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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顾氏告诉我这段秘史时，我问：唐前总理此时退休在沪，何以忽然静极思动，起而干涉朝政呢？顾说：唐绍仪是国民党员，此时他显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问顾氏，在此公私两难的夹缝中，您自己何以自处呢？顾说，他身为国家驻外使节，一切当以国家利益为重。此时国家的安定问题要紧，他们自己私人间的翁婿之情，就不应该越分了。我再问，当时国家统一，国民党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财政总长陈锦涛，不也是国民党员参加内阁的吗？何以唐绍仪还要乘危捣乱，制造政潮呢？顾说正是这话，他覆电岳父，也就说这次举外债，是奉财政总长之命行事的。唐绍仪接到女婿抗命的覆电，当然也是气恼不已。当顾公告诉我这段他翁婿之间不快的故事时，他也向我感叹，那时反对党之反对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谈原则，不择手段的。这就与先进国家反对党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当时中国政局之糟乱，亦不能专责于军阀政府也。（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第一册，页一四四─四七。）
  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末期，那发源于东北的‘奉系’，可说是一枝独秀了。奉系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面以二百万日元的重赂（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买来的’──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第七十七页韩玉辰文），争取了冯玉祥对‘直系’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锟，摧毁了他的‘贿选政府’，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以作过渡。
  同时奉军以其重建的‘一、三联军’的精锐，在少帅张学良的指挥之下，突破了直军防线，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包围了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三万余人。吴大帅仅率残卒数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战争’成为奉系全胜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执政’
  自此奉系大举入关。主帅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亦于十一月初抵天津，晤冯玉祥商讨善后，并决定公推前‘皖系’军阀首领，其时退休在天津闲住的段祺瑞，暂时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后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这时原是个孤家寡人。但是他毕竟是做过‘北洋军阀’的总首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其剩余价值，足资利用。所以冯、张二人公推他作‘临时执政’，实各具‘挟天子、令诸侯’的私心。而段氏宝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违其间，也颇有乘机再起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论实力，冯则远非张之对手；论历史，他原是冯玉祥这位有名的‘倒戈将军’第二次倒戈（民七）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张则一直是折节服从，对冯则难免阳奉阴违，虚与委蛇了。
  就在这同床异梦的情势下，段祺瑞便于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职。张作霖亦率奉军千人入京观礼。就职之后，段执政便按他自己一厢情愿的安排，假戏真唱了。第一他要废督裁兵、偃武修文，来解除各省实力派的兵权。‘废督裁兵’原是前大总统黎元洪发明的。在中国军阀时代，凡无兵权的当政者都主张废督裁兵；有兵权者，则反对之。可是这一次段显然是得到张作霖之谅解的。张乃自请撤销他原有‘镇威将军’的‘将军府’并解除‘东三省巡阅使’名义（仍‘节制东三省军务’），改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
  由于张的支持，段也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驻节兰州。冯在曹锟政府内原为‘陆军检阅使’，屯重兵于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陆军检阅使’名位，促冯去西北任所就职。段亦以同样方式电其他各省，废督裁兵，虽收效甚微，然其后凡以北京政府名义外放之省区武官，一律称某省‘军务善后督办’，虽换汤不换药，然‘督办’的名义在‘执政’时期，就与‘督军’头衔，混杂使用了。
  段之另一着棋，便是他的‘善后会议’。他要网罗全国实力派，如孙文、黎元洪甚至吴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适、王宠惠等百余人，来开个全国性的‘善后会议’（颇像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和共产党的‘人民政协’），然后通过这个会议，他想或可泡制出一部新的‘宪法’或‘共同纲领’一类的东西。如此，则他底‘临时执政’或可名正言顺的变成‘永久执政’或‘大总统’了。──这显然是段执政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职，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东交民巷，一共干了一年多的‘临时执政’，他底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孙中山的‘最近主张’
  再者为着他的‘善后会议’──善后会议的名单中，怎能没有‘孙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主张，联电奉请屈居广州的孙文大元帅北上，为和平统一，共商国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个电请中山北上的原是冯玉祥。冯在幽禁曹锟之后，无以善其后。眼看他底‘首都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张作霖、段祺瑞两大军阀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无枪杆的孙中山。以冯的枪杆捧孙的牌位，岂非天作之合？加以冯那时已与赤俄的‘第三国际’早有往还。与一位‘以俄为师’的革命领袖相提携，也是最顺理成章之事。
  奉张父子之邀请中山北上，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盖雨亭（张作霖字）中山原为老友。他两人的儿子学良、哲生（孙科别号）也占‘民国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恶。雨亭曾以钜款济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时，为他卖过命。真是交非泛泛。
  原来在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孙公为之狼狈不堪。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当‘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下，向孙文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去者。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当他们十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底主意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主张’的。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一九三○）、‘国民参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协’（一九四九）、‘国民大会’（一九四七、八）、‘人民大会’（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
  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吴佩孚一人），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采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modern　man），和无私忘我的圣徒（saint）。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因此当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张作霖‘武力解决’的腹案
  ‘北京政变’后，张作霖对时局的腹案，显然就比孙中山的实际多了──张搞的是‘枪杆出政权’，用武力统一中国。‘武力统一’这四个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时发明的。继之而来的接班人是吴佩孚；吴之后才是张作霖。其实奉张之后，蒋、毛二公所搞的还不是‘武力统一’？反观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哪有什么‘和平统一’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现象，都是‘武力统一’的结果嘛。民国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当时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华北，压制冯玉祥，最好能不战而屈之。然后招降或中立那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再挥军南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消灭直系的残余势力，如盘据沪宁一带的齐元，闽浙一带的孙传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于武汉、洛阳一带的吴佩孚本人。长江既已在掌握中，则华南、西北，不难传檄而定也。事实上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这条腹案脉络前进的。
  张少帅的震主威权
  这次奉军（第三次）入关南下的编制，是自‘东北陆军’中编出六个‘军’，由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任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每军之下各辖三至六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如炮兵、工兵、辎重兵等等。另加空军、海军由少帅张学良直接指挥。六个军的总人数，盖有二十余万人。
  在这六军之中，再以最精锐的一三两军合组‘一、三联军司令部’，以张学良为司令，而以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混成旅旅长，也是当时奉军中最具现代化头脑和最干练的将才郭松龄为副司令。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再次扩编；改旅为师、改军为军团。改‘一、三联军司令部’为‘京榆驻军司令部’，驻天津。直辖步兵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工兵一团。少帅张学良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司令，郭松龄副之。共有步骑炮工辎各兵种七万五千人。奉军六大军团的张家父子兵之精华，悉在此中矣。张学良若非‘少帅’也就权高震主了。
  至于‘京榆（或作津榆）驻军司令部’设立之确切日期，当事人如张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本人及郭大鸣（松龄之弟）等之‘回忆’及诸史家著录，均略有出入。盖‘军团’之设立，‘司令部’之改制，均发动于一九二五（民国十四）年春，而完成于同年九月也。
  奉军南征与诸将分封
  可是当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志在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少帅这支奉军主力并未动用。它底主要任务显然是稳定华北、控制北京，并监视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冯玉祥的‘国民军’。
  至于奉系其他次级部队和杂牌军的首领，则随奉系地盘之扩张而就地分封为各地军政长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