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自己当然更是梦寐求之。但是他虽于法有据，却为政无力。黎氏自从叛孙投袁，脱离革命阵营之后，早已变成个全无班底的孤家寡人。他底政治地位，全凭约法为断；只要新旧约法有一个恢复有效，他就是法定的接班人。至于新旧约法是否可以恢复，段祺瑞当然更是个关键人物。至于黎对新旧约法的态度，也是各有喜恶的。依新法，他便是个权力极大的独裁总统；依旧法，他虽是个虚君，却可援引反段的国会，来对抗段的‘责任内阁’。
  段祺瑞本身这时也是矛盾重重。段之出任国务卿，原是袁世凯自动撤销帝制，恢复大总统名位之后，根据‘新约法’派任的。但是这个新约法是个采取‘总统制’的临时宪法。他如主张沿用新约法，他这个国务卿，将来就必然要受制于将来的大总统黎元洪，此段之所不欲也。但是他如接受南方反对派梁启超、岑春煊、孙文等人的要求，恢复旧约法，这个旧约法是个采取‘内阁制’的宪法，这对段总理当然很好；可是恢复旧约法就得同时恢复那以国民党占多数的民元旧国会。根据北洋系过去的经验，国会之内，党派横行，政客们嘴尖皮厚，开起会来，笔砚横飞，头破血流，可不是个好对付的衙门啊。段一向是闻国会而头痛色变的。所以段对新旧约法也难以取舍。最好还是能另制一部合乎他个人需要的宪法，和组织个无条件拥护他独裁的国会。这就是后来他另组所谓‘安福国会’的心路历程了。这也是他‘安福系’（一名‘皖系’）终于失败的关键所在。
  段氏谈虎色变的国会
  但是段祺瑞（和他的前辈袁世凯一样）在另造国会这一招上，由于没个一党专政的底子，终于功败垂成，但是他底实验和经验，却为后来的蒋、毛二公所充分利用而大获成功。所以政治制度的变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可一步登天。蒋的独裁是较段更进一步；毛的独裁则又在蒋之上了。但是物极必反，迨蒋、毛独裁搞到亡党亡国的边缘，这才又出现了蒋经国、邓小平这一代，来搞改革开放。历史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不可‘落后’，但也不可‘躐等’，是急不得的。得时休笑失时人，写历史的人，还是一步一不的交代吧。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和他的‘皖系’，是啥回事呢？暂时只提一提，让我们到时再说。目前且让我们先聊聊，段老总对国会为什么谈虎色变？
  【笔者在前些章节里曾时不时的提过，在民初国会里，那些八百罗汉所表演的全武行，才比今日台北的立法院热闹得多呢。就以动武的武器一项来说吧。台北立法院里的打手，只能‘赤手空拳’的来搞他个‘拳打脚踢’。八百罗汉中的花和尚鲁提辖，可是厉害得多啊。他们那时还没有原子笔。他们所习用的‘文具’，还限于砚台（石制）、墨盒（铜制）和毛笔。砚台、墨盒加墨汁和水，有重至一磅以上的。一枝毛笔，加个铜帽，也是个小小的飞镖。一个国会议厅之内，就有砚台、墨盒、飞镖八百个之多，一旦罗汉们野性爆发，火并起来，‘文具’变成‘武具’，笔砚横飞，墨汁如雨，那还得了？……须知，我们学自洋人，在立法机关里打伤人是不犯法的。有力你尽管去打好也。那时在中国国会里参观的洋记者和外籍观光士女，对我们的砚台、墨盒都存有莫大的戒心。后来北京国会内的管理员，也怕文具伤人，乃把八百只砚台、墨盒，都钻了孔，用螺丝钉钉牢在桌上，以策安全。当年在国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些洋记者就以此发问说，中国的议员为何有那么大的脾气？国会的发言人说，中国人都喜欢吃猪肉嘛，Pork的脂肪多。一个人的脂肪多，就脾气大，所以国会内才打个不停，云云。有的读者批阅拙作至此，可能认为笔者把历史上的鸡毛蒜皮都记录下来，是轻忽历史了。朋友，非也。搞微观史学，本来就是一叶知秋，从小看大嘛。在本篇着墨期中，我个人也正在一面撰文，一面在看美国电视新闻，看那第一○六次的美国国会正在开幕。共和、民主两派，为着弹劾柯林顿的好色问题，唇枪舌剑也正在对决之中。以一个定居此邦逾五十年的华裔治史者，面对这幕正在制造中的美国历史，不禁感慨万端：（一）他们这一套，已有数百年实践经验的议会政治，不只限于我们所看到的参、众两院，在电视中的表演呢。这是他们从幼稚园就开始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呢。舍其本而逐其末，我们中国人学得到？学不到呢？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各民族的政治制度，都是经历数百年磨练出来，自有其民族特色的制度，它不是一辆汽车，或一架电视，可以从甲国搬到乙国；乙国搬到丙国去的。东施效颦，是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呢？加以我们这些，酱缸出身，包袱奇重，而并无自觉的政客和学人，硬把黄牛当马骑，是否会自贻伊戚呢？（二）纵然学得像模像样了，像今日的以色列、日本、南韩和台湾，是否真能解决我们的实际的问题呢？纵使能解决若干问题，它是否是个唯一的方法，或较好的方法呢？台湾选举，筵开千席，搞民主政治是否应该如此呢？大陆经济发展到适当程度，是否也会如法炮制呢？不如法炮制，是否会另有出路呢？真是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不得其解。政治制度，本来是要通过长期实验和实践，才能安定下来，传之后世，五世其昌。但希望我们目前以美国模式为蓝本，会慢慢磨练出一个我们自己的制度来。江元首应该因势利导，千万不可开倒车。】
  黎元洪依法继承
  总之，不论段祺瑞心意中是如何的矛盾，他最后还是在与北洋派老政客徐世昌密议之后，决定让黎元洪副总统‘依法承继’，出任大总统。
  前已言之，这个‘依法承继’四个字是徐世昌敲定的。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进士出身，满清时代做过东三省总督，袁世凯时代做过国务卿，就称‘相国’，是北洋派当时第一号的大官僚、大智囊和政坛老狐狸。他这四个字诀可说是一言安邦，全国各实力派人人接受，皆大欢喜，因为徐氏并未提出所‘依’何‘法’，大家就可以各取所需，而暂时合作了。
  这个‘法’，让我们再重复概括一下。对南方的反对派来说，显然指的是‘民元旧约法’。恢复民元旧约法，不但由黎菩萨来当挂名总统，那失业多年的旧国会议员，八百罗汉，又可重入庙堂，去继续其纵横捭阖了。而这个‘法’，不论是新是旧，对黎、段二人来说，也是各有长短已如上述。尤其是段祺瑞，他不论做国务卿或国务总理，他对总统对国会，都得两面开弓，因此对新旧约法也难以取舍，南方反对派既然坚持恢复旧约法，段也就无可无不可了。
  当时纵是野心最大的冯国璋，对这个不明不白的‘法’也感到满足。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想做总统，实在于法无据。段既不愿为他说项，而南方的反对派也势必反对到底。他如能退而求其次，搞个副总统当当，则来日方长也。这也不失为一项最理想的选择。所以冯对这一新成立的黎段中央，也深感满意，而表示由衷的拥护。
  既然全国各实力派都一致拥护，北京的新政府也就迅速的恢复运作了。
  重新统一后中央政局扫描
  在全国一致拥戴声中，黎元洪大总统乃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七日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二届正式大总统。同时改国务卿为内阁总理，段祺瑞个人原职不动，内阁改组。这也是段所心甘意愿的。因为全国各实力派既然都认可了‘民元旧约法’，而这个旧约法，根据民元宋教仁原来的‘虚君实相’、‘责任内阁’的设计，则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实集中于内阁总理段祺瑞一人之手。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比徐世昌小十岁）虽是个崇拜德国铁血宰相，而刚愎自用的军人，然此人也豁达大度。如今既然掌握中央大权，他也颇希望能赢得各实力派的一致支持。因此他要组织一个包容各派各系的‘混合内阁’，以替代他原有的纯北洋系的内阁。此一新内阁乃于六月二十九日，由黎大总统明令公布。其后再由八月间‘恢复’了的国会加以追认，不在话下。
  在这新阁里，段对一向反段最力的国民党系，也逾格优容；对黎元洪总统的心腹如张国淦，当然更有特别的照顾。
  【笔者附注：张国淦幼女张传玲女士，现定居美国加州。读拙著，曾与我取得联系，并送我其先人著作，都颇为珍贵。近年来其他民国要人的后裔、亲友、门生故吏，读拙作而与笔者取得联系如张女士者，亦所在多有。大陆上政协所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辑亦系相同史料，十分难得。其实流传海外的类似资料，分量亦至可观，值得广事采集也。】
  至于梁启超一伙的老进步党人物所改组出来的‘研究系’，本来就打算向段投靠，如今两情相悦，自然也就变成国会之内，与国民党系对立的拥段派系了。为使读者对各路实力派人马查阅方便计，且将改组后，黎段中央的关键人物，和他们在北京政府中的位置粗列如下（北京政府内阁官员此时变动不停，排列不易，下表只略举其关键人物，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大致位置，作为坐标，以供参考）：
  大总统：黎元洪（未形成单独派系，为北洋系与国民党之间的边缘政客）
  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原属国会的韬园派，倒段亲孙）
  国务总理：段祺瑞（北洋系，嗣为皖系首领）
  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段的智囊心腹）
  外交总长：唐绍仪（国民党系，孙文香山小同乡）
  内务总长：孙洪伊（国民党系，国会韬园派领袖，倒段主谋，冯国璋智囊）
  财政总长：陈锦涛（留美博士，原属国民党，后附段）
  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
  海军总长：程璧光（孙文香山小同乡，亲孙）
  司法总长：张绍曾（国民党系温和派）
  教育总长：范源廉（接近梁启超的研究系，左右逢源的老议员）
  交通总长：许世英（北洋皖系）
  农商总长：张国淦（黎元洪心腹智囊）
  此一‘混合内阁’只是根据最早的提名编制。此时内阁阁员，每月不同。例如外交总长原提唐绍仪，然北洋系各省督军省长通电反对，段有意改提曹汝霖，又为南部实力派所反对，最后由陆征祥出任。又如孙洪伊，原职系教育总长，但是教育部在当时是个冷衙门，而孙却是黎、冯，和国民党系一致支持的热人，旋即改任新职。但是不论人事如何变化，总是从一原始模式蜕变出来的，终有脉络可寻，故制此表为坐标，以便读者按图索骥，而递次说明其变化也。
  人事纠纷，无‘法’解决
  我们读史者一看段祺瑞新阁这一原始名单，便知段氏有心要做中国的邱吉尔，而网罗全国各实力派共同为治。用心良苦，但是他这一模仿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却无法解决英国式的政治问题。纵是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以及国务院与国会之间的，最普通的，和无关利害的，最单纯的人事纠纷（英语中所谓personality　clash），也无法解决。这种人与人之间毫无意义的意气之争，凡人皆有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在这不同程度之间的古老民族之中，要以英国风气最好，中国风气最坏。吾人久适异国，在国际社区中打滚了五十余年，真是发自天良的慨乎言之。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一起共事，未有不是以君子始，以小人终，而打得头破血流的。纵是对民主政治信仰坚定、以身许国的民运人士，他们如有三人共事，也是跳不出此一‘民族公式’的。何以如此？我们只能说，一是民族劣根性，天赋如此，上帝造的；二则是民族文化传统如此，吾友柏杨所谓‘酱缸’是也。我民族要把这酱味清洗干净，笔者就认为非两百年不为功。
  让我们再看看英国人，他们的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合作（搞Team　Work），能自治（Self…government）。三个英国人在一起，就能组织个让大家共同发财的公司（pany）；组织个互利互信的社区（Self…ruled　munity）。我们华裔就是搞不来嘛。夫复何言。以上所说还是单纯的人际关系。一旦沾上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那就只有动刀动枪，彼此杀得人头滚滚了（不信且看看蒋介石和汪精卫；毛泽东和刘少奇）。英国人乃至扩大至英语民族，他们也有为争权夺利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但是在斗到难解难分，你死我也不活时，他们就能订个平等的合同，彼此握手，言归于好，大家按合同行事，这个合同在政治上就是宪法。在宪法之下，大家都是钩心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