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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xt　one！”马友友似乎看出来了，拍完了一个之后，他笑着对他们说。
  一一合影之后，他终于可以脱身了，看到同一个乐团的乐手，他会马上非常亲热地跟人家勾肩搭背，大声谈笑。
  通过观察，我觉得除了大提琴拉得好，马友友其实也很懂外交。这样好人缘的艺术家想不出名都难。
  我的这次采访没有做成，胶卷倒是用完了。想想马上就要截稿，在回去的路上我还在担心——这期我的版面不会开天窗吧？
  3、“罗琦吸毒事件”及其他
  除了应该宣扬健康生活、强调毒品对人的危害之外，我认为对演艺界人士来说尤其应该提起注意。因为在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一定影响的公众人物的同时，你的形象和行为就不再属于个人所有，而是属于社会的，你理应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监督。
  从整个演艺界的整体情况来看，“罗琦吸毒事件”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因为不论在她之前或之后，不论海外还是国内，都有演员或歌手引发的与毒品相关的事件，只是我们知道
  得不多而已。近年来，随着新闻触角的逐渐深入，我们知道了惠特尼·休斯顿之所以长期没有新作是因为她毒瘾太深，伤害了嗓子和健康；我们知道了香港歌坛的“健康好男人”苏永康因为吸摇头丸被警方强制勒戒；我们还听说内地一些青春偶像明星因为聚众召开“摇头PARTY”而被带进了公安局；近期台湾又传出蓝心湄和陶子参加迷幻聚会、内地歌手景岗山前不久也在首都机场被发现藏毒……这种事情似乎突然间就增多了，演艺界一贯的积极形象因此朝不保夕。
  娱乐圈是一个人才辈出、瞬息万变的所在，新陈代谢的速度快。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永远保持不知疲倦的发展活力。这个圈子里的人因此也格外健忘，虽然新闻天天都发生，但是大概每个人都只记得最近的。
  所以在这时候，女歌手罗琦和她的故事可能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
  作为九十年代中期内地“指南针”乐队的主唱歌手，罗琦有一副高亢激越的好嗓子，曾经被称为“中国第一摇滚女声”。罗琦是四川人，性格火爆不羁，自从随乐队来北京发展之后，受到圈内外一致好评。最初她和乐队共同签约北京“星碟”文化公司，后来又转签日本“波丽佳音”唱片公司，本来如果一切顺利，她可以凭借出众的音乐天分为自己打出一片天下。但是她狂放的个性却经常会惹是生非，在后来一次酒后斗殴中她被破碎的啤酒瓶戳伤左眼，导致失明。
  1997年7月，在温州演出结束之后的罗琦到南京转飞机，当天晚上在一家酒吧消遣时毒瘾发作，痛苦不堪的她到处寻毒不果，最终被警方逮捕，当时她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并且恳求警方为她强制戒毒。其实当时的罗琦已经有好几年的吸毒史，只是因为这次在外地瘾发，“罗琦吸毒事件”才算真正浮出水面。
  据说事发之后，罗琦当时的德国男友认为她只是“运气不好”，同时对记者说：“吸毒对她没有影响，你看世界上有那么多艺术家都在吸毒，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才气和艺术能力……其实这本身没什么问题。”
  当时的社会舆论因此一片哗然，很多人似乎因此才看到演艺界如此不光彩的一面，并且表示感慨。记得随后上海电视台曾经专程来北京采访此事，当时我在报社负责人物版面，上海台的记者还让我就这个问题谈了谈。
  其实就像当年罗琦的德国男友所说，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吸毒，其中也有很多艺术家，包括猫王、披头士和迈克尔·杰克逊在内的很多巨星都是瘾君子。演艺界是社会的一部分，歌手和演员吸毒其实与社会上的无业人员吸毒在具体情况上是一样的，这都属于社会现象。
  除了应该宣扬健康生活、强调毒品对人的危害之外，我认为对演艺界人士来说尤其应该提起注意。因为在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一定影响的公众人物的同时，你的形象和行为就不再属于个人所有，而是属于社会的，你理应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监督。这也是演艺界人士在拿到高额酬金并赢得尊重之余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所以，“不吸毒”只是对艺人提出的最低标准，而最高标准则是无止境的。
  在“吸毒事件”发生之后，我曾经在1997年年底见到过罗琦，她显得很安静甚至有点孤僻，大家一起吃饭时她坐在一旁喝水，不说话，还恭恭敬敬地在我的本子上留下自己的电话。之后她去了德国，据说结了婚，但是中国内地的流行歌坛就此失去了一个嘹亮的声音。
  虚幻的快感只是一瞬，别让自己苦心经营的演艺生命毁在毒品手里。
  4、王志文的傲慢与偏见
  我在北京东直门一家酒店见到了王志文，让我觉得不大舒服的是，在见面握手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正眼看我，只是敷衍了事的打了个招呼。当时我做记者一年半，已经见识过了很多演艺界人士的真实嘴脸，所以并没有在意，只想好好完成工作。
  我和王志文曾经住在一个宿舍楼里。
  作为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台词课教师，他住在“中戏”宿舍楼的四层。但是在我入学之后却并没有见过他几次，因为当时他已经开始红遍全国，从而忙于常年的拍戏和演出了。其实中央戏剧学院有一批这种明星职员，包括李保田、巩俐、姜文、赵奎娥等人都是这里的教职员工，但是他们只是把个人的工作关系落在学校，实际上是很少露面的。
  我的同班同学金子是王志文的追星族，和他一样也是上海人。金子和我住同一个宿舍，入学的第一天她就曾经兴冲冲地独自跑上四楼，找到王志文的宿舍，但是很快就又下楼来了，“屋子里没有人，锁头上落了一层灰，”回到宿舍之后她闷闷不乐地这样说。
  可是即使见不到他的人，我们却能感受到他的存在。大约是在1996年年底的一天，中午时分，学校大门口出现了一个带着男孩的的青年妇女，她和传达室的人说找王志文，被告之“不在”之后，她坐在校门口哭了起来，并且跟路过的人说自己是王志文的妻子，现在领着孩子来找他，没想到他却不露面。据说当时门口聚集了好多人，学生、老师、过路人都有，大家心理和表情各异。金子这时候在宿舍里，听到这个消息也赶了过去，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她回来了，对我们说：“那个女人长得还不错，而且小孩子瘦瘦弱弱、单眼皮，有点像王志文呢。”当时大家都在低头忙各自的事情，拿这当个笑话来听。我觉得好奇，马上跑出去想看看，但是这一对母子已经不见了，校门口风平浪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在演艺圈里，王志文是以傲气出名的，因为这个经常会招惹一些是非。有人把他的脾气归结为“才高气傲”，也许是吧，据说在他还没出名之前，在学校里的朋友也不是很多，经常见他一个人独来独往。那么这样看来，他所谓的傲气就是性格使然了。
  好象在1997年夏天，王志文终于回到学校了，和他的经纪人一起来的，他回来搬家。自从他的身影进入宿舍楼，我们就开始到处找金子，大家想让她尽快见到自己的偶像。在王志文的车子最后开出校园的同时，金子也满面笑容地回来了，原来她刚才一直在四楼，据说他们聊得满不错，而且金子还得到了他的电话号码。
  这样看来王志文并不傲慢啊，当时我想。
  1997年11月，我在北京东直门一家酒店见到了王志文，让我觉得不大舒服的是，在见面握手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正眼看我，只是敷衍了事的打了个招呼。当时我做记者一年半，已经见识过了很多演艺界人士的真实嘴脸，所以并没有在意，只想好好完成工作。
  那时候王志文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好久没演戏了。言谈之中他似乎流露出了一些疲倦，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在想办法突破自己的以往形象，同时对社会上流传他沉溺于毒品的言论进行了轻蔑的驳斥。我记得他当时靠墙坐着，眼神带点虚无地看着窗外，当时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一道深秋的阳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来，王志文显得有些慵懒，他的神情中的确透出了一种满不在乎的傲慢。
  采访结束之后，他大笔一挥，在我的本子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点头道谢然后匆匆离去。我们就此又成为两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了。
  看到他的车子绝尘而去，我想，如果我的同学金子这时候在这里，不知她会对她的偶像做何评价。
  5、骑自行车上班的濮存昕
  濮存昕给我的感觉非常谦逊。那一年他42岁，记得当时他穿了一件灰色休闲外套，普通的牛仔裤和运动鞋，走起路来体态轻盈、朝气蓬勃的，身型完全是个小伙子的样子。他说自己一直坚持每天跑步，并且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
  对于北京人艺，我有一种直觉上的亲切感。这里的戏好，演员也好，给人的感觉都是那么朴实、自然、活生生的。每次走进北京人艺的大剧场，心马上会安静下来，就预备看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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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每一个和中央戏剧学院有关系的人都有“人艺”情结，原来的每一届“中戏”表演系毕业生都会有一些直接被分配到北京人艺做演员，所以说，中央戏剧学院一直以来都是北京人艺的人才摇篮。
  但是“人艺”也的确有很多优秀演员并不是“中戏”直接培养出来的，比如濮存昕。大家叫他“小濮”，是“人艺”老导演苏民的儿子。他的经历是有些曲折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只有高小文化的工人出身”。濮存昕是属于大器晚成的演员，在80年代末被谢晋导演看中和潘虹演出电影《最后的贵族》之前，他一直寂寂无名。而且那时侯国内一度流行浓眉大眼的帅哥男星，像他这种秀气文雅型的男演员并不吃香。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后来的“小濮”之所以能够成为风靡全国的“少妇杀手”，还是因为90年代之后开始流行儒雅型男人的原因。虽然一直都说“时世造英雄”，事实上英雄早就存在，只是有的人正逢其时，有的人生不逢时罢了。
  “小濮”开始大红大紫的时候是90年代中期，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作为北京人艺的演员、一个有深厚生活基础的人，在他身上我曾经看到过令人印象深刻的质朴和亲切。
  1997年十月的一天，深秋的北京天气很好，我和另外一家报社的同行到北京人艺采访濮存昕。提前到了五分钟，“人艺”门口静悄悄的，传达室的大爷听说我们采访小濮，很随意地说他一会就到，因为在那段时间，每天这时候他都会来剧院排练。
  我们在大门口等了一会，就见到不远处有一个身材高挑的男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经过门房，还很有礼貌地和里面的人打声招呼。“濮存昕来了！”一起来的同行对我小声说，然后迎了上去。
  “小濮”笑呵呵地推着自行车和我们来到了人艺的主楼，然后锁好了车，把我们领进排练厅边上的休息室里。路上遇到几个年轻演职员，大家会微笑着招呼一声，他们亲热地叫濮存昕“濮哥”。北京人艺修建于1950年代，整个建筑内外已经很陈旧了，但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当时正是上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休息室亮堂堂的，随后我们开始了谈话。
  濮存昕给我的感觉非常谦逊。那一年他42岁，记得当时他穿了一件灰色休闲外套，普通的牛仔裤和运动鞋，走起路来体态轻盈、朝气蓬勃的，身型完全是个小伙子的样子。他说自己一直坚持每天跑步，并且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我家就在灯市东口的‘海政’大院里，骑自行车最方便了，一拐弯就到，还锻炼了身体。”他气定神闲地说。
  我非常喜欢北京人艺的演员性格中的这种质朴，这也是老“人艺”一贯秉承的精神。记得我还在“中戏”念书的时候，一次坐108路公车去东单。路过“人艺”前面一站，上来了两个人，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人艺”的老演员吕齐，旁边一个文静的老太太应该是他的老伴，两个人一声不响地在座位上坐下了，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