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因此容闳在清末同光之际主办幼童留学时，时在香港读英国学校、年仅十四岁的唐绍仪便被选入第三班，于一八七四年送往美国入学。绍仪在美一住七年（一八七四─一八八一）。二十一岁时在哥大读本科（Columbia　College）尚未毕业，清廷嫌‘幼童’过度西化，乃悉召回国。翌年唐遂奉派随总理衙门洋员、德人摩伦道夫（P。G。　von　Mollendorff）去朝鲜，为韩王整理财政，颇有成绩。时袁世凯（年二十三；长唐一岁）亦刚随军入韩，是为二人订交之始。嗣后袁氏在韩一帆风顺，做了‘小钦差’（故事在笔者论袁前文中；曾有详细交代，不再赘述），唐氏则紧跟其后，做了小钦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与财政。其后袁氏在清朝政坛不断升迁，唐亦随之水涨船高。在外交、金融、铁道各部门，迭任要职，终至邮传部尚书、奉天（今辽宁）巡抚等一品大员。迨袁被摄政王开缺，回籍养疴，唐亦不免。至袁氏东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作袁之‘和议代表’，已详志于前篇。如今袁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唐之官拜责任内阁之首相，也就顺理成章了。根据唐的资历见识和人际关系，他倒是个很理想的责任内阁的首相人选，他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国际知识经验和训练，他和袁总统的长期友谊，也赢得袁的高度信任。孙前总统对他的尊重和乡情更是难能可贵。同盟会中的高干对唐也表现得极其友好，并竭力邀请加盟。唐也在一片热烈掌声中，于三月三十日，由黄兴与蔡元培介绍，宣誓加入同盟会。因此，唐内阁也可算是个同盟会（后来扩充改组为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了。有唐内阁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竟然连三个月的寿命都维持不下了，则民国政府的问题何在，便不是历史家三两篇文章，就可以说得清的了。容当慢慢深入探讨之。
  外交总长是手席总长
  另外，袁政府还有个特殊现象，虽只是个历史性的承继，与袁本人无关，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原来在前任孙文政府里的首席部长，原是陆军总长。那是军事第一，革命时期的革命内阁的组织。如今唐内阁则是国家恢复正常之后，依法（包括对外条约）行事的和平内阁。为赢得列强对民国的承认，则民国政府就不能做违反国际条约之事。在前清中国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长，原是外交部长。因为这是那时丧权辱国底‘辛亥条约’上明文规定的。那时列强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组织的中国政府，为便于随时可与中国政府办其交涉，他们要求把外务部提升为首席部。外务部尚书等于是内阁中的第一副总理。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那个风雨飘摇、变化无穷的中国政府，随起随伏，都无损于他们底利益也。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国官僚又何敢说一个不字呢？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里，外交总长也是内阁里的首席总长。其后，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儿戏，而做外交总长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阁揆’；甚或实授阁揆了。像后来的陆征祥、王宠惠、顾维钧，都做过内阁总理，就是这个道理。
  再者，那时搞外交的职业官僚（Technocrats）一般都各有其国际背景。他们平时以纯技术本领；徘徊于中国各实力派政团的夹缝之间，干禄公卿，等待雇用。那横行中国的军阀们，谁都不敢开罪他们，有时还要倚赖他们来寻找通洋之道呢。在那个时代，中国国内的任何政治派系（包括孙中山和共产党的革命政权），都不惜丧权辱国，也要尽力寻找国际路线，以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时代，知道这项内幕运作的专家，莫过于三朝元老的顾维钧先生了。他复笥之广，笔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顾公本人也卷入其中，未便畅所欲言。然笔者每从旁代为点出，顾公亦微笑颔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嘛。笔者当年亦曾把他们的故事，尽量加以发掘，并写入‘顾维钧回忆录’的英文原稿。不意，这些故事后来竟被核稿人统统删除，因为万页原文已嫌太长，容纳不下题外之言，为之奈何哉？
  试比黄留守与彭将军
  上述，袁、唐新内阁的另一特点，便是黄兴所主持的所谓南京留守了。近百年来的中国湖南省，出了两位最为可敬可爱的、伟大的军人政治家：一个是湘潭彭德怀（一八八九─一九七四）；另一个是善化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彭德怀在中华民族史上所具有的道德形象，任何共产党人都不能同他相比。我想这是当今任何中共史家都不会否认的。容当续论之。其实辛亥革命前后的黄兴，也有其超人的道德形象。不幸他早死。而其后在国民党政权中，相继当权的广东帮、江浙帮和闽南帮，以及所有国共两党的官吏家，都过分的扬孙抑（ignore）黄，而颇欠公平。若论‘历史地位’，黄不如孙，是理所当然。但是孙、黄之间的距离，则远没有国共两派的历史家，所拉之长也。曲笔氾滥，埋没黄公，是很不应该的。今日谈谈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职责，再及其他。
  南京留守原是个不堪收拾的烂摊子。辛亥革命虽然只革命了八十三天（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到一九一二年元旦），也并没有打过几场热战，但是却把个处处有啼痕的东南，弄得遍地皆兵。他们都自认为是对革命有功的开国革命军，自然也包括我们安徽拿两个碱鸭蛋就光复了芜湖的一批革命小将。那时的东南各省是遍地黄花开，你如能聚众三两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时甚至氾滥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军既不来‘剿’，他们彼此之间为着争地盘；往往就互相砍杀了。在上海，陈其美杀了陶成章；在长沙，谭延辏绷私勾锓澹辉谖浜海柙榧偈衷揽丈绷苏耪裎洌际堑笔备锩笥凶韵嗖猩钡睦印?br />
  就是这样有功革命的大小部队，当时在南京留守管辖之下的总共有三十余万人之众，黄留守，如是个野心家，或生就个军阀胚子，那他大可乘势学学袁世凯的‘小站’前科，或蒋介石的‘黄埔’经验，将这三十万留守部队，汰弱留强。提炼十万精兵为自己的政冶资本，上与袁氏争半壁河山，下与阎锡山、唐继尧、陆荣廷同步，列土封疆，做个民国藩镇、一省军阀，又谁曰不可？然字习东坡、文宗韩柳、熟读圣贤之书、高风亮节的大革命家，黄秀才，有所为，有所不为也……。贤明读者批览拙文，可能嫌在下对黄大元帅过誉了。实不然也。吾人遍读近代中国革命史，对我革命先烈，实有由衷之崇拜。试问黄花冈上七十二先烈（其实不止此数），何一而非黄秀才哉？黄君身在前敌，指断未死，固亦幸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战八年，前仆后继之数百万将士，其死国之惨烈，可胜言哉？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列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怀、黄兴者流的贤人烈士，才能抵销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末尝骗来骗去，而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诚溯旧史，辄至感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读者试思，吾人如写当代史，至‘庐山会议’一节，提到彭德怀被栽赃故事，由于对彭公之同情，而笔端偶带感情，亦或所难免。历史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偶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读者贤明，当能体验之。
  恩饷与外债
  长话短说，黄兴那时在南京留守任内，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遣散这些烂部队，好让革命后的国家有个喘息的机会，来从事和平建设。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党如今打了天下，在积极方面，他们有建设国家的任务：消极方面，他们也有参加朝政，甚至升官发财的权利。谁知他们打了天下之后，革命果实竟被个前清老官僚一手揽去。当初的革命者在孙总统解职之后，竟弄得四大皆空，失业遍地。如今黄大元帅既然还‘留守’在职，南京应该是失业革命家和相关人士谋取一官半职的帅府。因此；求职人士挤满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旧时代的书信格式是每页八行），弄得黄留守头大如斗。求职者挥之不去，只好登报声明，不能徇私，无职可给。
  黄留守官署，这时估计，要遣散三十万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饷’（遣散费）；非二百五十万两不可。留守府那有这笔钜款呢？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初上任的唐总理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财源。但是外债又岂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强为着筑路开矿谋取特权和厚利，原有所谓‘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和‘六国银行团’（另加日、俄二国）之组织。这些列强对中国原来是要搞领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国要拿西藏；俄国要拿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南满和闽南……。但是他们彼此嫉忌，分赃不均，弄得各国势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of　power），英、美两国因而推动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列强‘利益均沾’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这样，义和团虽杀了洋人，闯了大祸，引来八国联军，最后我们竟能只‘赔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鸿章办弱国外交的一个奇迹吧！（不幸的是，那个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最后还是被蒋介石断送了。无知而独裁，始有此误国误己、误华误蒙的荒谬行为，言之可叹，以后当续论之。）
  这次唐内阁由于样样需钱，而财源无出；不得已乃向‘四国银行团’商借外债八千五百万两。在签约之前，并乞先垫三千五百万两，以济燃眉。四国原已答应垫款，然日、俄闻报抗议，坚持分润，中国不得已乃改向‘六国银行团’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盖满蒙早被日、俄二国视为禁脔，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应让四国银行团乘机介入。而四国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纵允借款，亦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国尊严之任何主权国家所能承受，而环伺列强，对中国则视为当然，辱华之甚，不忍卒言。后来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终因无法对付内外夹攻，在政经两途俱走入绝境之时，任职未及三月，便‘失踪’而去，此是后话。笔者在编撰‘顾维钧回忆录’时，曾搜罗有官中外史料，与顾氏细论之。盖顾为唐绍仪的东床快婿，斯时又职兼国务院与大总统府双重机要秘书，熟知其内幕也，借款故事说来话长，得暇当以心专篇处理之，为免尾巴摇狗，此处暂时打住。有心读者欲知其详，参阅拙撰顾书，及相关文献，当可知其大略也。
  孙逸仙医师的社会丹方
  话分两头，这时的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解职之后，无官一身轻，率领了青年子女孙科、孙琬，和随从的胡秘书、汪外办（且借用个当前的名词）、廖仲恺夫妇、章士钊夫妇；以及新从美国毕业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书记宋蔼龄女士等。男女数十人；浩浩荡荡；四处游历讲演；所到之处，士女争睹丰采；辄至万人空巷。孙郎此时微近中年（四十六岁），西装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拥之下，玉树临风，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当如此也。相形之下，这时在南京弄得焦头烂额的黄留守，就只是个整日拖拉骡子和垃圾夫了。劳逸悬殊若此，亦命也，运也夫？
  孙公此次演说旅行是从上海开始的，嗣徇武汉黎副总统之约，溯江而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而至汉口、武昌，四月出的长江中下游，正是莺飞草长、春暖花开的季节。游春士女，听众如云，盛况空前，自不待述。孙郎讲演宴谈十余场，主人难随地改换，而客人演说内容则一也。
  长江之行中期，袁总统亦曾专使盛约孙前总统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乡心切，期以他日。项羽霸王说得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孙公于四月中离汉赴沪；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川，二十五日返广州，继续在欢迎会上讲民生主义。二十七日返香山故乡晤卢夫人。六月中在广州继续其平均地权之演说；月底经香港返沪。盖中山虽功成身退，而对‘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之理想，却自成体系，甚欲有以实践之也。
  民生主义抽象和具体内容
  孙中山先生原是近现代中国，笔者个人所一再反覆申说的‘文化转型期’中，自有一套，颇具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