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电话则是她的生活工具，她通过电话为顾客提供各地气象信息。对瓦伦蒂娜来说，电话是挫折感的源泉：每次米歇尔打电话来，他都会就她上一次为何不接电话而斥责一番。事实上，这位吃醋的男友似乎一直在监视着她，他能感觉到瓦伦蒂娜本可以早点拿起电话。
  第30节：三色：红（4）
  由于观众接触《红》首先是通过瓦伦蒂娜和她未露面的男友在电话上的对话，我们相对米歇尔的关系也就和法官相对所有人的关系一样——偷听。但是，偷听的人绝非只有我们：法官挑战瓦伦蒂娜，问她是否敢去邻居家告诉那个已婚的男人，他和他的同性情人的对话被法官偷听到了；瓦伦蒂娜去了，却发现那男人的女儿正在另一个分机上偷听他父亲的电话。
  优雅、深思熟虑的镜头运动，暗示着一种善意的监视。和法官一样，镜头似乎能同时看到每个人物的行为。例如，在瓦伦蒂娜抓起电话前，镜头中出现了奥古斯特，他在自己的公寓里。他也在打电话——比剧本中安排的来得早——还在电话里来了个迅速而又神秘的吻。电话铃声将画面带出他的房间——途经“约瑟夫家”咖啡店的红色顶棚——从窗户进入瓦伦蒂娜的房间。摄影机等待着女主角入画：我们听见她留在答录机上的声音，而红色摇椅的晃动则暗示她之前还在。（当她跑进画面抓起电话时，观众和打电话来的人一样，感觉松了一口气。）摄影机有着属于它自己的全知生命，例如在瓦伦蒂娜离开后，摄影机又仿佛自动般地转回到法官身上。或者是在保龄球球道上，它不仅跟随着一只即将推倒球瓶的保龄球，还从瓦伦蒂娜身上向左移，拍到一只碎裂的杯子，以及一包被捏皱的万宝路。我们已经知道抽万宝路的奥古斯特原本约好和卡琳在保龄球馆见面，上述的镜头运动间接地告诉我们，卡琳不会来了。（碎裂的玻璃杯也在视觉上呼应了瓦伦蒂娜和法官最后那场对手戏中，她手中捏碎的咖啡杯。）当法官向瓦伦蒂娜描述自己是如何给邻居们写信时，摄影机再次向左移动——无声无息、充满自我意识、目的暧昧——直至另一间屋里的玻璃瓶，然后才又移回。两人在剧院最后一次见面时，法官告诉瓦伦蒂娜，自己的书从二楼落下，翻开的那页上正巧有着之后考试时会出现的考题，此时，摄影机也仿佛本能地向下斜移，好像是在模仿书本的掉落。［1］
  第31节：三色：红（5）
  书本正好翻开到这一页，这是否是碰巧？奥古斯特的书也同样落下，同样恰好翻开到有着他日后所遇考题的那页，这又是否是碰巧？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充满交集的诗意世界中，或许不是。瓦伦蒂娜问米歇尔，如果当初她没有走出去休息一会儿的话，他俩是否还有可能会遇上。后来，她走进咖啡店，和平日里一样玩上一盘老虎机游戏。法官让她听了段奥古斯特和卡琳间的对话，他们用掷硬币来决定是否去打保龄：卡琳和法官同时抛出硬币，都是反面。法官的微笑暗示着，所谓巧合其实仅仅只是命运的伪装。
  摄影机的复杂运动，配合上对红色的使用，呈现出一个一切早已命定，所谓机遇并无多大用武之地的世界。基耶斯洛夫斯基用“倒摄推理”（用后发生的事情来推理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个词语来形容影片中某些意象的反复出现，用皮奥特·索伯钦斯基的话来说就是：
  这些当然都没有故事板，有的只是一些能引起联想的东西，但它的含义却必须被隐藏起来，而非揭露……明确了一系列能引发轻微联想的对象后，我们将通常的电影逻辑给颠倒了过来。通常都是预兆先于未来发生的事情出现，但我们却为表明某些先发生的、明显属于偶然的事情其实对于故事整体来说很重要，而着重设计了后发生的那些情节。［2］
  例如，影片开始时，圆形的闪光的灯泡将光线的概念确立为一种运动，这一概念贯穿全片，并逐步得到发展。当瓦伦蒂娜停在楼下的汽车发出警报声时，她透过窗户看着闪烁的车头灯。当奥古斯特因看见卡琳背叛自己而大发雷霆后，他把自己的红色吉普停在了瓦伦蒂娜的窗下，她注意到汽车的电池即将耗尽。在她第二次去见法官时，他话说到一半忽然停下，提醒她注意光线：光芒即将在屋中亮起。在她第三次去法官那儿时，两人在微弱的光线中交谈，直到他打开一盏台灯；但灯泡却坏了，他重新装上了一个，灯泡发出刺眼的光芒，直到他把灯罩重新安上。
  第32节：三色：红（6）
  巴纳德学院的学生乔安娜·普莱森特在她未曾发表的手稿中将法官住的房子和摄影机本身联系了起来：“光线从它里面射出，在某个已知的时间点，从某个已知的角度。”法官和基耶斯洛夫斯基都在提醒我们，对光线要有更深的认识，这不仅仅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在看电影，更促使我们质疑“光明”究竟来自何方。这里的“光明”既指字面意义上的，也指引申意义上的。和贝托鲁奇的《随波逐流的人》一样——特兰蒂尼昂在其中扮演生活在193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杀手马切罗——令事物变得清晰，这是光线的作用之一：我们能看到什么，取决于它如何被照亮，就像该片中的教授用打开窗户去掉影子的做法，形象的替马切罗解释柏拉图所谓的“洞穴神话”（译注：来自柏拉图作品《理想国》的洞穴神话，说的是在一个洞穴里，有一群手被反绑的人，他们从来只面向洞壁，看到的只有呈现在洞壁的一些影子，但对此已习以为常。有一天，其中一个人出于好奇心挣脱绳索向后一看，原来洞外别有洞天，他以前看到的居然只是“影子”，而洞壁上影子的本尊居然色彩缤纷，生意盎然。他迫不及待地回去告诉同伴，想引导他们也到美丽的新世界，没想到却被指为妖言惑众，他甚至为此牺牲了生命）。（皮奥特·索伯钦斯基曾说过，拍《随波逐流的人》的著名摄影师维托里奥·斯托拉罗对他的作品有很大影响，看来也并非巧合。）
  《红》和《随波逐流的人》中，某些形象和颜色都有意识地反复出现，目的是将两个不同时间段联系在一起。在《红》中，法官苦涩的过去因为奥古斯特混乱的现在而被引出——即使我们直到影片快结束时才发现这种关联。正如珍妮特·马斯林（Janet
  Maslin）在《红》的影评中所写的：“故事如同照片一样，只在暗室中被洗印，故事只在回忆中，只在整个事情都已结束之后，才获得鲜明的定义。”［3］只有在第二次观看时，观众才会发现红色是如何将人物、场景，或许还有不同的时间段，联系在一起的。奥古斯特带着小狗上街时，一辆红色的汽车险些撞到小狗。瓦伦蒂娜接米歇尔电话时，手里拿的酸奶上印着红樱桃，她在咖啡店玩老虎机时也转到了三枚红樱桃；电视机天线上的红丝带不仅与她之后穿的红外套有关联，也和奥古斯特的衬衫有关联。她告诉米歇尔说自己想他，睡觉时都穿着他的夹克，夹克的红色为她的口香糖广告的广告牌背景做了铺垫。她手上红色的狗血与红色的狗皮带，以及兽医办公室的墙壁颜色、夜色中她的汽车发出的灯光、她的保龄球的颜色都互相有关联。保龄球馆的座位是红色的，举行时装表演的剧院里的座位也是。轮船票是红色的，和法官作为饯行礼物送给瓦伦蒂娜的梨子酒的外包装纸一样红。
  第33节：三色：红（7）
  为何给红色这样的重要地位？影片一开始，闪烁的红光意味着“停止”：电话无法接通，因为线路正忙。而交通信号灯里的红色也意味着“停止”，于是我们大可将红色与禁止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影片中，法官必须停止监听邻居的行为，瓦伦蒂娜必须停止继续容忍男友胡闹。从这一角度来说，影片的结尾读解起来也能产生更多共鸣：静止的画面将运动中的人物都给停了下来，或许这也预示着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即将停止导演工作。
  伊莲娜·雅各布在米拉麦克斯公司为影片在美国上映而准备的宣传资料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答案，她说瓦伦蒂娜和法官“在他们心里脸红，因为愤怒、羞愧和困惑而脸红”。红色是人体血液搏动的颜色，这种搏动不一定像别的影片中那样与暴力或性有关，它代表的是一种节奏，就像是传输人类精神的电话线所具有的那种节奏一样。棕色由红色而生，也是索伯钦斯基眼中本片的主色调，同时也是本片整体结构的一部分。例如，奥古斯特公寓的第一个镜头里有幅棕色的油画，画的是个芭蕾舞女演员。这种理想化的女性动态美在之后得以被“人体化”：舞蹈课上瓦伦蒂娜的背影完成了同样的姿势。相似的，瓦伦蒂娜身后夸张的红色广告牌将她的左面侧影呈现出来，与轮船事故后她出现在电视上的方式一样（也有一些红色或棕色的东西出现在她背后）；她肩上搭着的灰色外套预示了她获救后脖子上围着的灰色毯子。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话来说：“命运已是预先注定：她的画面早在灾难发生前就已存在。或许真有命运，一种不得不重复它自己的画面。这更多的是一种希腊神话而非宗教观念。”［4］
  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构图中，人物的形象也重复着自己：瓦伦蒂娜去法官家，她被映射在两面镜子中；在她第二次去他家时，她又被映射在他的玻璃框中。这种视觉上的层次感在第一次时装表演结束后显得更加令人难忘，我们看见疲惫的瓦伦蒂娜坐在自己的车里：摄影机不仅位于挡风玻璃之外——包括反射出来的光线——而且还位于旅馆的旋转玻璃门后。这让观众觉得有人正看着瓦伦蒂娜。难道她此时已经成为了法官的目标？
  第34节：三色：红（8）
  也就是在这时候，瓦伦蒂娜在开车回家途中撞到了丽塔。她当时正在拨弄车上的收音机，收音机的失真噪音打断了原本播放着的美妙旋律（普赖斯纳的主题曲，在时装表演时首次出现，此刻再次以从故事情节中而来的方式出现）。这让她分了心，并因此撞到了小狗。既然在本片中声音属于法官的控制领域，所以回过头看，我们不由觉得他似乎是这起车祸冥冥中的制造者。
  他和音乐的联系还以一种细微但却调皮的方式存在。他在一张唱片封套上留下了给瓦伦蒂娜付兽医的钱：当瓦伦蒂娜把钱拿起来时，我们看见封面上有个戴着宫廷假发的男人，还有“迈耶”的字样。后来，她在唱片店用耳机听范登布登迈耶尔的作品，她身后，奥古斯特和卡琳也正在欣赏同一张唱片。瓦伦蒂娜想买这张唱片，但奥古斯特他们刚把最后一张买走了。CD封套上的画面和法官家那张唱片上的一样。（对熟悉《十诫，九》的观众来说，这正是年轻的奥拉在接受心脏手术前唱的那段音乐。而且，仿佛是觉得这么和观众打招呼还显不够，普赖斯纳又在瓦伦蒂娜离开唱片店时加入了几个《白》中的探戈音符。）
  法官和奥古斯特都是范登布登迈耶尔的乐迷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毕竟，两人早就有着穿吊裤带、养狗等共同点。他们的对应关系有时会显得滑稽：卡琳给了奥古斯特一支新钢笔，法官却必须用铅笔写自首信，因为他的钢笔已经没墨水了。这种代表性无能的比喻也可以和他的汽车的电池已经耗尽（他为去看时装表演装了个新电池），他平时拄拐杖走路，当瓦伦蒂娜拒绝喝茶时他故意把茶壶里的水泼在地上等细节联系在一起。用斯图尔特·克拉万斯的精辟观点来看：“这是多么招摇的欲望啊！但这性无能的声明又是多么明显！他是多么傲慢，但同时又是多么绝望！”［5］作为一个通过耳朵来“偷窥”的人，法官只能间接地监视与控制别人。
  法官在全片中始终让人感觉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我们会怀疑奥古斯特这个人物是否有他自己真实的存在，抑或仅仅只是法官的替身。按照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说法，他们俩是彼此的映射：
  第35节：三色：红（9）
  《红》的主题是条件式的……如果法官晚出生四十年的话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能回到二十岁那该有多好。我们会做出多少更好、更聪明的事！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拍了这部电影——或许我们的生活本可以过得更好。［6］
  事实上，在《红》中有一种起补偿作用的“看”：如果说瓦伦蒂娜看见的邻居投入法官家的石头共有六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