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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姑屯事变
  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八年春继续北伐时，原分四路出师直指京津。何应钦率‘第一军团’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济南为日军所阻，引发‘济南惨案’之外，‘直鲁联军’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隶（旋改名‘河北’）。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则于津浦、平汉两铁路之间自新乡向北推进。白崇禧则率‘第四集团军’之一部（原唐生智旧部，经桂系收编者），循津浦线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后改名‘北平’）。阎锡山之‘第三集团军’则循年前旧路，东出娘子关，北出大同，拊奉军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围。在此军力悬殊，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奉张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逊位让贤，回师东北，再作打算了。
  据张学良将军近年告诉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郑州班师时，便决定力谏老帅，停止内战。盖连年杀伐，他耳濡目染，觉得内争太无意义而老百姓受祸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郑州登车返京时在车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帅细询之下，竟与之相对流涕。张学良那时不过二十七岁，还是个血性青年。这位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自觉不能再做个祸国殃民的青年军阀。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谏老父全师出关，内战绝对不能再打了。至于后来的涿州之围，也实在是晋闽投机所惹出来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结果。
  在学良力劝之下，老帅也迫于现实，他父子乃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决定全师出关。可是他父子这一决策，却忽视了那把他们家乡早已视作禁脔的日本帝国主义了。当时日本田中内阁对我东北的侵略设计，则为增建五条有战略价值和经济利益的铁路。为此‘五路建设权’，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张作霖正式签约，而张是个爱国的硬汉子。对日本这项要求，始终‘软磨、硬泡、死拖’，永不立于文字。
  可日本在华的‘关东驻屯军’对我东北的阴谋那就更进一步了──他们要设立个傀儡政权，使东北永远脱离中国。如果张作霖不是个适当的傀儡，那就杀张而另选之。所以张作霖出关之前，媒体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张作霖做‘大辽帝国皇帝’的传闻。不幸的是我们这对父子档老少帅，都是雄才有余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终不敢把日本阴谋看得太严重，并有一种‘谅他不敢’的糊涂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当老帅于六月三日在北京专车返奉时，竟坐上前西太后的御用专列，堂而皇之，浩浩荡荡地开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杀他，那就是插标卖首了。果然于六月四日清晨五时卅分，皇姑屯一声爆炸，张老帅就应声殉国了。
  从以美为师到以俄为师
  张作霖之死，不用说在近代中国也写完军阀混战史的最后一页。笔者作此长文底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变前三四年之间，最复杂的军阀混战的故事清厘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读者对军阀故事略知始末，也可为‘九？一八事变’铺陈点历史的背景，以乞教于方家。
  拙篇若有余事足纪者，则是对‘军阀’这一万恶名辞，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结无亏，均足垂名青史。
  以故所谓‘军阀’者，固不可一概而论。盖我国近代史的发展，从中古社会走向现在社会实有其极显著的‘阶段性’。舜犹人也，各阶段的英雄豪杰，都是各该阶段的特殊产品。各阶段有各阶段的通性；各阶段亦各有其贤与不肖。非此阶段人物多属圣贤，而彼阶段（如军阀时代）所产者，尽属不肖也。治史者‘秉笔直书’，绝不可先有成见而一竿打翻一条船也。
  再者，各民族国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国者），均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发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于‘通性’。我国所特有的‘国家强于社会’和‘中央集权’的帝王专政制度，自秦汉以降，虽算不得是个‘好’制度，然亦不失为农业社会中‘有效用’（functional）的制度，故能一拖两千年，至今不衰。然此一制度在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中则失其‘效用’。以故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主要目标，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寻找另一个‘有效用’的新制度，为长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会’至民初‘国民党’，吾民族所向往之新制度，实为‘议会政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制’等等之美国模式也。一切以美国为师。然二十世纪初年（甚至中期以后）之中国，却无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因此‘总统’也，‘国会’也，搞了十来年，至张作霖组织‘军政府’，即证明早年‘美国模式’在中国的澈底破产。‘军阀政治’（Warlordism）者，此一美国模式破产之并发症也。
  孙中山先生圣之时者也。民六（一九一七）以后，见列宁革命成功之新经验而‘顿悟’，而‘大彻大悟’。他深知‘中国革命若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自此我们寻找新制度的方向就转向‘俄国模式’了。
  长话短说，中山逝世后的六十年来，‘中国革命’，若有若干‘成就’，均中山遗教，‘以俄为师’之结果也。然前段已言之，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发展，是有其显明的‘阶段性’。各阶段有各阶段的贡献；各阶段亦有各阶段的极限，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也。‘以俄为师’，一重要‘阶段’也；但是也只是一个‘重要阶段’而已。此一‘阶段’一过，若吾人但知墨守‘旧师’‘先师’，而不谙‘出师’‘求师’之道，则在下一‘阶段’中，就必然要落伍了；要做‘新阶段’的革命对象了。
  然‘出师’之后，何择何从？今后‘求师’之山门又在何方？事属‘未来’，治史者则不愿多言矣！（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于北美洲）
  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
  平行内战，还有两次
  巧事还不止于此！
  这批好战的军阀，南打南、北打北，以后又分别打了两次内战。这两次战争，也是成双成对，南北同时开火的。面对图表，看图还是不必识字，也可一目了然。
  原来，华北的三系军阀，在皖系（以安徽佬段祺瑞为首）被打垮之后，剩下的直系（以直隶今河北为老巢，以曹锟、吴佩孚为领袖，所谓‘曹吴’）和奉系（以奉天今辽宁为根据地，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领袖），又因分赃不匀，打了起来，是为‘直奉战争’。这记‘曹吴’与‘奉张’之争，死伤好几万人。一共打了两仗：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于一九二二（民国十一年）四月。战场延及长城内外及北京郊区。这次曹吴锋头正健，而奉张准备不足。偷鸡不着蚀把米，入关未成，反被打得头破血流，退回沈阳（原名奉天或蒙古屯）。（见‘图三’上部）
  正当华北的曹吴对奉张在长城各口打得炮声隆隆之时，华南的粤系（刚打平两广的国民党）阵营之内也出了事，孙中山和陈炯明拔刀相见。孙陈失和始于一九二二（民国十一年）四月。粤军因此放弃了广西地盘（新桂系李宗仁因此乘势而起），孙陈同时回据广州，到六月十六日便发生粤军炮打孙中山总统府的事变了。
  在粤军枪炮声中，中山易服出走，几遭不测，而孙夫人宋庆龄受惊过剧，竟至当街小产（见何香凝回忆录）。这次广州事变的过程，不前不后，正与华北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同时发生，又是一记同时平行发展的‘区域内战’。（见同上‘图三’）可是胜败原是兵家常事。这平行发展的两记内战中的胜利者，两年之后，又都变成了输家。原来陈炯明既赶走孙公便独霸了广州，而广州却是当年华南（今日仍是如此）最‘肥’的城市，为南中国大小军阀所垂涎。中山既失广州，国民党的主流派乃号召散居邻省并与国民党略有渊源的游离小军阀，入粤勤王。果然各路英雄闻风而起，一致冲向广州，如水之就下。陈炯明孤军不敌，终于一九三一年底败退东江。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又重返广州执政，改原‘总统府’为‘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夺回广州地盘之后，中山原是当年华南‘统派’（且用个今日台湾流行的名辞）的领柚，不甘心雌伏于广东一省，乃信使四出，既要联络逐渐得势的奉张父子，也要争取皖系的残余势力，一致打倒贿选当政，盘据北京的直系曹吴。──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晚年率领一些大小军阀，不断的搞其‘北伐’，和奉张父子率其奉军精锐，累次‘入关’南下，二者并无太大的区别。事实上他们都是当年军阀混战中的主要成员。（见图三）
  再者，孙陈之争最后中山转败为胜，卷土重来，其情况与张氏父子在‘直奉战争’中，转败为胜，卷土重来，也是平行发展，一模一样的。原来盘据北京的直系军阀（曹、吴），在打败奉系之后，因胜而骄，终于演出一幕‘曹锟贿选’当总统的丑剧（一九二三）给奉系以卷土重来的机会。在全国各界一致支持之下，奉系的张氏父子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再度率大兵入关。直系曹吴全师迎击，这便是史书上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了。（见‘图三’上部）
  奉军此战不但秣马厉兵、志在必得，战前并以重金贿赂直军前敌将领，那位有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因此在两军激战正烈之时，冯氏忽然于长城前线‘倒戈’，并于十月二十三日回师占领了北京，幽禁了曹锟总统。前线各路直军因之一败涂地。吴佩孚仅以身免，自海上逃往华南。（见同上）自此华北和东北连成一气；长城内外九省三市（按：‘长城内外九省三市’分别为辽吉黑热察绥直鲁豫九省及北京天津沈阳三市），就逐渐变成奉系军阀主宰的天下了。
  民初的军阀混战发展至此，首先由合而分；接着再由分而合，便逐渐走向传统的套路，终至楚河汉界，刘项相争（或后来的蒋毛对立）的局面。但是在两强对峙、你死我活之前，双方还得清理战场，整合内部，才能短兵相接，一决雌雄。为此奉张不惜恩威兼施，以达其整合华北之目的。一面以高位重金招降旧皖直两系之残余，以为己用。另一面则以武力驱逐依赖苏俄，日渐赤化之冯玉祥。
  奉张的另一着棋便是向广州的中山先生示好，也邀请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以奉系九省三市的地盘与实力，中国如能和平统一，则天下谁属就不难想像了。
  可是以电脑细查凡四千万字的‘二十五史’，我们也找不出中国历史上有‘和平统一’的先例。试问我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不是枪杆打下来的呢？──刘邦叫做‘马上得之’；毛泽东叫做‘枪杆子出政权’。
  孙中山先生原来也不相信‘和平’可以‘统一’。所以他晚年一直在搞他底毫无希望的‘北伐’；与陈炯明弄翻了，他由于中山坚持‘北伐’，并力主参加军阀混战而起。他的‘遗教’上也分明指出统一中国必须通过一段‘军政时期’。
  不幸，此时蜗居广州的孙大元帅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大元帅府设在广州的士敏土厂；可是他大元帅的命令却不出厂门。那时帮他赶走陈炯明的原是外省‘来粤就食’的流亡小军阀，如来自云南的杨希闵、范石生；来自广西的刘震寰、沈鸿英；乃至中山的老同志在母省湖南政争失败的谭延辏А⒊糖焙退堑南婢踔林猩降睦习嗟住⒔槭睦仙纤驹辆芩玖钚沓缰堑鹊龋际且慌徽鄄豢鄣木删АＫ抢丛辆褪橙琶袷钦妫邓锔锩羌佟Ｋ蔷偷卣魉罢骶瑁贪陌剑蠓⒑岵疲锎笤б卜植坏揭晃模撬嵌际谴笤У牟肯隆５彼桥锰炫嗽梗愣习傩罩寥涛蘅扇讨保笤Щ挂嬲庑┬【П澈诠亍Ｋ裕谀且欢巍龉愣说谋А贝嬲芪臼∪恕祷暗模炊悄切┲髡拧寥酥卧痢某戮济鳌⒊铝ü阒萆掏抛馨欤┑确锤锩摹淹健）ぉに镏猩较壬淙凰档寐诘墓愣埃缘钡毓愣习傩绽此担愕娜词且恢至畋臼∪瞬荒芩醯摹饫凑ā　）ぉに阅鞘惫愣∧谡嬲睦杳癜傩帐翟谘崴懒怂镏猩剑褪且蛭猩胶么笙补Γ倮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