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出身的，最后官至记名总兵（师长衔）的淮军战将。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也还是个农民，可是当段祺瑞出生时，段家已成为官宦之家，他就是个小衙内了。在家乡启蒙读书之后，年方七岁，就被当时驻防江苏宿迁的祖父段统领，接往宿迁上学。在祖父的期望和督导之下，祺瑞又认真的读了八年的私塾。使他对儒家的典籍，打下个很扎实的根基。段后来可写出很可一读的旧体诗文。其后在民国政坛上，像曹锟、张作霖、冯玉祥、张宗昌等人，都无法和他相比了。
  可是，段祺瑞十五岁时，祖父突然病死，不久他更是父母双亡。因此他底幸福的童年，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在太平军和捻军乱后，准军的薪饷是极其微薄的，段氏家无恒产，而有寡妇孤儿，嗷嗷待哺，青少年的段祺瑞，要养家和自给，他只有回营当兵，这也是对一个有志青年的磨炼吧。
  当段氏年已双十，在旧制淮军里，正是四顾茫茫之时，北洋大臣李鸿章，为改革军制，在外国顾问戈登和汉纳根等洋将的设计之下，忽然于一八八四年在天津创办了一所西式的‘北洋武备学堂’（亦名‘天津武备学堂’），在旧制的淮军中招考，有教育文化的青年士兵，为军校学员。这是近代中国，军制转型期中的第一所现代化的陆军军官学校，段祺瑞报名参加考试，竟以第一名的荣衔，考进了这所陆军官校。这时正是所谓‘同治中兴’的高潮期。这所现代化的中国军校，办得十分认真。三年的基本军事教育，把一些像段祺瑞那样的有志青年，教育成一批扎扎实实的现代军人。
  军校毕业之后，经过一番实习，段祺瑞又于一八八八年被遴选前往德国留学，入德国军校深造。其后再被派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鲁伯’（Krupp）兵工厂见习，学习使用和维修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所以当段氏二十五岁，从德国学成归国时，他就成为当时落后的中国凤毛麟角的、也是史所未有的现代化青年军人了。
  这一计德式的军事教育，对段祺瑞后来的为人、从政、练兵、带兵，都太重要了。第一是在心理上，他一生崇德。据说他以后偶尔生病，要服食西药时，他首先要问明，是否是‘德国制造’？连小小的阿士匹灵，他都坚持非德制不服云。近现代中国崇德的最高领导人，非段一人也。后来的蒋介石、毛泽东都害有崇德癖。蒋氏当政后，他治军组党，都以德意志为理想模式。毛泽东也最看重普鲁士，并且说过：‘如果中国是德意志，湖南就是普鲁士。’德国人的好处是苦干、诚实、爱国、重规矩、守纪律、做事有效率，欧洲大陆，无与伦比者。但是任何民族，有其长必有其短。德国人为人处世，过社会生活，往往也就独断专行，对‘绝对主义’（Aboslutism），有其偏好。朋友，我们的‘老蒋总总’和‘毛故主席’，都是如此呢。成也由它，败也由它。我们的‘段老执政’，也是如此也。没啥稀奇吧，此是后话。
  可是在段氏从德国回国之时，却怀才不遇，被冷落了好一段时间，始学有所用。何以如此呢？我们还得回头翻翻‘导论篇’，简单的说个所以然。
  陆军转型，晚于海军
  笔者在拙作前篇‘晚清七十年’里，曾不厌其详的讨论过我国海军现代化转型的故事。因为‘坚船利炮’，原是林则徐时代搞‘师夷之长技以制度夷’的第一个目标，（也可说是近现代中国搞‘四化’的嚆矢吧。）到‘同治中兴’时代，中兴名臣，尤其是左宗棠和李鸿章，曾停办旧有的‘水师’，而集中全力去发展现代化的新海军。在导论篇里，笔者曾一再提到，他们以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居然从无到有的，建立了当时远东最强大的一支现代海军（其实力竟然超过当时英国的‘远东舰队’）。不幸的是，这朵鲜花，却插在狗屎里。那个颟顸、腐败、落伍、无能的满清大朝廷，却不能与这个一枝独秀的新海军相配合，结果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使数十年搞坚船利炮的洋务（也就是四化工作），前功尽弃。
  在光绪初年，李鸿章对陆军现代化，也并没有忽视呢。上节所叙述的，段祺瑞受教‘北洋武备学堂’，便是近现代中国陆军转型的开始。只是它略晚于海军罢了。其原因，第一是，当时中国人所最羡慕的原是洋人横行世界的‘铁甲’。对陆军他们倒还有若干自信，不急于改革。第二便是，骄傲而又有实战经验的湘淮两军的将领，既藐视，又嫉妒新陆军的建设。这一强大的内在阻力，纵是李鸿章也不易克服，所以陆军的转型运动，就略晚于海军了。
  因此当段祺瑞一伙，从德国学成归国时，一时却苦于有志难伸。因为大清帝国虽有此现代化的陆军人才，而无此现代化的陆军军制。有新式训练的回国留学生，就只好在旧制军队的‘随营学堂’里，去做做学非所用的低级教官了。这一尴尬，不但是段祺瑞的遭遇，连晚一辈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都还有说不尽的类似经验呢。（见拙作‘李宗仁回忆录’，第二、三编）这也就是笔者近数十年来，曲不离口底‘转型论’的重点所在了。从旧制转新制，其过程是长期的，也是十分艰难困苦的。孙中山所谓‘破坏难于建设’是也。不破不立，可是‘破’往往就更难于‘立’了。
  从新建陆军师长到六镇副帅
  想不到清末陆军转型的难题，最后却被日本人，给一下解决了。中国旧式陆军在甲午一役，被日本人摧枯拉朽的击败之后，中国军制的转型问题，就再也没有反对了。因此，‘新建陆军’也就随之呱呱坠地。
  在导论篇中，我们已详细交代过，甲午败后，清廷在德籍洋员汉纳根策划之下，乃决定练‘新军’十万人来重建国防。当袁世凯受命至小站（一八九五）出任此艰钜时，他就要寻觅现有的陆军专才，来帮助建设新军。这样，那批从德国归来的陆军留学生，就被袁世凯一网全收，进入小站，作其基本的干部了。其中佼佼不群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渐渐地也就变成袁世凯‘新建陆军’的三大支柱，所谓‘北洋三杰’的龙、虎、狗了。
  迨庚子拳乱之后，袁世凯当上了北洋大臣，做了宰相，他乃把他原有的新建陆军扩大为北洋六镇（六师），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不用说段祺瑞、冯国璋等都分别晋升为六镇的统制（师长）。袁世凯因预防他这些部将逐渐形成他们自己的系统，他乃不时将各镇统制互调，庶几‘将不专兵’（这是中国防制藩镇的老办法，其后蒋介石、毛泽东，都曾一致奉行无讹，到时再细说）。如此则各将领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的班底了。谁知这只是袁氏一厢情愿的想法。对段祺瑞的个人需要，却是个歪打正着呢。
  段祺瑞原来只是第三镇的统制嘛。只因袁对他不放心，迨他把第三镇弄得驾轻就熟之时，袁乃改调他出长第四镇，接着又改调第六镇。结果呢，袁的六镇之中就有一半是经过他直接掌握的部下了。从此段就变成袁世凯一人之下的中国现代化底国防军的第二号司令官，和实际上的副统帅了。因此，在光绪和西后同时病死之后（一九○八），摄政王载沣，公报私仇，把袁氏‘开缺回籍’的三年之中，当时能以个人在职的威信，来继续掌握北洋六镇，而暗中却听命于袁的，几乎就只有段某一人了。
  袁氏当国时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和‘二次革命’（一九一三），更使段的声势，再上层楼。第一，他是袁氏的一张王牌，也是能随时替袁世凯背黑锅的一张黑脸。辛亥武昌之役，段以封疆大吏湖广总督的身分，坐镇汉口，替袁氏养寇自重。这个举足轻重的位置，对段也是个政治资本的累积。其后南北和议粗成，在袁氏示意之下，由段领衔的一纸对清帝劝退的通电，竟使段氏摇身一变，成为誉满全国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实在也是一桩意外的政治收获。
  ‘二次革命’的战役，在革命党史上说，虽是袁世凯的‘反革命’行为，但在当时的舆论中，和后世的史着里，亦未始不可说是中央政府在实行‘削藩’，以完成全国行政权的统一。这一削藩工作，三千年中华通史中，历朝皆有，其后国共两政权，也从无例外。当时连蔡锷将军在内的诸多革命元勋，对革命党人之武装割据，亦不以为然。但是不论正反两面的评价如何，段祺瑞的军权日盛，却成为二次革命的动乱中少有的受益人。
  其后由于段冯二将在民初政坛上，日益坐大，袁世凯所一手缔造的北洋系军事将领，难免对冯段二人各有依违。因此纵在袁世凯的有生之年，他段冯二将已逐渐形成了派系。为对两位肱股有所约束，袁世凯曾有意扶植当时声望甚隆的蔡锷为第三势力，来加以牵制。无奈这时段冯两派已树大根深，蔡锷一时无法插足来另起炉灶。再者袁的整军计划，却也被他自己的帝制运动彻底的破坏了。一但帝制祸起，蔡锷潜逃返滇，组织护国军讨袁，冯段二人将再窝里一反，洪宪皇帝，未及‘登基’，就已被宣布死刑了。
  四个坚持，两个凡是，皆为必需
  我们在‘袁氏当国’的专篇里，曾提到袁世凯搞帝制时，段祺瑞竟以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身分自许，而加以消极抵制。迨袁氏自知大势已去，取销帝制时，他也认为只有段祺瑞才能收拾残局，段祺瑞乃在袁世凯死前数周，奉命出任国务卿，旋复名为国务总理，就是全中华民国的副统帅了。详见袁氏当国前篇，此处就不再细述了。
  本来在袁氏晚年倒行逆施之时，段某对袁的忠荩之忱，可说是已洗刷迨尽。但是袁氏一旦死亡（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六日），段祺瑞立刻又变成‘先大总统袁公’第一号的忠臣孝子了。他对袁氏的饰终之典，不用说是侪于帝王，他对袁氏生前的政法遗规，显然也是个大大的‘凡是派’。这可能，第一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使然，人死病断根，眷恋数十年从属旧谊，亡者为大，过去的宿怨，自然一笔勾销。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二，政治上的必需。试看民国通史里，袁大总统之‘优待先朝’；蒋委员长之崇奉中山；华国锋之搞‘凡是’，邓小平之要‘坚持’，江泽民之‘继承’一二两代。都是政治上之必需，理至明也。搞极权政治要数典忘祖，就是政治自杀了。明乎此，我们就对段祺瑞继续崇袁的政治行为，不会大惊小怪了。真是，袁犹可崇，何况毛乎？
  段氏谢绝黄袍，拥黎继承大位
  袁死之后，民国政坛以声望与实力排列名次，袁的接班人，理应为段祺瑞。因此在袁断气之后，北洋系的军头与政客，如徐世昌、段芝贵、王揖唐等在京大员，和北洋系的封疆大吏冯国璋、张勋等驻京代表数十人，在中南海国务院，闭户密议，咸以段为当然人选。因此一袭群雄推戴的黄袍，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的当晚，就要加诸段氏。而为段氏所力拒（不是‘婉拒’）。这故事细节据说是这样的：
  袁在弥留之时，未有留下任何遗嘱，只对在一旁送终的段徐诸氏，口述了几个字，一曰：‘他害了我。’此‘他’为谁？无人知晓也。袁又提到‘约法’二字。然袁氏生前的‘约法’，原有两部。一部是为他所废弃的，也是南方反袁派所要维护的‘民元旧约法’；另一部则是袁某立法自制，而颇为美国宪法权威古德纳教授所赞许的‘新约法’。袁氏但提‘约法’二字，亦不知何指也。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他们只有拆阅袁氏留在‘金匮石室’中的‘嘉禾金简’了。在金简上，他们发现袁某提了三人之名，顺序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因反对帝制，为袁所憎恨。故袁在生前，殊不愿提段氏之名。第三名据内侍传闻，原为‘太子’袁克定也。但袁在病重时，明知克定为扶不起的阿斗，乃易以段名。因此在袁氏尸骨未寒的数小时之内，段的国务院内冠盖云集。北洋系文武大员数十人（包括公私代言人），坚持要段氏黄袍加身，作继任大总统。段不但拚力拒绝，并于会前密携黎氏之心腹同乡张国淦，亲赴黎府推戴。且亲向黎氏行三鞠躬国礼，以表示其作为下级底忠荩之忱。黎元洪于此也就接受推戴了。段乃嘱张国淦留在黎府，以便联系（黎张的从属的‘心腹’关系，可以作民国时代，包括国共两党政权中，类似关系的典型。民国政要人人皆然。江泽民、曾庆红便是一例）。就一人返回国务院。在国务院中，段就碰到拥戴他的北洋系文武大员一致坚持继任大总统，非段不可。段力辩其非，驯至舌敝唇焦，满头大汗，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