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虽然到处树敌惹忌，但是‘大官’实少得可怜，就是陈立夫先生自己只在最后才做了几个月的立法院副院长。所以星象家如替CC系算个命，一定要说它缺乏‘正官正印’！
  政学系可就不然了。数数它的领袖们，可说内有宰辅，外有封疆。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正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事实上，自民初国会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厨房内阁’为止，它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较之其他任何派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将来史学家如一秉春秋之笔来论断国民党的史实，如认为该党功在国族，则政学系实在应该‘配享太庙’；相反的如果认为国民党祸国殃民，罪在不赦，则政学系实在不能只算是‘胁从’！但是政学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个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要研究‘政学系’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的历史、人物、组织、政治权术；它代表了什么利益；甚至它的‘阶级性’都太复杂了。笔者也断不敢以‘二手资料’冒昧来作一项”Case　Study　”，只想就书本知识，来一探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国民党当政中所活动的大略而已。但愿我们沾‘言论自由’的光，先为这个问题画个轮廓，好让其他专家或‘个中人’来以事实填补罢！
  （二）
  讨论‘政学系’似应从‘同盟会’谈起：
  ‘同盟会’原是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季，中国革命分子在东京所组织的革命大同盟。盖斯时中国留日学生共有两万多人。真正读书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谈革命却是一时的风气；革命的小团体如雨后春笋，个别的革命家更不计其数。大家都认为有联合组织之必要，刚好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在这一年载誉东归，成为国际新闻人物，大家乃公推中山为首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东京成立同盟会。
  虽然同盟会当时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是盟员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却只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多也只到‘建立民国’为止。因此，同盟会虽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个团体，但是一旦‘民国成立’了，奋斗目标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来了。
  所谓‘民国’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解释便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个‘共和政体’──有总统、内阁，和上下两院──就够了。有才识的政治家，和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都应集中到‘国会’里去动口不动手。因此民国一旦成立，同盟会便‘盟’而不‘同’了。当宋教仁、黄兴一般人正式把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以便在国会内以‘政党’姿态出现从事政争时，另一干与宋、黄不合的盟员如章太炎等，便另行组党，甚至与前保皇党蜕变为北京政府中的政党──进步党等携手在国会之内与国民党对抗了。同盟会这分裂非关本题，权且按下不表。
  再看这以宋、黄为首的新国民党，其内部也发生了细部分裂，形成激进与稳健两派。激进派以孙文为首，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与北洋派并存；稳健派则以宋教仁为首，主张政党政治，通过国会，掌握政权。这一派在民国元、二年间是国民党的多数。因此，宋教仁占尽锋头；孙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着国民党举兵讨袁（所谓‘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内激进派，又振振有词。孙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党形式的国民党，以一人为中心的‘中华革命党’。并于民国三年六月在东京正式成立。
  这时以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已被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也成了非法组织，因而党内稳健与激进两派领袖同时在海外流浪。但是这两派的作风却大有不同。例如民国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廿一条件’要求时，全国震动，稳健分子，则主张暂停反袁活动，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对日；而激进分子则不择手段，不惜暗中与日本联络共同对付袁氏。
  由于这两派作风之不同，所以当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时，稳健分子多不愿参加。民初的国民党中真可说是人才济济，但吾人试一翻‘中华革命党’的盟书，便可知人才寥落得可怜。新党中的‘知名人士’只是少数奉中山为神圣的‘死党’，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且多半是与中山有乡谊的。其外为辛亥前后，头角峥嵘军政两界著名的领袖如黄兴等则多半不愿参加这一个只服从个人的半封建形式的组织。武人中原为辛亥军事中坚的所谓留日‘士官系’的人物，简直有百分之九十拒绝参加。所以国民党的中坚人才，仍集中于稳健一派。
  至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反袁各派在广东肇庆组织军务院，拥唐继尧、岑春煊为首，整军预备讨袁。而在这项运动中，所参加而对桂系实力派发生重大影响的国民党人却又是以李根源（任副都参谋）为首的国民党稳健派。
  迨六月初袁氏暴卒，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旧国会，国民党籍的稳健、激进两派复与前反袁的研究系一派合作，共有议员四百余人，谋成立一大政党。因于是年在九月九日在北京合组‘宪政商榷会’作为当时段祺瑞内阁之反对党。而这一团体中又因背景与政见不同分为三派：（一）客庐派：以谷钟秀、张耀曾、王正廷等为首。拥有群众二百六十余人，多为前国民党稳健份子，为‘商榷会’中之主力。（二）丙辰俱乐部：以林森、居正、马君武等为首。多为前国民党激进派，后来加入‘中华革命党’者。（三）韬园派：多为前反袁之旧进步党人。未几谷钟秀、张耀曾二人因加入段祺瑞内阁的关系，乃率众脱离‘宪政商榷会’并于是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组一政党，名之曰‘政学会’。这个‘政学会’便是本文所讨论的‘政学系’的起源！所以概括言之，‘政学系’与旧国民党稳健派实是一脉相承的。
  不过‘政学会’虽以亲段起家，但是不久又走上反段的道路。因为‘政学会’毕竟是有反北洋派历史的。它和国民党其他派系，尤其是中华革命党一系的‘丙辰俱乐部’的渊源远深于它和段的关系。因此当民国六年‘参战案’发生，段祺瑞因主张参加欧战，而招致国民党的激烈反对时，谷、张二人又受‘丙辰俱乐部’的影响而去职。国会内的政学会分子遂公开反段。迨张勋复职之后，段祺瑞解散旧国会，另组‘安福国会’，旧国会议员乃纷纷南下至广州组织‘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并选孙中山为‘大元帅’。政学会因地利人和之便，乃在西南政局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波澜，终于赶走了大元帅孙中山，为华南煊赫一时的政治势力！
  （三）
  当政学会在北京组织之初，谷钟秀实是要角。钟秀为直隶定州人。谷氏为该地巨室。谷门‘钟’字辈兄弟早年赴日留学即加入同盟会。钟秀更是一位长于权术的领袖。辛亥起义之初，十一省代表齐集武昌集议成立临时军政府，钟秀即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参加，成为创立民国及共和政府的元勋之一。旋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成立参议院，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钟秀仍为参院内直隶代表。迨南京参院迁往北京，钟秀竟当选为北京参议院全院委员长。嗣国会成立，乃改任众议员，与是时当选为众院全院委员长之张耀曾相表里。
  张耀曾云南人，日本帝大法科出身。亦系南京参议院的元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耀曾乃以众院全院委员长身分被罗致为司法总长。迨政学会成立，谷、张二氏乃运用其政学系首领及两部总长的地位，纵横于直、皖两系军阀及国民党研究系两派政客之间，颇能展其所长。其后钟秀且以同乡关系结交直系军人以掀起民国九年直皖之战，搞垮段祺瑞。
  但是当民国六年非常国会在广州举行时，政学系领袖亦随之南移，并由李根源、杨永泰二氏继起为中坚人物。李根源自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厅人。清末赴日入士官（学校）留学，并于光绪丙午（一九○六）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返国后任云南讲武堂监督三年，后升总办。因此后日滇军将领非其部属即其学生。贵为中共大元帅的朱德便是以四川人冒云南籍入昆明讲武堂作根源学生的。
  辛亥革命云南独立，蔡锷为都督，根源任副都督。民国五年反袁之役，滇军为两广都司令部武力之中坚，根源便以滇军关系出任副都参谋，因此与老桂系的岑春煊、陆荣廷结下不解缘。袁氏死后，根源出任陜西省长。至民国六年反段护法战争发生，根源且实际掌握了驻粤滇军，与‘非常国会’内政学系议员相表里，表面拥护孙中山，而实际与两广实力派的地方军阀陆荣廷、陈炳焜合作，割据华南，与北京的段祺瑞和研究系相抗。李根源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虽然生了一脸麻子，然自诩为‘智珠粒粒’，却也与事实相符。
  不过根源虽然是政学系的实际领袖，却甚少正式露面，所以在当时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则以‘南关五十号’的杨永泰为马首是瞻。杨永泰（畅卿）为广东茂名人，生于光绪六年（一八八○），小李根源四岁。以广东佬而毕业于北京汇文大学法科而从政。也是北京参议员时代的元老。畅卿是一位案牍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质疑问策，杨氏能于谈笑之间立拟‘上’‘中’‘下’三策以对，无不妥切。他在广东既享地利，又怀钜金，因此坐了政学系的二把交椅。
  以这样两位纵横家，与拥兵十余万，占两省地盘的地方军阀相结纳，因而孙中山在广州只顶了个‘大元帅’空衔而一筹莫展。但是中山的英雄本色，硬要搞他毫无本钱的‘护法运动’和‘非常国会’，便逐渐引起政学系和桂系驱孙之心了。民国七年四月广州‘军政府’终于在政学系暗地里策画之下改组。孙中山被拉下‘大元帅’的宝座，而代之以‘七总裁’。桂系首领岑春煊却被选为‘主席总裁’。孙中山护法不成只好到上海去著书了。
  民国八年夏季，杨畅卿又利用桂系和广东本地人的矛盾，而因缘取得广东省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时政学系在华南真炙手可热。但是他们也知道搞政治，还须到北京去，广州终非久恋之乡。所以他们在广州一切做法，都是志在向北京作观望，以便卷土重来。不幸此时还有一批拥孙的议员，真有志以广东为正统，要在非常国会内通过一部在北京便已开始拟定的宪法。政学系认为此风不可长。在畅卿一度策画之后，政学系小试牛刀，来个‘总缺席’，宪法会议便顿时流产了。这实是政学系以集体行动正式公开‘杯葛’政敌的第一次。
  可是此后不久，政学系在南方又失势了。第一，滇系军人之间，发生了‘二季（根源、烈钧）争兵’的内哄。至民国九年春斗争至白热化，结果滇军主力被倾向孙中山的李烈钧抢走了。李根源和桂系合作的本钱顿时打了个大折扣。再者同年八月又发生了陈炯明‘漳州回师’的变化。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激进派重回广州掌握军政府。李根源的残部和桂系的主力一并给孙中山的粤军消灭了。嗣后中山打平两广，政学系久为中山所痛恨，自无立足余地。迨炯明背叛中山，政学系又向炯明送秋波，希冀合作，然炯明对政学系无好感，政学系终无法乘间。
  孰知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这山穷水尽之时，北方政局，峰回路转，又是一番柳暗花明。原来民国九年七月底，直皖战争之后，与政学系有相当渊源的直系军人曹锟和吴佩孚，想乘机肃清皖系在中央政府残余势力所寄生的‘安福国会’，和该国会所产生的总统徐世昌。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徐世昌终于民国十一年六月被迫去职，同时‘安福国会’解散，旧国会二度恢复，黎元洪也作了第二次的总统。这时本来‘妾身未分明’的政学系旧国会议员在谷钟秀、杨永泰等领导之下，又活动起来。为加强活动并以旧班底集合了国会议员四十余人，正式组织了一个政党叫‘宪政社’，拥护黎元洪。黎氏东山再起，本是孤家寡人，也落得与政学系合作，以图减轻直系军人之压力。因此当黎元洪邀张绍曾组阁时，李根源被网罗为农商部总长，该系另一要角彭允彝则出长教育。这一项新发展因而引起了政学系与直系军阀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