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食物很差，大多数的旅馆房间都很脏。对劳伦斯夫妇来说，这是一次“追溯
  久远，久远往事的旅程”，最后他们终于意识到“一切都解决了。一切都知道了：
  明白了，明白了”，劳伦斯感到，人类必须向前行进才能得以完善，必须向前走到
  那些“未被人知，未被开发的土地上，那里的盐还未失去它的原味”。
  劳伦斯和弗丽达乘火车向意大利南部行进，他们从撒丁坐船到了契维塔韦基亚，
  又从那里到了那不勒斯，在那里，他突然看到了高山之巅的蒙特卡西诺，又一次地
  被它吸引。“在一阵狂热之中”，他向弗丽达建议说他们下车去那里住一夜，“去
  看看另一个朋友，那些身在世外而熟知世事的僧侣。”弗丽达对此主意感到不寒而
  粟，她不愿“在这可怕的寒冬中去那个没有一点火星的庞大的石砌修道院”去过夜。
  计划因此而放弃了，劳伦斯在卡西诺车站只下车呆了几分钟，”去弄了点咖啡和糖
  糕。”回到塔奥米纳后，劳伦斯给好几个朋友去信说撒丁岛不是个久居之地。
  （这当然是在那里的海滩变得出名和许多现代式的旅馆建立之前。）至于托斯
  卡纳，尽管要比西西里更有生机，但他还是情愿在塔奥米纳多呆一些时候。
  他曾说要去看望他的姐妹，但他不能渡过海峡跨上“裴哀凄凉”的英格兰大地。
  如果他“知道如何联系的话”，他可能会加入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因为“进
  行一次真正的斗争的时间到了。那是我唯一关心的事：一场殊死的斗争。”他不喜
  欢政治，但他觉得“必须而且应该很快就开始一场激烈的革命”；如果“他知道的
  话”，他会加入进去的。
  与此同时，劳伦斯的作品在英语国家里又一次地被大量的出版。美国版的1920
  年的《新诗》引起了大多数言辞尖刻的评论家的注意，评论主要是针对其前言的；
  雷蒙德·M　·韦弗在《读书人》上说，那诗集表现了“对一个在缪斯的画像前卖弄
  的可怜的小人物的同情之心。”由托马斯·赛尔泽在1920年11　　月出版的《恋爱中
  的女人》的删节本也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埃佛琳·司各特在《罗盘》中称此书是一
  部忏悔录：“写了此书之后，劳伦斯可能会变成哲学家或牧师。”她对他的结尾部
  分感到不满：“如果劳伦斯先生是个俄国人，他或许能从艺术中找到生活的答案，”
  但因为他属于“英国的道学家那一类”，他就得坚待“寻找出一些生活现实中的答
  案”。
  在1921　　年5　月，即牛津出版了他的历史书（以劳伦斯·H　·大卫森暑名）
  的两个月之后，《恋爱中的女人》在赛克的印刷标记下大胆地出现了。博顿利
  的《约翰牛》不失时机地对小说进行了攻击，称此书是“对性剥夺的丑恶的研究，
  会导致青年人陷入一种无法启齿的灾难”。莫里没有在杰拉尔德·克里奇的形象中
  认出自己，全神贯注地也读完了“500　多页充满炽烈感情，一波又一波夸张的、愈
  演愈烈的、推向遥远的不可见的结尾的描写，”读罢掩卷，莫里觉得此书不知所云。
  当然，他也发现了此书是淫秽之作。早些时候，当赛克出版了《迷失的少女》时
  （1920　　年11　　月），莫里就宣称劳伦斯也进入了一种“衰退”的阶段。劳伦斯的
  作品在他的一生中唯一得到的官方承认——1921　　年爱丁堡大学的詹姆斯·退特·
  布莱克奖——是劳伦斯小说创作中成就最小的几部作品：《迷失的少女》以及《侵
  入者》和《处女和吉普赛姑娘》为他赢得的，此奖的奖金为l00　英镑。劳伦斯写信
  感谢了拉歇尔·安纳恩德·泰勒，他作教师时的一位朋友。感谢他在评奖中对《迷
  途的少女》的推举。
  1921　　年4　月初，弗丽达启程去巴登—巴登，劳伦斯陪她同行到巴勒莫。
  艾尔丝·贾菲来电报说她母亲病了，劳伦斯起初以为这是一个花招，但后来的
  通信表明了并非如此。独居塔奥米纳时，劳伦斯感到“弗丽达不在时，屋子显得空
  荡荡的。很不喜欢，”虽然人们时常请他去喝茶用餐，但他不想接受邀请。在一个
  月的寂寞生活之后，这个月中米利森特·贝弗里奇为他画了肖像（“在我看来他是
  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劳伦斯决定去德国与弗丽达相会。但在路上，他时时停
  下来作些访友活动。
  在开普利，他遇见了厄尔和阿克沙·布鲁斯特夫妇。数年以前，这两个美国人
  曾在芳塔娜·凡奇亚度过了他们的新婚蜜月。他俩成了劳伦斯的莫逆之交。他们对
  绘画和佛教感兴趣。数年后劳伦斯他的故事《玩艺儿》中对这两个被詹姆斯国王放
  逐的美国人进行了嘲讽。在开普利遇见他们不久之后，他便将《阿伦的杆杖》的情
  节详尽地告诉了他们，甚至讲到了阿伦离开他妻子的细节。于是他们建议，阿伦必
  须“去蒙特卡西诺并作忏悔，或重新走过整个经历”。劳伦斯笑着表示同意，因为
  他开始打算将阿伦放进修道院，但现在他决定应该让他“经过毁灭然后从深渊底部
  自己寻找可行的道路”：而不是根据劳伦斯式的本尼迪克特的规则。
  劳伦斯对布鲁斯特夫妇的建议的采纳使他们很高兴。他们本以为劳伦斯是个愁
  眉苦脸的人，没想到他原来是一个快乐的侣伴。布鲁斯特夫人认为，劳伦斯的短小
  扁平的鼻子很像苏格拉蒂——而从他留着的胡子看，他有点像威斯特勒为卡莱尔作
  的肖像。在离开塔奥米纳之前，他去参观了一艘地中海帆船，如果他有钱的话，他
  很想买下这艘船。他对布鲁斯特夫妇说，如果他们拥有这么一艘船该有多好，他们
  可以随心所欲地航行世界的任何地方。在与他们的通信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
  到这个想法。
  在离开开普利之后，劳伦斯在西行的旅途中在罗马和佛罗伦萨作了短期逗留。
  在佛罗伦萨，诺曼·道格拉斯将他介绍给了丽贝卡·威斯特，她是他最热情的崇拜
  者之一。她发现他像孩子一样易交朋友，抑或像一个年老的哲学家，能够一眼就发
  现另一个人性格中的优良之处并与他倾心相交。在带她去见劳伦斯之前，道格拉斯
  笑着告诉她说他的这位朋友刚刚到达，并说他有个习惯，就是当他一到某个地方，
  他常常径自走进他的房间，对这个地方作详尽细致的描写。当他们来到他在阿诺
  （或许是贝尔切丽旅馆，即《阿伦的杆杖》中的贝尔托利尼）的下榻之处时，他们
  果然发现劳伦斯坐在一架打字机前。道格拉斯问他是否在写一篇有关佛罗伦萨的文
  章，他说是的。听此回答，道格拉斯放声大笑起来。这种笑声，丽贝卡·威斯特回
  忆说，“像一个色情狂一样充满邪恶”。
  劳伦斯向她和道格拉斯以及雷基·特纳诉说了旅途的不适。她后来意识到，
  “这种旅行对某些神秘人物来说总是必要的”——当然这是对劳伦斯的那种众所周
  知的不安情绪的最好解释。丽贝卡·威斯特认为他的漫游像印度的游方修士和俄罗
  斯的先圣一样，经历的是精神上的旅程，而不为了到达某个地理上的目标：“看来，
  劳伦斯漫游四方，是为了寻找他一次又一次痛苦地捕捉的那种人类的启示性幻象。”
  在4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劳伦斯启程去德国，途中经过了瑞士。在巴登—巴登，他
  发现他的岳母已经开始康复，他便和弗丽达远去3　英里，在爱卜斯坦堡村的一个叫
  克罗思的简陋旅店往了下来。在此以前，弗丽达和她的母亲住在路德维格·威尔海
  尔姆斯迪夫特，这里是露易莎女公爵为上流社会的寡妇创建的一座休养院。劳伦斯
  对那里的老妇人们很客气，当他笑着向她们点头致意时，她们称他为医生先生。但
  那位巴洛宁·冯·里奇索芬太太却提心吊胆，生怕一些妇人们会去谈他的小说。
  6　月16　　日，劳伦斯写信给艾米·罗威尔的侣伴，埃达·拉塞尔夫人：“我们
  来德国已两个月了，因为我的岳母病得很厉害。”但她已经好多了，将很快去爱卜
  斯坦堡与他们同住。爱卜斯坦堡“确实十分可爱——一个黑白相间的小村，周围绿
  林环抱，位于黑色森林的边缘，远处下面的平原上，流淌着莱茵河，平原的远处是
  孚日山脉”。德国看上去是“如此辽阔，如此静谧：
  陌生而沉寂，与战前大不一样。在这样一个人们不像其它地方那样财大气粗的
  国家里是比较愉快的。”可惜的是，他不得不补充道，“人们不再有什么钱了，除
  了那些投机商人，主要是犹太人。巴登·巴登到处是这些犹太人”。
  像平常一样，他忽略了巴登—巴登之间的分号，但更为严重的错误是，他将犹
  太人同暴发户等同了起来：历史研究表明，在霍亨索伦帝国的威玛共和国时代的德
  国，富裕的犹太人是为数不多的。确实，在希特勒上台时的1933年，德国的犹太人
  仅50　　万，不到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从20　　年代到40　　年代期间，纳粹的宣传基
  本上是个谎言，这一点劳伦斯应该看得清并加以反对的。
  应当承认，他有一种反犹太人的倾向（但与纳粹并无共同之处），这种倾向时
  有表现，如在一封信中他曾提到过威廉·海因曼的“犹太血统”，在另一封信中谈
  到他后来的出版人托马斯·塞尔译时，他称他为“一个小犹太人，但是在我看来是
  可信赖的”——他是用了那个可怕的连词后才接受他的。
  有些评论家认为弗丽达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对于劳
  伦斯偶而的反犹太人言论是一个特殊的讽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研究者可以
  证实冯·里奇索芬家族是犹太人。弗丽达的女儿巴巴拉·巴尔夫人1961　　年在英国
  广播公司的一次谈话中说，她的外祖父，冯·里奇索芬男爵曾对他的几个女儿说他
  不在乎她们选择什么样的丈夫，只要他不是一个赌棍，或一个教师，或一个犹太人
  ——不幸的是，他的三个女儿接二连三地违背了他的告诫。
  在劳伦斯的反犹太人的言论中，最不可原谅的也许是他注入《袋鼠》中的索默
  斯——劳伦斯意识中的那些观点。在战争期间，他想到也许会被“德国军国主义分
  子的铁蹄所践踏”。但是：“如果一个人注定要被践踏的话，宁可被一只铁蹄践踏，
  也不要被一个犹太钱商踩上一脚。”这段话出现在1923年9　月马丁·赛克出版的该
  书的伦敦版上，后来在托马斯·塞尔泽不久在纽约发行的版本中，这段话就不一样
  了。劳伦斯修改了上引的那段话，所以后半句改成了这样，“也不要被一个口蜜腹
  剑的钱商踩上一脚”。也许是出于对他的出版人的尊敬他才作了这样的修改。1923
  年8　月，他在塞尔洋的新泽西的住处对美国版的校样作了修改。不管怎样，也许仅
  仅是因为面子关系，他才决定从这本匆匆而就的小说中改去那个攻击性的词汇。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新的美国版《袋鼠》中，像最新的英国版一样，又出现了“犹
  太钱商”这个词——这是缺少对劳伦斯正式版本的注意和对作者最后想法的遵守的
  又一例子。
  一位美国评论家在评论此话题时，对所谓任何人的“稍有些反犹”的讲法很不
  以为然；在此问题上，就像一个人不能“稍有些怀孕”那样稍有些这样的倾向。这
  是一个有局限性的观点，因为许多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在本世纪初还稍有些反
  犹的倾向，但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便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怀孕是一个绝对概念，而反犹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然这对于那些疯狂的极
  端则另当别论了。遗憾的是，这样的极端分子在我们中间仍为数不少。
  劳伦斯的反犹倾向，尽管这种倾向是那么的愚蠢，是和当时许多中产阶级英国
  人的观点一样的（从许多方面来看，他已经成了这个阶级的一员），并不深刻、恶
  毒或疯狂。相反，这种倾向是温和的，不加思考和随心所欲的。
  如果劳伦斯活得再久一点、知道纳粹的死亡集中营的话，他的这种观点在布痕
  瓦尔德（德国市镇，1934—1945　　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残杀爱国者和
  战俘）之后肯定会荡然无存。
  1921　　年在爱卜斯坦堡期间，劳伦斯撰写了他《无意识的幻想》一书的大部分
  作品，此书是前不久在纽约出版的《精神分析和无意识》的续篇。乔治·索尔在《
  民族》杂志上评论后一本书说：“在其可怕的外表之下，书中所论看来与我们今天
  所感觉的东西似乎有一种模糊的联系。”索尔继续说，如果劳伦斯在表达他的这种
  思想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