又命令她解下安尔乐卫生巾。至此，用塑料纸包扎好的五十克白粉才暴露无遗。
  我眼前晃动着从一次展览会上看到的清末民初“鸦片鬼”们形销骨立的骷髅，又想起林则徐虎门销烟那一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惊天壮举，对关飞鸾陡地增添了几分憎恶。我提高了嗓门问道：
  “关飞鸾我昨天叫你想的事情，想好没有？”
  关飞鸾回道：“报告中队长，想好了。”
  被洪月娥铐了一个通宵，关飞鸾也老实多了，低着头只顾看自己那双穿着解放鞋的脏脚。
  我绷着脸命令：“你把你们打架的过程说一说。”
  关飞鸾说：“报告中队长，前天晚上，我就说过了，就是那么回事么。”
  她一只腿屈起来，水蛇腰快折成三段。这家伙从来都是站没站相，我想，她入狱前大概常在舞厅鬼混，跳舞跳成这个熊样。
  “是怎么回事，你从头说一遍！”
  “报告中队长，就是睡在上床的吕金妹啦，下床小便的时候踩了梁佩芬的手，梁佩芬就动手打人，给了吕金妹一拳，我去拉架，梁佩芬把我也打了啦”
  我一听就火了：“这些我都听腻了，不要再说了！我来问你，你和吕金妹在背后还搞过些什么鬼名堂？”
  这话一出口，我就有点懊悔，这样的问话也太直截了当了，一点也不知道迂回包抄、声东击西、出其不意等等常用的审讯战术。果然，关飞鸾和吕金妹一样，一下子就把口封死了，她说她啥子名堂也没搞过，她一向人前人后一个样，老老实实遵守监规那一套和吕金妹说的如出一辙。
  “闭嘴！闭嘴！”我突然提高声音打断关飞鸾。
  我从来不骂女犯。从上幼儿园起，我的父母和老师都教育我不能说脏话，更不准骂人。犯人也是人，我当然也不会骂犯人。
  “闭嘴”算是我嘴里最严厉的词汇了。关飞鸾看我真的动怒，立即闭嘴。
  我说：“关飞鸾，你和吕金妹是订了攻守同盟怎么的？两人说的一字不差。”
  关飞鸾低眉顺眼回答：“我们哪敢订攻守同盟呀！事情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章大队长常常教导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从来不敢说假话。”
  听关飞鸾提到章彬彬，我也想起章彬彬常常说：“跟犯人谈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要老是压服，压服是压而不服的。”
  我就开始耐心地对关飞鸾摆道理。“关飞鸾呀关飞鸾，你看你多年轻，才十九岁，就犯了那么大的罪，一次贩毒就贩了五十克，还有好几次没给你算总账呢！按说，把你拉去毙了也不冤你呀！
  你的一个哥儿一个姐儿不是毙了吗？政府可是念你年纪轻轻的，又有立功表现，才给你留下一条小命呀！可是二十年徒刑也真够呛，你要是表现不好，你就是拿着青春做赌注了。你算一算吧，你今年十九，才坐了一年牢，还有十九个年头，那时出了狱，你也快满四十了，连找对象的年龄也耽误了；要是表现好，能加分，能减刑，判二十年徒刑的，提前八九年出狱的多的是，你那时才三十来岁，也还有个奔头呀！”
  关飞鸾听着听着，眼圈儿就有些潮红起来，小鼻子也轻轻抽搐了几下。
  我觉得有点门儿了，颇有信心地追问道：“关飞鸾，你再想想看，你有什么要说的，快快竹筒倒豆子，一家伙都倒出来！”
  关飞鸾嘴巴一撇一撇的，半晌不开口。
  我揣摸关飞鸾心里怕是有啥顾虑，就给她讲了半天政策，说天大的事情，只要她主动说出来，保证不上铐，不关禁闭，更不会扣分加刑。
  关飞鸾仍不说话。她像一只羽毛脱落的高脚鹭鸶那么独脚站立着，另一只脚在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儿。我忽然又走了神，心想，这双女孩子小巧白嫩的脚丫子，如果套上肉色的丝袜，再穿上钢蓝色的高跟皮鞋，扭达扭达走在大街上，会有多少回头率？
  如果更幸运一些，她穿上红舞鞋在舞台上翩翩起舞，说不定还能当上个红舞星，能倾倒多少观众？可惜呀可惜，现在她脚上没穿袜子，裤腿挽得一高一低，腿肚子上有许多泥斑没有洗净，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是蚊子小咬亲吻过的痕迹；鞋呢，是女监统一下发的解放鞋，半年一双，关飞鸾这双已经提前穿破，鞋头上有个大窟窿，脏兮兮的大趾头肆无忌惮地探出头来我的天！这样一副鬼样子，让她的“大款”父母瞧见，该会怎样的心疼？
  我心里有点酸酸的。但我意识到不能让任何怜悯泛滥开来，连忙镇定自己，用冰冷的声音继续审问。
  “关飞鸾，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妈就生我一个。”
  “你爸你妈有多大年纪了？”
  “有五十来岁吧。”
  “有没有来看过你？”
  “来过。”
  “几次？”
  “一次。去年来的。”
  “为什么不常来？”
  “他们在四川老家，路远，不能常来。”
  “想不想家，想不想你爸你妈？”
  “想，非常想，做梦也想！”
  “关飞鸾，就是为你爸你妈着想，也该把你做的事全说出来呀！你想想，你再这样表现不好，要服满二十年徒刑，你出狱的时候，能不能见到你爸你妈，也很难说呢！”
  不知怎么搞的，我说这些话，无意中改成一种跟朋友谈心的语气，轻轻的，缓缓的，却意外地把关飞鸾说得伤心啜泣起来。
  我想乘胜追击，要关飞鸾把她和吕金妹在暗地的不轨行为痛痛快快说出来。可一问起这事，关飞鸾立即不哭了，同时也再没有别的话。
  转眼间，熄灯的铃声又响了。叮铃铃的，骤然打破监室的死静，真像一只带着鸽哨的鸽子在空中盘旋。
  第二个回合，我依然没有什么“战果”。
  清水潭女子监狱又陷入深夜静谧的重围。我打开那本粉红色塑胶封面的日记本，记下与关飞鸾谈话的大体情况。最后写道：
  “女囚徒们一个个都会装得像绵羊一样温顺老实，心灵却都上了一把锈锁。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它打开呢”
  任思嘉——
  此后几天，我连续找了９号号房其他几名女犯谈话。我想她们与吕金妹、关飞鸾朝夕相处，也许能了解一些蛛丝马迹。可她们也只能说些鸡毛蒜皮的事儿，除了说明吕金妹与关飞鸾特别要好，有钱买点零食的时候，常常不分彼此吃来吃去；有时她们在院子里捡到几个香烟头，就偷偷躲在号房里抽。除此，一点也说不到“地下团伙”的点子上。
  最后，我准备传讯梁佩芬。我把这着棋放在最后走，一是梁佩芬是个入狱不久的新犯，她知道的情况想必不会很多；第二，也说不出是啥原因，我对这个身份特殊的女犯，既有几分同情，又有几分发怵。是不是“虎倒威在”？我在精神上威风上还不足以压倒这位前女副市长？
  梁佩芬是我到任一周后人监的。毕竟是当过副市长的女犯，她入监的那个来头就非同凡响。
  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是一个天气特别晴朗的日子，洪月娥和王莹等带着女犯们到果园采柑橘去了，五大队只留下章彬彬、董雪和我正在办公室里批阅女犯们的作业和周记。清水潭女子监狱有一项明文规定：凡四十周岁以下而一字不识的女犯，必须上完扫盲班而达到小学文化程度；凡三十周岁以下而未达到初中文化的女犯，一律要进女监附设的“曙光中学”，争取达到中学水平。
  此外，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女犯，则鼓励她们报考函授大专班。
  同时还规定所有初通文字的女犯，每周必须写一篇周记。要女犯写周记的目的，一是练习文笔，二是汇报思想。女犯们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所写的周记和作业五花八门，有的文句流畅，有的狗屁不通，有的像鬼画符，比天书还难懂。我们得在上面批注意见，有鼓励，也有批评，还要一一订正错别字。这样，我们管教干部的许多时间，就花在女犯们那些精彩无比的“杰作”上。有人把我们比做“特殊的园丁”，既要为女犯们重塑灵魂，又要教给她们文化知识，我看我们享受这份殊荣，可是当之无愧。
  我们正伏案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声，坐在靠窗位子上的董雪站起来朝楼下的大操场瞧了瞧，说：“嗬，好家伙，今天来了些什么大头头？大车小车好几辆呢！”
  章彬彬和我也走到窗前去看热闹。女监大楼前的大操场上，停着三辆车顶装有红色警灯的小面包和一辆很气派的大奔驰。一会儿，车门打开，先走下五六个身穿警服的中年人，接着，再走下几个穿便衣的男女。赵监狱长等几位头儿，早在车前迎候，一阵热情的握手后，就把来人领到会客室去。章彬彬和董雪认出这些来客中，有省监狱管理局的副局长和罪犯关押中心主任等等。
  这几位是清水潭女监的顶头上司，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她们仅仅从他们走路的姿势，一眼就认出来了。于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