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挤了。（基耶斯洛夫斯基承认，是他“为达到刺激的目的”，设法“请”来了这位警察，“我故意找来了这警察，不过雅德维嘉当时已有八个月身孕，我那么做很可能有点冒险——警察的突然到访有可能会引起早产，但我总觉得问题应该不会太大”。）［11］
  婚礼也拍得毫无魅力可言，登记注册必须缴费，周围的噪声令婚礼失色。新娘哭得泪眼汪汪，父母对她说，希望她的婚姻能比他俩的好。导演用波兰年轻人必须面对的种种现实压力取代好莱坞电影（或欧洲银幕上常见的爱情片）中的浪漫温情。例如，在公园里，雅德维嘉被一位年轻母亲随口问到，是否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天生残疾。当她回学校拿成绩册时，也不得不面对老师的责难：正如一个女老师说的，她操行分只有C，不仅反映她经常缺席，也验证了17岁就怀孕当妈妈的她本就是个反面教材。
  第16节：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16）
  镜头在这里既有介入感，又不乏启示性，详细记录了少女的生产过程，包括雅德维嘉的疼痛，氧气泵数量不够带来的麻烦，抱怨人手不够的护士，以及背景中的蜂鸣声。当罗曼得知自己有了个女儿后，他激动地哭着，将喜讯告诉母亲。影片在这对年轻父母站在婴儿床边的画面中结束，他们谈论着希望她长大后如何如何：比他们更聪明，和现在的他们一样快乐。
  拍完《初恋》后，基耶斯洛夫斯基暂时告别了纪录片工作，鉴于他因为打搅别人私密生活而产生的内疚情绪，这一决定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即使是纪录片的镜头，也没权利进入这个我最感兴趣的主题：个人的私密生活。”他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说，“我宁可去药店买些甘油，刺激演员流下假的泪水，也不愿拍到别人真实的哭泣画面，或是真实的做爱、死亡的画面。”这种根本的道德立场令基耶斯洛夫斯基开始为电视台拍摄剧情片，第一部是1975年的《人员》。不过，纵观他1970年代后期的作品列表，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点缀在剧情片之中的短纪录片。拍过三十多部纪录片之后，他可以大胆地说：“就培养电影的综合思考能力来说，拍纪录片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1976年，他花了将近五个月时间拍摄《医院》（Szpital），影片长35分钟（译注：原文如此，但在其余途径查得的影片片长均为21分钟），以一种令人不安的笔触记录了华沙医院中连续32小时工作的外科大夫。导演并未在片中加入自己的评论，相反，只是简单地将医院作为一个工作场所呈现出来：医生也是工人。正如他多年后所说的那样：“医生也想帮助别人，但却缺乏办法。”他们也抽烟，也想吃饱饭（但却不太成功），也按劳取酬。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片中建立起一种严格的时间结构，用字幕详细记录每一个小时的流逝。于是，全片被一种可怕的滑稽感笼罩：过劳的医生们竭尽所能，但仍需面对断电、劣等设备和缺乏睡眠等困难。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导演回忆起当时的观众反响：“他们明白，我们拍的正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波兰，《医院》代表了一个更大范围内的真实的波兰，人们想对现状做出改进，但却束手无策，因为整个系统实在太糟糕了。”
  第17节：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17）
  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纪录片不喜欢用全知角度的画外音旁白，他更愿意只是简单地将人物、地点和过程呈现给观众。1977年的《看夜更的观点》（Z　Punktu
  Widzenia　Nocnego
  Portiere）正是这种“客观”立场的典范之一。工人马里昂·奥舒赫习惯严守各种纪律，信奉“规则比人更重要”的道理。在17分钟的影片中，他从喜欢的电影类型一路谈到自己对死刑的支持态度。“我并不认为他是个坏人，”基耶斯洛夫斯基说，“我想他只是个很普通的人，只是他碰巧认为公开把人吊死会是件好事，因为那样可以杀鸡儆猴、遏制犯罪……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只不过因为他脑袋不太聪明，对生命的看法比较粗浅，从小的成长环境又是如此。”［13］影片完成后，奥舒赫自己也看了，而且还挺喜欢的。但波兰电视台计划把它公开播出时，基耶斯洛夫斯基提了反对意见，担心这可能会给奥舒赫带来的麻烦。（顺便提一下，尽管影片拍得十分简单，但配乐部分却请到了因与扎努西、瓦伊达等人合作而闻名的沃伊切赫·吉拉［Wojciech
  Kilar］。）
  《我不知道》（Nie
  Wiem，1977年）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基耶斯洛夫斯基担心公开放映纪录片可能会对主人公造成影响。影片片长46分钟，来自下西里西亚某家工厂的工程师面对镜头，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故事。他是名党员，在那家工厂当了九年厂长，发现厂里有人往外偷皮革。但起初，他并不知道这些工人与当地警察甚至党委会都有关系。当他站到党的对立面时，他被解雇了。影片完成后，基耶斯洛夫斯基采取了某些措施，目的是为保护这位工程师；每当他在片中提到某个名字时，就会有短促响亮的打字机声响起，盖在他的声音上。第二个办法更加极端，他尽力阻止电视台播出本片。最终，他成功了。《我不知道》从没在任何地方放过。影片的开始与结束几乎相同——伴随着探戈乐，出现一段字幕，提醒我们该听听这男人口中他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其实什么变化都没发生。
  第18节：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18）
  在1979年克拉科夫电影节上获奖的《七个不同年龄的女子》（Siedem　Kobiet　W　Roznym
  Wieku，1978年）中，基耶斯洛夫斯基用了一种循环结构。故事发生在一所女子芭蕾舞学校：“周四”聚焦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周五”拍的则是另一个年长些的学生；“周六”里出现的是个较高年级的班级，一个女孩作为中心人物出现，她长得很像“周四”、“周五”里的年轻学生；“周日”为我们呈现一段浪漫的双人舞演出；而在“周一”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两个学生的彩排，她们因体力透支而发出的喘息声将音乐淹没；“周二”的主角是个中年女子，她正在等待演员选拔的结果，最终，她得到了当候补的机会；“周三”的焦点则是在幼年班当芭蕾舞教师的老妇人。一周七天，再加上从童年到少年再到老年的推进曲线，为影片带来一种循环结构。时间周而复始，基耶斯洛夫斯基始终对身处舞蹈世界的女性投以一种同情的凝视。（我们甚至可以从第一个小女孩练习舞姿的动作中，看出一丝《红》中瓦伦蒂娜练舞的影子。）与他之前那些纪录片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角色不同，《七个不同年龄的女子》为他最后四部影片中引人注目的女性角色做了铺垫。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视角在《谈话头》（Gadajace　Glowy，英译名Taling
  Heads，1980年）中进一步扩大，影片针对波兰人的希望做了一次有趣的调查。在这部真正意义上的“希望音乐会”中，我们听见基耶斯洛夫斯基亲自提出的三个问题：你出生于何时？你究竟是谁？你最想要什么？他们的出生年月被打在银幕上，从1979年刚降生的婴儿到1970年代末期出生的孩子，再到年龄更大的受访者。他一共采访了从7岁到100岁的100名波兰人，其中40人被用到了影片中。大部分人的回答听上去都很理想主义，有激情，而且显得格外民主。最滑稽的答案来自最后一位受访者：“我想要活得更长！”这位年已百岁的老妇人回答道。
  1988年，由迪克·里内克领导的一家荷兰制片公司委托数名导演，联合执导杂锦电影《城市生活》（City
  Life），拍摄地点包括加尔各答（印度导演姆利纳尔·森［Mrinal　Sen］）、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导演阿列杭德罗·阿格莱斯蒂［Alejandro
  Agresti］）和休斯敦（美国导演伊格尔·潘内尔［Eagle　Pennell］）等。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一段名叫《一周七天》（Siedem　Dni　W
  Tygodnui），片长18分钟，从周一至周六，分别在华沙各地拍摄。每天都会聚焦一些不同人群的生活点滴。星期一，一个男人在洗漱（还没结束就有人来敲门），然后坐公交车去工厂上班；星期二，一个女人打扫房间，将折叠床收回成沙发，然后再给别人打扫房间，准备早餐；星期三，一个年轻男子教小孩学俄语，然后干起了打字员的工作（打的内容是“政治局节假日会议”）；星期四，一个年轻女子白天为美国交响乐团当导游，下午在医院当护理；星期五，扎马尾辫的鼓手在自己的运动鞋上涂来画去，然后把鞋放在地板上，划出公寓里属于自己的地盘；星期六，老妇人先是在邮局等待养老金发放，接着去使馆排队等签证，然后去肉店排队买香肠。星期日，之前出现的所有这些人坐在一起吃早餐，此时，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是一家子。一周七天，生活在华沙的三代人经历了他们日常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包括困难的居住条件、繁重的翻班工作，以及官僚主义。
  时间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早期作品的精髓所在，他用小时（《医院》），用天（《七个不同年龄的女子》），用年（《谈话头》），用大的生死循环（《叠句》）来记录时间的流逝。与之相似的是，他当年的同事也都提到过，基耶斯洛夫斯基喜欢计算自己已用了多少胶片，还剩余多少，他着迷于用一格格的胶片来记录时间。正如犹太教信徒祈祷时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反映出一种深层的意识：可能性取决于限度。
  第19节：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1）
  二　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
  从各个层面上来说，《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1991年）都是一部自我反思（reflexive）的伟大影片。玻璃的反射在影片中比比皆是，对这个关于在当代波兰与法国过着平行生活的两个年轻女孩的故事来说，显得十分适合。与基耶斯洛夫斯基之前的很多作品一样，这也是部对“看”和“讲故事”这两个行为——换句话说就是“拍电影”——进行自觉思考的影片。这部法国波兰合拍片邀请观众反思那些令我们每个人与周围各种力量捆绑在一起的线索。制片人莱昂纳多·德拉福恩特（Leonardo
  de　la
  Fuente）一针见血地将本片描述为“一部形而上的惊悚片”，而本片剧本也正出自他与克日什托夫·彼埃西维奇的共同手笔。基耶斯洛夫斯基以前的合作者，包括摄影师斯瓦沃米尔·伊齐亚克和作曲家普赖斯纳都参与了《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前者为影片带来犹如浸淫在一片金色之中的画面效果，后者用华丽的音乐成功地将两位女主人公串在了一起。
  这两个女主人公都由影坛新人伊莲娜·雅各布扮演，她专为本片学习了波兰语，在1991年戛纳电影节上，她赢得了最佳女演员的殊荣。基耶斯洛夫斯基原本希望用安迪·麦克道威尔（Andie
  MacDowell）演这个角色——他很欣赏她在《性、谎言、录像带》中的表现，索德伯格（Soderbergh）的这部影片参加了1989年的戛纳电影节，而基耶斯洛夫斯基正是那届的评委之一。不过，最终他还是意识到，欧洲女演员演这个角色可能会更令人信服。有着法国和瑞士血统的伊莲娜·雅各布此前曾在路易·马勒的《再见孩子们》中扮演钢琴教师，有不多的戏份。恰好，《再见孩子们》也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十分喜爱的一部影片。有一次开讲座时，他问下面的学生，有多少人记得曾在《再见孩子们》中出现过的那个年轻女孩。大部分学生都举起了手，于是他明白了，尽管出场仅仅两分钟不到，但她却成功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许多别的法国女演员一样，伊莲娜也被请来试镜，基耶斯洛夫斯基不仅为她的演技所折服，更被她那种独有的羞怯深深触动。“在这一行里很少能看见这么羞涩、含蓄的人。”他说。［1］
  第20节：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2）
  波兰的维洛尼卡是个热爱歌唱的女孩，母亲已经去世，她平时和父亲（瓦迪斯拉夫·克瓦尔斯基饰演，他也在《十诫，七》中演过父亲）一起生活。她来到克拉科夫参加歌唱比赛，胜出之后获得机会演唱范登布登迈耶尔（《十诫，九》中提到的作曲家，实际上是普赖斯纳本人）写的作品。尽管此时她已感到轻微的心脏不适，但仍自豪地参加了演出。音乐会中途，维洛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