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H　·w　·鲍因顿在《独立》上毫不掩饰地怀疑此书作者“不过是一个
  多愁善感的性反常者”。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在《民族》上认为《阿伦的杆杖》
  有“生动、力量和新鲜之感”，’但也是“一部对一些有趣事物的歇斯底里式的过
  分强调之作”。L　·M　·R　·在《自由人》上说，此书“并非是劳伦斯先生的杰出
  之作”；多萝西·奥格本在《纽约晚报》的文学评论栏上认为该书实在应该算作是
  一本精神分析学家的专题资料汇编，并指出该书的作者一定是“一个任性的性变态
  的年轻人”。英国方面的评论不像美国的那样尖刻，尽管劳伦斯的老朋友《英文周
  刊》认为他怀有一种渴望，并仍“一直在探索”；一直对劳伦斯态度友好的丽贝卡·
  威斯特在《新政治家》上称《阿伦的杆杖》是“癫狂愚蠢”之作。（泰晤士文学副
  刊》认为劳伦斯像斯特林伯格（1849—1912　　年，瑞典戏剧家和小说家，厌恶妇女
  者，尼采的信徒——牵注）一样冷酷无情，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尽管那些冷淡的非议或不太热心的赞扬，《阿伦的杆杖》的境遇不错。
  塞尔泽马上着手准备第二次印刷，在英国，在到作者最后去世前的几年中，赛克不
  得不几年就将此书重印一次。到1922　　年为止，劳伦斯发现他的战后读者、文学界
  的少数读者能使他维持下去，直到他的那本黑市畅销书给他带来了第一笔”可观的
  收入。”1922　　年在澳大利亚，他可能在7　月18　　日告诉梅宝·道奇·斯特恩他己
  完成了小说《袋鼠》——他开始创作的六个星期之后（当然，如前面所提到的，他
  后来增加了“再见，澳大利亚”一章；这是在他到了陶斯之后再写的）。
  斯特恩夫人发来了一份电报，电文中所用的那个分词听起来非常专横：“期待
  着你。”劳伦斯曾给凯瑟琳·苏珊娜·普利查德（就是那位因听说劳伦斯到了珀思，
  过分兴奋而导致早产的妇女）去信说，“当一个人已经受够了这个世界的一切，—
  —当一个人感到已与世无争的时候，”澳大利亚是一个栖身的理想之地。“……不，
  澳大利亚只是个漫游，生活、遗忘和了此一生的地方”。在另一封信中，他对她说，
  “这是一个黑暗的国家，一个悲惨的国家，像是在无底的深渊之中。然而，当天空
  重新显出温柔和蔚蓝，绿树的树枝向遥远的天空伸展，一切都使人着迷，那是一种
  无法言表的神韵！巨大的魅力，但在这种魅力之下还有一种阴郁凄凉的恐惧”。他
  打算在六天之后离开。
  8　月10　　日他和弗丽达乘上了开往旧金山的“塔希提”号船，途中在新西兰的
  惠灵顿、拉罗通加的阿瓦蒂乌和塔希提的帕皮提作了短暂停留。从惠灵顿他给凯瑟
  琳·曼斯菲尔德寄去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思念”一词，这张明信片打破了
  他们之间几年来的沉默。仅在此前一天，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离开瑞士去伦敦之
  前立下了她的遗嘱，将劳伦斯的名字列在那些可以接受她少量记念品的朋友之列。
  《阿伦的杆杖》重新激起了她对作者的爱慕，所以她能够原谅劳伦斯。在7　月，当
  她读到此书以及劳伦斯早先的一个短篇《玫瑰园里的阴影》（在《普鲁士军官》一
  书中）后，她在给柯特连斯基的两封信中谈到了她的这种爱慕之心。劳伦斯的《改
  瑰园》是“他所写的一篇笔力最弱的故事”，然而“它是那样地不同于其它所有的
  作品”，她怀着欣喜之情读完了它。当他提到醋栗果时，这是些由花匠采集来的、
  在碟子上滚动的鲜红而成熟的醋栗果。当他咬苹果时，那是一只刚从树上采下来的、
  微酸、香甜和新鲜的苹果。她认为《阿伦的杆杖》的缺点是微不足道的：此书充满
  了活力，在读过由那些无病呻吟的作家们写的简易庸俗的小作品之后”再来谈一谈
  这本书实在是一件轻松愉快之事！她对劳伦斯的许多观点不能苟同，他有关性的看
  法在她看来毫无意义的，“但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更接近劳伦斯。在这最后的几个
  月里，在许多方面，我所想的与他所做的不谋而合。”确实，这两位作家在他们的
  自然视野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只要仔细检查一下他们的文章就不难发现：在当时那
  个新闻笔调平淡低劣、文风苍白无力的年代里，他们俩的作品都有一种内容具体，
  色彩鲜明、文笔生动的特点，他们各自又有一种自己的鲜明风格。（在1954　　年7
  月出版的《文字批评文集》上罗伯特·列德尔写道：“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认为劳
  伦斯有三个形象：一个是她所憎恶的黑色魔鬼，一个是她所不信任的预言家，再一
  个是她所热爱和尊重的人和艺术家。现在，他逝世已有24　　年了，我们还不能摆脱
  我们心目中的那个魔鬼和预言家——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预言家——的形象，去发
  现那个不朽的人和艺术家吗？”）
  在去美国的途中，劳伦斯还给另外一些人寄去了明信片：在每个停泊的港口都
  给埃达·克拉克寄去信片，在一些地方还给布鲁斯特夫妇、凯瑟琳·卡斯威尔以及
  其他人送去消息。劳伦斯告诉卡斯威尔夫人说他觉得塔希提“很美丽——但帕皮提
  是个贫穷、单调、不伦不类的地方”。两个星期后，他给她去信说旧金山“令人愉
  快，但非常噪杂，车水马龙，生活昂贵。”对于劳伦斯在旧金山的那五天的情况，
  哈佛大学英语系的一些体面人物曾制造过一种十分荒谬的谣言，说他在这五天里离
  开了弗丽达，去经历了一次伤风败俗的冒险勾当。但弗丽达坚持道（在1951　　年1
  月24　　日的一封信中），我在旧金山一分钟也没有离开他”。她认为那故事是“有
  趣的谎话。”
  （六）在高高的沙漠上空
  正如劳伦斯一抵达陶斯就意识到的那样：选择陶斯是一个错误。在陶斯断断续
  的3　年旅居中，他难得真正在那里住上几日——“陶斯太令人应接不暇；不甘寂寞
  的梅宝·斯特恩，五花八门的晚宴，扰人清静的发动机的噪声，还有那些接踵而来
  的不速之客”——因而，他是住在与那个恶欲横流的中心相距20　　英里的山区牧场。
  在这期间，劳伦斯曾数次去墨西哥旅行，还有一次是去欧洲。从1922　　年9　月11
  日来到陶斯直至1925　　年9　月10　　日起程离开，劳伦斯在陶斯地区落脚的时间仅为
  80　　个星期，稍稍超出那3　年时间的一半。
  而且就像已经特别提到过的那样，在这80　　个星期里，他真正住在陶斯的时间
  只是其中少得可怜的一部分。他喜欢新墨西哥洲，但又希望尽可能地回避梅宝·洛
  汉夫人，和那些逗留在他称为梅布尔顿的她的住地的人们。
  对于劳伦斯曾在奥托琳娜·莫瑞尔身上发现并加以讽刺嘲弄的那种特性来说，
  斯特恩夫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美国妇女具有比她的活动能力强得多的竟选基
  金。而奥托琳娜夫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古老文明的产物，而不是一种新兴文化的产
  物，她是具有杰出个性的非凡女性。如果按照一种标新立异的说法，她完全令人信
  服地继承了她祖先出类拔萃的、具有学者风度的温切尔西伯爵夫人的优良传统。但
  奥托琳娜夫人的弱点几乎显而易见。斯特恩夫人（以后成了洛汉夫人，为方便起见
  以下仍称呼为斯特恩夫人）在一本声称是介绍劳伦斯的书中，尽善尽美地表现了自
  己。等到劳伦斯去世，她便即刻付印了那本名为《劳伦佐在陶斯》的回忆录。
  在有了与洛汉夫人两个月的交往之后，劳伦斯在致岳母的德语信中写道：“您
  曾向我打听梅宝·道奇，她是美国人，来自伊丽湖边的布法罗市，独生女，银行家，
  42　　岁，腰缠万贯，以前有过三位丈夫——一位是伊文恩（已故），一位是道奇
  （离婚），另一位是莫里斯·斯特恩（犹太人，苏联籍、画家，也离了婚）。现在，
  她的丈夫是一个名叫托尼的印第安人，那家伙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她在欧洲住的
  时间颇长——巴黎，尼斯、佛罗伦萨——在纽约小有名气，却少受爱戴。作为一个
  女人，她绝顶聪明，是一个‘文化传播者’，喜欢充当保护人，痛恨白人社会，对
  印第安人的爱超过了恨，非常‘慷慨’，想做一个‘仁慈善良’的人，实际上却非
  常邪恶，有一种可怕的权力意志观。你知道，她想成为一位巫婆，同时也想成为耶
  稣门下的贝特尼的玛丽——一只白色的乌鸦，一只咕咕叫着的有着不祥之兆的乌鸦，
  一头白野牛。”关于劳伦斯接下去在新墨西哥州的经历的记载，对洛汉夫人的《劳
  伦佐在陶斯》一书要尽可能少作依赖。它记叙的事件有一些可能是真正发生过的，
  这样就不能不使人引起注意。尽管为了生动和较为严格的事实，你很快又转为求助
  于关于这个时期的可靠回忆。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劳伦斯自己的、
  表明他神志健全的信件。
  洛汉夫人曾经关切地打电话给劳伦斯夫妇，告诉他们乘坐从旧金山开往陶斯的
  特别舒适的普尔曼火车卧车。实际上，她对人常常是关心眷顾的，并极力做到与人
  为善，助人为乐，但是，她的那种仁慈常常被她的专横的方式所扼杀。在劳伦斯37
  岁生辰的前日，他和弗丽达在新墨西哥州的拉米下了火车，介入了这个矮胖、方脸、
  爱热闹的小妇人和她的丈夫托尼的旅程。她是由丈夫托尼·洛汉开着她的价格昂贵
  的小汽车送到那里的：托尼·洛汉是一位坚定而冷静的印第安人，很难属于劳伦斯
  正在寻找的所谓野蛮人中的高贵分子那一类。梅宝立即感到：弗丽达正试图用“性
  感的眼光打量”她和托尼。
  他们在一起驾车越过沙漠。此时，洛汉夫人的第一感觉是对弗丽达怀有敌意，
  劳伦斯在她心目中则是易于征服的，如同她对这一心理所进行的荒唐描述那样：
  “我心中有一种难以驾驭的欲望在驱使我伸出手去将他抓住。”在去圣塔非的途中，
  小汽车抛锚了。当托尼、洛汉乒乒乓乓地修着发动机时，劳伦斯说道：“作为一个
  男人，世界中的男人，我是一个失败者。”——洛汉夫人的这个故事的可靠性还有
  待考证。带着对机器的憎恨，劳伦斯觉得那些知道怎样安装它们的印第安人是堕落
  了。
  他在陶斯长住以前，就开始将一般意义上的对机器的憎恨特别地指向了汽车。
  虽然他对机械化的原始的厌恶几乎无所不包，这毕竟是一种新的倾向：
  甚至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理想化了的伯金驾驶着小汽车飞弛而没有受到心
  灵上的严厉惩罚。现在，劳伦斯在信中开始抱怨“梅宝和汽车”了，而他在10　　月
  致贝西·弗里曼的信中告诉她：他不“喜欢”汽车。这种厌恶的情绪在继续着：数
  年后，在意大利时，阿尔德斯·赫克斯利想劝说劳伦斯接受他那辆旧汽车，但劳抡
  斯拒绝了：“为什么要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冲来冲去呢？”在他首次有了在美国
  生活的经历之后，他似乎将梅宝·洛汉、她的汽车化了的印第安人与汽车、横冲直
  撞以及机械化的意志等同起来。向他的岳母描述了洛汉夫人之后，劳伦斯说道，
  “美国人都想得到权力，但只是一种可怜的个人基本的权力：以强凌弱。他们全是
  以强凌弱的人。”劳伦斯赶到新墨西哥的第一个晚上，时间已经晚了，当时，这个
  国际团体已经抵达圣塔非，托尼已无法越过75　　英里去陶斯。梅宝·洛汉安排劳伦
  斯夫妇住在当地诗人和翻译家威特·宾纳的小砖房里。宾纳后来在50　　年代，每个
  人都认为，不会再有对劳伦斯怀有恶意的文字发表的时候，才抛出了他的《与天才
  一起旅行》。
  该书的出笼是不合时宜的。它将时钟拨回到了20　　年前的那段遥远岁月。
  那时，劳伦斯阵营的追随者们正在为他的传记而将人们远离他的创作。到了50
  年代，劳伦斯作品终于由于自身的光华而争取到了读者，这时候，宾纳才再现了劳
  伦斯这位古老文化的攻击者和痛苦的抛弃者的形象。理查德·丘奇在《约翰伦敦周
  刊》上写道：“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才宣扬他对一个天才人物的社会性病态所作的
  愤怒的记录，读者可以问一问宾纳先生是否据有真凭实据”。马克·肖勒在《纽约
  时报》上针对宾纳的传记评论说，在19　　世纪50　　年代的10　　年之间，不会再出现
  第二本”这样心怀叵测”的书了。在那本书中，劳伦斯的“不良行为”被描述成
  “仿佛是艾米莉·坡斯特和赫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