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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长处是有巨大的责任心。冯仑从离开海南到北京的几年间，因为融资等各方面原因，在外面借了一些债。刚到北京的头几年，基本上是在北京左手赚了钱，右手就到其他地方去还钱了，做得很辛苦。王石曾经劝冯仑把公司宣布破产算了，这样就解决了债务的问题，但冯仑坚持自己把债一点点还完了，这中间的过程历时了好几年。王石很感慨：“不是因为是我朋友我才把他塑造得这么高大。冯仑的忍耐力和责任心不是一般人能够比的。”
  那么当年那件咨询的事呢？我一直很好奇，因为王石一直没给我下文。王石听我问，笑得很自得，“后来当然是没做了，日本韩国的财团都撤了。我对冯仑开玩笑说，以后你再咨询我什么事情，我要先收咨询费100万，不花点钱你显然不重视。”
  “冯仑怎么说？”
  “他嘿嘿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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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午后的漫步者，请加入这岁月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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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医生在王石的腰椎处发现血管瘤，并且肿瘤压迫了神经，由此诊断出最坏的可能是王石会下肢瘫痪。王石震惊绝望之余，为自己订了一个眼前的计划：去西藏，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愿望。在烦琐的工作又缠绕了两年之后，1997年，王石终于在万科十几年来第一次休了一个月的长假，他和朋友两人取道青海格尔木，沿青藏线入藏。这第一次入藏，改写了王石以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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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这个人》：登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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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运动可以让你直面人生，直面死亡。因为生命随时悬于一线，所以必须要认真地对待生命，正视生命，正因为你敢于面对它了，所以你才珍惜它、珍惜生活。
  ——王石
  2003年5月，我在四川成都采访刚从珠穆朗玛峰下来的王石。其时，所有的媒体、舆论都在激动而热闹地谈论着王石等人成功登顶珠峰的消息，无数的媒体等待着王石出现在自己的采访机或摄像镜头面前。相比外界的热闹，坐在成都龙泉枇杷林下的王石，沉默而寡言，消瘦、疲惫却眼神笃定。他伸出他的手，10个指尖的皮层下都是淤黑，这是喜马拉雅山的严寒留下的痕迹，并且，他的形象大变——珠穆朗玛峰让王石减了12公斤，以至于“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的难民”，他自己这么说。他瘦削的脸上表情冷漠，吃饭说话都很踌躇，很矜持，很有距离感。王石后来说，这是每次下山后的反应，看上去很迟钝，思维仿佛还停留在某一个世界里，自己感觉很静，很安宁。
  ——所有的热闹都在外面，对于王石而言，每一次的登山，都是一次次在红尘世界里永远无法获得的心灵之旅。
  生活在别处，山，在那边。
  当1997年王石在珠峰大本营见到金俊喜时，他就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会和登山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呼唤，一种他本人无法拒绝的呼唤。
  1995年，医生在王石的腰椎处发现血管瘤，并且肿瘤压迫了神经，由此诊断出最坏的可能是王石会下肢瘫痪。王石震惊绝望之余，为自己订了一个眼前的计划：去西藏，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愿望。在烦琐的工作又缠绕了两年之后，1997年，王石终于在万科十几年来第一次休了一个月的长假，他和朋友两人取道青海格尔木，沿青藏线入藏。
  这第一次入藏，改写了王石以后的生活。
  在西藏，他来到了著名的珠峰大本营，见到了金俊喜。金俊喜刚从梅里雪山上下来，那里刚刚经历一场空前的生离死别：因为雪崩，中日联合登山队的17名成员全部遇难在梅里雪山。本来金俊喜是死亡名单上的第18个，但那天正好他的左肩麻痹，于是从山上撤了下来，也许上帝睁开眼睛的时候，正好看见了金俊喜，所以，他幸存下来；而其他人，在上帝转过身闭上眼的时候把生命丢在了梅里雪山。作为中国登山队队长的金俊喜，当身边的17个伙伴突然变成了零，他落寞地从梅里雪山来到珠峰大本营，准备再次登山，没有人敢去揣测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王石开口问了他：“为什么还登山？”金俊喜的表情很平淡，语气很平静，看不出他的内心如何翻滚：“死去的已经死去了，活着的还要面对，还要走完他们没有走完的路。”
  写出来像豪言壮语的话，在当时珠峰大本营的情境下其实平淡无奇，却给了王石很大的震惊，曾经是生死的经历，丝毫没有动摇金俊喜作为登山人的信念：一座雪山刚刚给他带来死亡的讯息，他马上又来到了另外一座雪山的脚下。
  金俊喜对王石说：你也可以登山。
  这让王石坚定了有关登山、有关极限活动的种种念头。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王石站在珠峰大本营的外面，他看到英格兰登山队队长在登山前正轻松地飞伞，表情愉快，全然没有即将要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凝重。王石受到了深深的刺激：登山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快乐人生。
  1997年，王石正式开始登山和飞伞。
  虽然王石的登山历史已接近10年，依然还有人在不甘心地问他：“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去热衷这么一项高危险的运动？”这些问话的潜台词是：“你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你早就将‘吃苦’两个字排除在了你的生活之外，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甚至有人直接问他：“为什么不选择高尔夫呢？既锻炼身体又是时尚的标签。”王石的回答是典型的不屑一顾的王氏风格：“我就是不喜欢打高尔夫，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打高尔夫就一定安全吗？它的时速是每小时100公里，像颗子弹一样，我曾经有一个香港朋友满口金牙，正好高尔夫球飞到他嘴上，很巧，飞到这儿！——满口牙全掉了。”其实王石未必有一个满口金牙的朋友，他只是需要用这种极端的例子来表达对这个问题的不屑和自己的态度：登山，只是我的一个爱好，只有你们把它看得如此神秘。
  也难怪有类似的大惊小怪，在大众的视野里，登山毕竟是一件小众而小众的运动，个性十足的王石，恰好爱上了一项个性十足的运动：由登山而传来的有关死亡的黑色消息从来没有消停过。
  死亡，是每一个登雪山者都要面临的问题。在茫茫的大雪山，有可能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冰洞，登山者就不小心掉进去了；也有可能碰上雪崩，劈头盖脸的雪把登山的人一下就埋了进去；也有可能碰到突然的暴风雪，碰到突然的降温……总之，雪山的一切神秘之举，都是在登山者穿上厚厚的行装时难以预料的；而且雪山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面临的危险几率都是一样的，王石概莫能外。对于大自然的如此难以捉摸，王石第一次进藏时就感觉到了，那种不由分说袭面而来的是一种无助的绝望感：刚过海拔2000米，王石开始不自觉地流泪，头也开始发晕；到了4000米之后，他已经处于高烧、昏迷状态，并且上吐下泻。当时他和同伴借宿在一个哨卡，“当晚真是痛苦极了，但没办法，只有熬。”但是，在煎熬了一天，经历了苦胆水都吐出来的天昏地暗后，王石说自己却开始清醒了。这种体验对他来讲是全新的：恶劣的环境，顽强地生存，健康地生活。后来这种感觉在他登雪山的时候一次次重现，特别是当死亡的阴影闪过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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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这个人》：登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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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王石登博格达峰，他一人进山，在第三天的下午遇到了非常恶劣的环境。因为前面是雪崩区，天气又很糟糕，当天要走过去显然是不可能的，王石在冰地上打锥挂上绳子，套上睡袋，当晚就吊在绳子上过了一夜。第二天天气依然恶劣，王石只好下撤，不幸在过一段40多米长的65度坡时，保护绳被飞石砸断。巨大的恐惧向王石袭过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哆嗦，他心里很明白，即便有人从大本营来救自己，也是两天后了，而两天的雪山停留，足以把他送到天堂！王石最后的决定是：关掉与大本营联系的对讲机，抽自己几个耳光止住哆嗦，然后，独自下山。
  这一年，正好是王石辞去万科总经理职位的那年，人生的放弃与得到，在他尝试登博格达峰后，越发清晰。
  “有人认为登山是征服高山的过程，其实，人怎么能征服大自然？这太幼稚了。登山的过程其实是人一次次征服和挑战自己的过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会上瘾的。”
  这种上瘾也许因为代价的惨重而显得越发不能放弃。不仅是自己在雪山上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也不时会面临美丽的雪山不经商量地就吞噬掉头一天还生龙活虎生活在自己旁边的人的生命。
  2000年，王石从樟子峰刚下来，甫一上网，就看到深圳山友周洪俊在玉珠峰上失踪遇难的消息，王石感觉自己的血一下就开始上涌，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是死亡啊！是永别！周洪俊是深圳山友里跟自己很熟悉的一个人，一个身边的人与自己阴阳相隔，而且走得惨烈，实在让人情何以堪！况且深圳的登山运动是王石带头推动起来的，深圳山友登雪山显然是受了王石的影响。那一夜，王石彻夜难眠，他把所有的愧疚都堆积到了自己头上：如果我当时没有……他们就不会死了吧？他甚至开始后悔每一次自己从雪山归来时给山友讲的那些刺激的、令人激动的经历，“也许是我误导了他们呢？让他们以为登山只有刺激的一面，对危险的一面却没有充分意识到。”
  王石强烈要求去救援，这样他的心里会好受很多。但组织救援队的人不批准，因为王石的年纪在一群登山人员中，算比较大的了。但王石坚持要去，他用了两条理由说服了对方：第一，正因为我年纪比你们要大，所以我更能面对家属；第二，救援是要经费的，我可以想办法帮你们解决。这两个理由让对方无法拒绝，于是王石去了玉珠峰参与救援。
  到了玉珠峰，王石的心一直是扯着，他很难受，其实明知道救援就是救一具具尸体了，但大家的心情却很复杂，似乎要去挽救一个个生命。每一个人在没有见到尸体之前，心里都在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许，还没死呢？”而最让王石揪心的是死者家属流露出来的那种绝望之下的愿望，他们希望救援的人不要找到亲人的尸体：“也许，他已经被人救了呢，也许他失忆了，所以不记得怎么回家了。也许一年后他就想起来了呢？然后自己就会回家了。”王石无言以对，他说什么好呢？这是一些面临与亲人永生诀别的人，对他们来说，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只有王石和救援的人心里最清楚，即便是找到失踪者尸体，也不可能把他带回来，因为一个本来就面临危险进山的人，是不可能有更多的体力带回一具尸体的。救援的意义，只在于确认失踪者的确已经遇难，并且确认他死亡的地点，然后就地埋葬。这对于一个登山队员来说，是一件理解范围之内的事，而对于家属，他们只有见亲人最后一面的简单想法。他们除了悲痛，还是难抑的悲痛。
  王石在进行劝说工作的时候，好几次难以坚持下去，他发现，在生离死别面前，任何劝说、任何道理都苍白无力。
  死亡，始终和登山运动联系在一起。王石从不否认这一点。他也曾经怀疑过，特别是在攀登雪山的过程中，危险的深渊就横亘在自己面前，他心里也开始慌张，也后悔，甚至骂自己：“他妈的，好好的我上来干什么？！”王石从来不讳言自己在死亡的恐惧来袭时自己最真实的想法，那就是害怕。但是，当把危险度过，山在自己脚下，然后，走出山，那不可思议的雪山已经在自己背后，一切的经历就变成了巨大的人生价值：一个人只有在死亡清晰地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才会真正去想生命的价值；只有把人置于死地之时，才会真正明白生活里自己真正的需要，自己生命里最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是不面对死亡的，谈论死是一个大忌。生死两界，几千年来国人只愿意想象阳界的现世安稳，不愿面对往生，不去想生死的相连。其实，每天我们都在面临死亡，交通、疾病、天灾、人祸，只是因为就在周围，被逐渐麻痹的意识隐藏了起来，也就越来越视而不见了。也许极限运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把人逼到生死边缘去，迫使那根从来不动的脑神经动起来，想清楚以后的事，以前的事。“总是想着想着就清楚了，登山带给我的感受恰恰不是冒险，而是要更珍惜，更加踏实地走每一步，因为危险处处都存在。无论生命长短，你都要离开，生命的意义在于质量，在于活的时候你怎么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