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道歉，可是，梁佩芬一蹦下床来就给我一拳”
  吕金妹唠唠叨叨说着，一口一个“儿”的，卷着大舌头，故意学着我说话的京腔京调，把除了梁佩芬之外的女犯都逗得轻声笑起来。她这一套鬼话我自然不会轻信，可是关飞鸾也一口咬定是梁佩芬先动的手。
  我说：“关飞鸾，你敢作伪证，而且跟着一块儿打人，你将罪加一等！”
  “报告中队长！”关飞鸾装出一副可怜相，“真的，我是起来拉架的，梁佩芬不分青红皂白，把我也打了！我这话要有半滴水分，你怎么罚我我都认！”
  我把目光转向梁佩芬：“梁佩芬，你说说到底是谁先动的手？”
  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对梁佩芬说话不知不觉中就变得客气温和了。因为她是挨打的，还是因为她当过副市长？
  梁佩芬嗫嚅着，正想回答我，抬头翻了吕金妹一眼，吕金妹立马回她一个凶狠的目光。梁佩芬马上闭嘴沉默了。我看出其中有什么蹊跷，一再追问梁佩芬，梁佩芬就是不敢吭声。
  我把目光转向其他女犯，这才看见谢芳站在自己的床前一个劲颤抖，就像秋风中的一片枯叶。我心里有点纳闷儿，这个侵占犯谢芳，什么时候都像一只小白鼠似的，眼睛总是顺顺的不敢看人，身子总是簌簌地缩成一团。如果说清水潭女监一千多名女犯中有一名最胆小最老实的女犯，就是谢芳了。
  我问谢芳是谁先动的手。谢芳结结巴巴说，她是在睡梦中被吵醒的，起床去劝架，她们已经打成一团。
  再问其他女犯，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她们是在我进了号房以后才醒过来的。吕金妹更神气了，又一口咬定是梁佩芬先动的手。她卷着大舌头饶舌：“报告中队长，你只要想想梁佩芬平时那个德性儿，连你们干部她也不放在眼里，对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她还不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呀！”
  吕金妹的南腔北调又引起女犯们一阵轻笑。可是，这笑声戛然而止，就像一堆枯叶忽然被一阵大风哗啦啦刮跑，全号房顿时鸦雀无声。只听一阵脚步声从走廊上传来，一个武高武大的女警官通、通、通走了进来。
  我不用回头，仅从号房里陡地紧张的空气，从女犯们一下子都站得笔直的身姿，从她们那种像耗子见到猫一样恐慌的眼神，就能猜到是大队长洪月娥及时赶到了。我来女监虽然不久，已经多次亲眼目睹，不管女犯们争吵干仗闹得多凶，只要洪月娥一到现场，女犯们全像霜打的茄子，立马就勾头耷脑静下来。
  我轻吁一口气，心想现在有你们好看的了！
  洪月娥往前跨了一步，也不说话，只用两道利剑似的目光往女犯们身上篦过来又犁过去，吕金妹等齐刷刷低下头，连大气也不敢出。我感到洪月娥似乎用了一种魔法，把女犯们都钉在地上，不能动弹，不能开口。号房里很静，我清晰地听见女犯们的呼吸和心跳。
  洪月娥毕竟是个老狱警，一张“包公”脸叫女犯们一看就打哆嗦。她善于运用犀利而威严的目光，制造一种令人颤栗的静场。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感到这肃静中仿佛有强大的冲击波，一阵一阵向心中有鬼的女犯们刺去。一会儿，吕金妹脸孔陡地变白，额上冒出细细的汗珠，呼吸也渐渐粗重起来。她终于经不起洪月娥目光的针灸，怯怯地抬眼瞟了瞟洪月娥，轻声说道：
  “报告大队长，是梁佩芬先动手打人！”
  关飞鸾也跟着说：“报告大队长，真的是梁佩芬先动手。”
  “你们这两个臭婊子！还敢恶人先告状！”洪月娥从齿缝里挤出一连串粗话。我发现我们的大队长骂起囚犯来词汇特丰富，就像在电脑里按了一个重码字，一连串同音词一下子蹦出来。
  我感到一股寒风从耳畔掠过。接着，看见洪月娥手中的电警棍刷地一下飞到吕金妹、关飞鸾身上，炸出一串串幽蓝而美丽的电火花，同时嗅到一股鸡毛烧焦的气味在号房里飘散开来。吕金妹和关飞鸾惊叫一声，立时矮了半截，扑通跪在地板上。
  洪月娥冷笑道：“哈哈！怎么样？还敢不敢闹事？”
  吕金妹、关飞鸾双手抱头，不断告饶：“报告大队长！不敢了！不敢了！”
  “起立！”洪月娥吼了一声。
  吕金妹、关飞鸾站了起来，双手依然护着脑瓜，双膝依然簌簌战栗。
  洪月娥又下令道：“向前三步走！”
  吕金妹、关飞鸾老老实实向前跨了三步。
  洪月娥从兜里掏出一副锃亮的手铐，哐当一声扔在桌子上：
  “你们自己动手吧！”
  吕金妹和关飞鸾哭丧着脸，又连声求饶。洪月娥不依，抖了抖手中的电警棍。吕金妹和关飞鸾就乖乖地动手，各自套上一只手铐，咔嚓一声下了锁。
  洪月娥骂道：“现在舒服了吧，贱货！”她举起电警棍在空中抡了一圈。“你们都给我听着，谁敢再乱说乱动，就看这两个贱货！”
  洪月娥一个漂亮的转身，迈着雄赳赳的步伐走出号房。
  我跟了出去，在洪月娥耳边提醒道：“大队长，还有梁佩芬呢！”
  “嗯？怎么样？我一看就知道她是个挨打的，”洪月娥边走边说，“她，就免于处分吧。”
  我说：“她也许被打伤了，要不要送她去医务所”
  洪月娥“哦”了一声，又回到９号号房。她扳着梁佩芬的身子，前看看，后瞅瞅，说：“嗯，梁佩芬，你嘴巴流血了，痛吗？”
  梁佩芬一副想哭又不敢哭的样子：“报告大队长，我全身都痛，我要求住院检查，保外就医。”
  “啊哈！”洪月娥夸张地叫了一声，“梁佩芬，你倒想得美！
  保外就医？不就是脸上破点皮，牙齿出点血么，自己到水房洗洗，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是！”梁佩芬站直了身子，像蚊子一样哼哼，“报告大队长，我这就去洗洗！”
  洪月娥向女犯们挥了挥手中的电警棍：“你们都去睡吧，还站着干吗？明天还得干活！”
  女犯们手脚麻利地上了床。电灯也关了。９号号房霎时听不到一点声音。
  我万分惊讶，一场斗殴纠纷，片刻就被洪月娥干脆利落地平息了。更让我纳闷的，是从来不肯按《罪犯改造行为规范》说话的前副市长梁佩芬，第一次学会说“报告”这个罪犯的常用语了。
  一物降一物，盐水卤豆腐。我想，在洪月娥的电警棍下，再烈的牝马也会被驯化成一头小羊羔吧。
  任思嘉——
  回到大队部办公室，我问洪月娥要把吕金妹和关飞鸾铐到什么时候。洪月娥说：“那还用说，晾她们一个通宵！”
  我说：“她们可是光着身子呢，夜里天气很冷！”
  “冻不死她们。我的书呆子！”
  “可是，她们如果要上卫生间呢？”
  “一块儿上呀，这就叫一根草绳拴两个蚂蚱，逃不了你，也跑不了他。哈哈！我叫她们还敢再闹事！”
  我看见洪月娥为自己想出这种惩罚罪犯的绝招而十分自得，齿间忽然掠过一阵吃冰淇淋的寒意。这绝招大队长看来是很常用的，可是，现代监狱的文明管理，能一直沿袭这老一套吗？但我是一名新警官，不敢直接这样提问题，就转了个弯子问道：“大队长，到底是谁先动的手，还没弄清楚呢？”
  洪月娥说：“急啥？先晾她们一宿再说。对付这些贱骨头，就得先杀杀她们的威风。她打她的，我打我的。一个大队两百多号女犯，我们才二十几名管教，一出事就跟着她们打转转，不被她们累死才怪！”
  大队长这个看法也许不无道理。那几个家伙，公然敢在号房里斗殴，真是无视监规，目无法纪！
  “岂止是斗殴！”洪月娥说，“你看吕金妹和关飞鸾那个狼狈为奸的样子，也许能挖出个地下小团伙呢！”
  我大吃一惊。我知道狱中如果出现什么小团伙，那是多么严重的事件。可是，我这个中队长怎么毫无察觉呢？“我看吕金妹、关飞鸾背后准有啥见不得人的事。”洪月娥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我早发现这两个贱货总是鬼鬼祟祟、勾勾搭搭的，只是一时还没抓住她们的把柄。现在好了，她们的狐狸尾巴总算露出来了，我们正好来个顺藤摸瓜，你得给我好好查一查！”
  洪月娥说完用信赖的目光瞅着我。
  “我？”我大吃一惊。我不知道大队长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对，明天你就提审她们。这一段生产任务太紧，快把我累死了，我压根儿顾不过来”洪月娥伸了个懒腰，把这事撂给我就想走。
  “可是我，大队长”我连忙拦住洪月娥，想说说自己的困难。我是个刚到任不久的中队长，对全中队五十多名女犯并不知根摸底，哪能担此重任？
  可是洪月娥没让我说下去：“小任，我知道你有畏难情绪。
  可是，你想吃狱警这碗饭，你就要敢于碰硬。吕金妹、关飞鸾是全大队最难剃的瘌痢头，现在又加上个阴阳怪气的梁市长梁佩芬，你要是能把她们治服，嘿，你就能在全大队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可是我”我这样说的时候，吓得快哭起来。
  洪月娥说：“我的研究生，你不是读过那么多书，又懂得那么多文明管理的大道理吗，几个调皮捣蛋的女犯还对付不了？”
  我不能判断大队长用的是激将法，还是话中带刺，但是，我不敢反驳她。监警系统实行军事化管理，官大一级压死人。
  “小任，我还得给你交个底，这事我不插手，我忙。”洪月娥的语气更加严肃了，“也不让别的大队干部插手。我就是要让你单枪匹马去处理好这件事”
  我再次张嘴想说什么，洪月娥脸上却有了笑容，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小任，你准行！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也是组织对你的考验。实话对你说吧，能不能当好这个中队长，上自监狱首长，下至干警战士，一个个都瞪大眼睛瞅着你呢！”
  洪月娥根本不想听听我有什么想法，一说完径自起身走了。
  我望着她像男人一样高大挺拔的身板，一摇一晃地向走廊的尽头走去，眨眼消失在黑洞洞的楼梯口。
  这一晚我没有睡好觉。我知道，我现在不是在大学读书，遇到难题能够随时向老师发问；也不是像我的许多同学那样，到了学术部门做研究，不管什么问题都能跟同行们自由探讨。我现在是女监的一名一级警员，身上橄榄绿的警服，头上闪闪发光的国徽，肩上两杠三星的肩章，这一切都提醒我：大队长下达的命令，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夜很黑很静。窗外树林里传来田鼠被长虫逮住的惨叫声，很是恐怖。吕金妹、关飞鸾的无赖相老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她们在背地里干了些啥名堂？真是个小团伙吗？如果真有个小团伙而没能及时发现和铲除，吵架干仗只算小事一桩，弄不好还会发生行凶、越狱、暴动等等恶性事件。我愈想头皮愈发麻。我这块料子，适合当监狱警察吗？我冒冒失失穿上这身橄榄绿，是不是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
  不！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作出这个重大决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几个月前，正是北京炎热的仲夏，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已经顺利通过。导师非常满意，说要推荐我继续攻读博士。
  这真是千金难买的机遇啊，同窗们都用羡慕或嫉妒的目光打量我。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在一份政法报上读到一条消息：Ａ省西部山区有一所清水潭女子监狱，从设备到管理都挺现代化。就在那一瞬间，我胸中波翻浪涌，作出有生以来最重大的决策：我不想再读博士了，我要到清水潭女监去当一名监狱警察。
  我的父亲是个老律师，在五七年错划成右派，蹲过十多年监狱。直到平反之后的多少年，也就是我已经长大懂事的日子，还常常看见父亲好端端的突然在噩梦中惊醒，双目失神，满脸惊惶，喊着：“天呀，天呀，我又梦到蹲大牢的情景了！”他虽然很少向家人提及蹲大牢的情景有多么可怕，但是，他脸上久久驱之不去的恐怖，却非常有力地激发着我去探索中国监狱的好奇心。
  于是，我后来就上了警官大学狱政系，再读研究生，我的研究方向是罪犯改造心理学。在我的潜意识里，到底是想亲身见识一下监狱的生活呢，还是要去拯救失足姐妹的灵魂，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立志写一部自成体系又有理论深度的《女性罪犯改造心理学》，是早就定下的宏愿。
  我的想法在家里引起一片混乱。
  我的母亲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老教授，又是基督徒，人到中年才有我这个独生女，像疼爱自己的心肝肉，一边哭泣一边对我说：嘉嘉，你犯什么傻？放着博士生不读，去当看管女犯的警察。再说，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