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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个造反成性、认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密谋在广州起义时，就曾主张‘四处放火’虚张声势。后来在镇南关起义时（一九○七），中山亦曾亲上前线，亲手开炮。其后孙大总统被陈炯明叛兵赶上永丰军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舢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孙公那时在炮火中作战之勇猛，后来竟吓得在一旁发抖的蒋夫人陈洁如女士小便失禁。所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呢。本质上他老人家也是一条‘砍掉头，碗大疤’的梁山好汉呢。他也是个列宁式的英雄。为着革命倒袁，啥鸟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因此在这‘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和战两派并没有一致的政策，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曾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却为司法总长许世英所驳回，许认为不向地方法院起诉，而另组法庭，是干涉司法独立。可叹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动之下，为组织‘政党内阁’，这时北京的国务员，自赵秉钧总理而下，当然包括许氏，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党员对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也就授入以柄，让袁总统也有更多的借口了。
  至于中山的动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儿科了。他们没有大兵可调、地盘可据，却在武汉市内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动，被黎元洪破获，说他们是‘谋刺黎副总统’，报入中央，而大开杀戒，党人宁调元、熊越山等被捕，后来都被枪毙了。总之，国民党内议论未定，袁世凯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战争的空气正弥漫全国之时，袁氏也早就调兵遣将，着着进逼，准备动武了。
  善后大借款，不能善其后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事实上打政治麻将，则鬼更多矣。在这场袁、孙两派的政治麻将里，孙党就手气奇差，简直没一张好牌；而袁党则手气大佳，好牌不断涌现。当老袁决定对国民党动武时，忽然来个‘杠上开花’，他向六国银行团交涉了两年的善后大借款，这时忽然马到成功，由六国中的五国（美国退出）联合借给中国政府两千五百万金镑，合两万万银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迫不及待的便于四月二十七日，未经国会表决，就正式签字接受了。这消息一出，袁党军心大振，而国民党则全党大哗，认为是非法借款，发动内战，党人领袖与参众两院议员，亦函电纷飞，抵死不能承认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讨袁的口实。其实当年各省都督，仅有四省反对借款；向通电赞成者则有十七省也。
  如今，八十年后，恩怨已断，历史家秉公以论之，借款案与刺宋案一样，也是个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之内，两造律师在法律之前也是争辩不尽的。民国新成，革命刚了，军政善后，处处需钱。孙之让袁，军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而解决经济困难唯一办法便是商借外债。孙公首行之，试以路矿税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谤弥深。迨孙公解职，把这烂摊子转让袁公，眼看纵是南京留守一个衙门，裁兵之需即为二百五十万元之钜。孙公解职让袁，岂不真是无官一身轻。后来在孙、袁蜜月期中，中山为袁的经济困难，借箸代筹，也认为举债之外，别无二途。但是那时列强环伺，都以借债为蚕食中国主权之不二法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何等复杂，我政府应付之道，稍一不慎，便丧权辱国。笔者昔年曾为此乞教于曾任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的顾维钧先生，以及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和江浙财团首要的张公权先生等，试图探其奥秘，谁知所钻愈深，愈不见底。盖外债一项，不特牵涉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朝野公私的各种建制，深不可测，其在债权国家，各帝国主义之间朝野公私的纠结亦不在债务国之下。稍一深入探索，则三五百页之钜着，未必能见其项背也。有暇当列专章略探之，在本篇中，我们只可说，袁党这个大赌客‘手气好’，在他正需钱打内战时，交涉经年的善后大借款刚在此关口签字。原来本为善后而借款，如今借了款反不能善后，也是国运多舛吧，夫复何言。【为了解善后大借款的大致经过，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一四六─二六○，‘善后大借款’】
  第二次革命。第一次内战
  总之，袁、孙两党的对峙至此已剑拔弩张，正如早年的美国内战（一八六○　─一八六四），蓄势已成，就看谁开第一枪了。林肯是个聪明人，他等着（甚或是以调兵遣将行动引诱着）南方来开第一枪。一枪既发，他就以国家元首之尊，为维护国家统一，下令讨伐了。林肯这个狡猾的手腕，后来又被罗斯福学到了。珍珠港事变之前，罗氏深知美日之战不可避免。但他格于国内孤立派之反对而不敢公开叫嚣，只有制造战争形势，希望日本小鬼来开第一枪。谁知他手腕玩的太灵活了，连中国给他最机密而可靠底日本发动战争的情报，他也故意的延宕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吃了珍珠港那个大亏。但是，朋友，美国是吃了大亏了，日本开第一枪的代价就更大了。非关本题，暂时打住吧。
  我国民初的二次革命的形势也是如此的。他们那时转型还在初级阶段，打内战还不知啥叫保密。中山的叫嚣联日讨袁的种种‘策略’，应夔丞阶段的特务虽然很原始，这点情报袁党还是有的。至于袁的调兵遣将（他把李纯精锐的第六师于五月初自保定南调武汉，另调精锐从海道向上海增援），就更是公开的了。而国民党此时，黄兴的主和派的声音，已早被中山主战派的叫嚣所淹没，战争形势已成，这时国民党还在宣传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则中山的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又何尝‘合法’？大家都无法无天，那就由枪杆来决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实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打他们个一千次了。第一次是个‘偶然’一千次就是个‘必然’了。小民何辜，罹此百年浩劫，也是命运使然吧。
  国民党扫地出门
  当然这第一次内战，强弱势殊，袁世凯这民国史上第一位强人，此时是采取主动的。六月九日，袁以‘大总统令’，把江西部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继之粤督胡汉民（十四日）、皖督柏文蔚（三十日），亦相继被免。同时黎元洪在武汉亦大捕地下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时粤、皖两省党人，皆有窝里反，胡、柏二人虽心有不服，还是遵令去职。李烈钧因在江西掌握较稳，被撤职心有不甘，乃潜沪与中山密商之后，又潜返江西湖口，约集心腹同志，及武汉避难党人，密谋起义抗袁；举棋未定，李纯已受命为九江镇守使，率军步步进逼。李烈钧不甘示弱，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鸣炮，公开起义讨袁，打响了‘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笔者附注，这第二次革命和民国开国后的第一次内战，便带有严重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色彩。我国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种‘回避’的制度。如汉制便规定，本郡人不能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这就是现代政治学上的所谓‘制衡制’，是很科学的。此制断断续续地实行，两千余年末尝废。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抚的传统制度。所以再有清两百余年的地方政府，三藩以后，再未发生藩镇割据的现象。民国成立之后，首先就把这一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民初各省都督几乎全是本省人。这就开启了本省军阀盘据本省的恶例了。国民党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们闹窝里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广东，那时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将：胡汉民和陈炯明都是广东人。二人不和，弄得两人都反袁，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钧掌握得比较严密，窝里反问题不大，所以他敢于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为着革命的利益，显然没有他们抗拒‘北军’（客军）心情的严重。其时远在云南的蔡锷（蔡为湖南人而任云南部督），对此日益滋长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虽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时他却助袁，通电痛斥李烈钧‘以前行为，本难宽忍’。（见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云南蔡锷艳电’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一四四。此电在原书中误印为一九一五年）。此一区域主义，后来竟滥觞于军阀时期。至台湾而变本加厉，可悲也。】
  这时愤恨袁氏专权，或仅为不满现状，欲为自身另找出路的国民党的中下级军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义旗一举，各地也纷纷响应。民党的老巢在江西、广东、安徽、上海，固无论矣。纵在较北的徐州驻军之内，也不乏反袁义士。须知在那个时代，国民党并没有它自己的军队。它所有的不是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正规国军，慕义投靠，就是地方杂牌民军，就食而来，他们底战斗力和纪律，有时且远不如老的‘北洋六镇’。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说的‘驱市民为战’。不但战斗力有限，而军纪之败坏，亦不下于‘北军’。加以弹械粮饷皆缺，又师出无名，士气不振，上海由陈其美指挥，连个制造局亦屡攻不下，徐州、广东、湖南一触即溃。稍微能坚持一二周者唯湖口与南京两处，伤亡溃败亦惨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军起义，然由于苏督程德全首鼠两端，弃职潜往上海，孙派之激烈军官何海鸣等确有意死守南京，苦撑待变。中山亦曾有意亲临指挥，终以黄兴抱奋勇而来作罢。然黄氏觉事无可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从安徽战场败至南京，曾痛批黄兴为‘一将无能，千军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实觉孙公之发动二次革命，正如美国杜鲁门总统对麦帅有意侵华之评语曰：‘斯为一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错之战争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　on　a　wrong　place；　at　a　wrong　time）焉有胜利之望？
  二次革命时未迭月，革命军就全军尽墨，国民党全党上下，扫地出门之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全盘失败。孙公就要调换方向，‘以俄为师’，去搞独裁专制了。袁公早就感觉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见他和顾维钧的对话），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吾人今从世纪之末，回看世纪之初，大概没有什么历史难题不能理解的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一日于新泽西州）
  中山要做独裁党魁　袁氏先做终身总统
  发生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二次革命’，时不旋踵，便全军尽墨，一败涂地。它的过程为时虽短（未出两月），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一大里程碑。此话怎说呢？原来辛亥革命底最大目的便是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而这个民国的建制却是以美国模式作标准的。不幸这个‘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注意：不是‘破产’，后节再渐次加以说明）。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国的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用个后来的名词叫做‘进步人士’吧──他们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保皇党’的骨干，都已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　national　concensus　），就顿成泡影了。
  有许多革命理论家，可能不承认上述诸派（革命派、君宪派、保皇派……）的认知，可以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因为当时全国人口有四万万之众，上述数派知识分子人数有限，哪能代表全国人民呢？殊不知，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读者贤达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际，正是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治中国，转型运动的启蒙期。在这启蒙期中，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只是个‘沉默的多数’（　silent　majority　）。他们对所谓‘国体问题’，还不具备有发言的智慧（　wisdom　）和机运（　chance　）。那时能够站起来说话的，只限于少数受有足够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我们大致也可给他们戴顶帽子叫‘吵闹的少数’（　a　quarreling　minority　）吧。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今日海峡两岸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转型进展中的‘阶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