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法统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从上列简明大事记，我们可以了解：（一）双十变起，清室要对付革命党，非起用袁氏不可。（二）袁世凯有此实力可以镇压革命，但是他要养革命以制朝廷。（三）革命各派，包括孙中山和黄兴，尤其是立宪派，也都体会到，推翻帝制，‘驱除挞虏，建立民国’，非有袁参加不可。（四）除满族亲贵中的少数激烈分子之外，全国也人同此心。（五）袁亦有心建立民国，但是他要利用朝廷的名义，来另立法统，由他主动担纲，而不受革命党人之支配。
  再者，袁所著重的还不只是个‘法统问题’，也是个‘面子间题’。他显然是认为不论做皇帝也好，做总统也好，总之在他当了元首之后，自己高高在上，而纳革命派与立宪派，乃至原有的清室官僚体系于自已的新法统之内。他这项腹案，老实说，与上述孙、黄一派，要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的动机，并无不同。二者都是政治斗争的策略而已。只是袁弄晚了一步。在赛跑途中，第一面金牌却被孙中山抢去了，他只得了个银牌，心有不甘，所以这也是个面子问题。
  但是历史家诛心而论文，袁只是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而他的对手方，孙、黄那一伙所争的，则是一个千万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使命（　National　Mandate　），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可是对这项民族使命，袁本有心附义，孙、黄等革命党，原也寄厚望于他，并曾虚位以待，只是这时南方诸贤，要急于组织一个统一领导的政府，而黎、黄两派又相持不下，迨中山适时出现，他立刻就变成黑马了。参议员诸公既不能举孙为‘大元帅’，就只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以待袁公‘驱除鞑虏’之后，再来屈尊相就了。袁公后来虽不负所望，推翻了帝制，但却做了个‘继任总统’，已稍嫌美中不足。再因民党又对他不信任，而防范兹严，约法改制，又强迫他做了个‘虚君’，使他也要来个困兽之斗，革革命之命，治史者不偏不倚，又何由定论呢？我们的解释，只可说，这是历史转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次历史转型，需时至少两百年，在这历时两百年的历史三峡中，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嘛，那能老走直线呢？
  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未可厚非
  但是话说回头，袁世凯在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的竞选过程中，虽然慢了半拍，但是他能把有两千年传统的帝制政体，在两个月之内，就不声不响的和平地转换掉，也算是效率可惊了。那时袁世凯如真能如党人所望，早举义旗，搞个武装苦挞打（　coup　d’etat　），把朝中的寡妇孤儿，满城王公亲贵，一举而除之，他对这个急色鬼的武装政变，是否能得心应手，吾人未敢必也。万一欲速则不达，弄得火光四起，尸横街巷，北京城内，玉石皆焚（像义和团和红卫兵所搞的那样），试问对革命发展，究有何补？所以袁的稳健的做法，慢慢地搞他个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也未可厚非。
  再就个人的道德来立论，古人说‘无毒不丈夫’，搞流血政变，把孤儿寡妇和满朝亲贵一举而诛之，干这种事的人，要心狠手辣（你看老毛在文占大革命时代的那个‘狠’劲，红卫兵不也一再遵从毛主席的教导，说对待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将人比人，老袁那时就显得婆婆妈妈，心不够狠，手不够辣。他多少还有点‘妇人之仁’，对寡妇孤儿，不忍下手。再把袁和毛比较一下，毛在杀了老友刘少奇之后，刘的子女因为不知道父母的下落，乃斗胆上书毛主席求情，毛告诉他们说，你的爸爸已经死了。朋友，这就叫做‘无毒不丈夫’。这点袁就做不到，他多少还有点东方儒、佛两家的‘恕道’，不像毛搞的全是俄国的斯大林和‘恐怖伊凡’那一套。
  再把话说回头，纵使是‘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套下流做法，西方叫做　End　just　fies　means。。这种用流血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是否比不流血的手段更有效果，也有问题嘛。试问，毛之杀刘与不杀刘，有甚么不同的结果呢？相比之下，袁如杀了寡妇孤儿，是否比保留了寡妇孤儿，更容易达到纂位的目的呢？其效果显然是相反的。袁世凯究竟还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屠夫，他的恕道，和他的婆婆妈妈的行为，累得革命党对他失去了耐性，他自已也丢掉了金牌，这是否就是个错误，吾人亦不敢信口雌黄也。至于他在这两个月的动乱之中，究竟耍了些甚么手法，来搞个不流血的宫廷政变，而达其相同的目的呢？其历史比假小说要有趣得多，这儿我们倒不妨略述梗概。
  太后念念不忘优待费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袁宫保是怎样说动太后也来‘赞成共和’的。
  在上列大事表中，我们知道，袁刚出山，便把太后的私房钱，所谓‘内帑’，逼掉了一百万两。跟清室亲王级的其他大贵族相比，可怜的隆裕只是个穷寡妇。她十五岁嫁入深宫，丈夫不爱、婆婆高压，里外非人也。磨到三十出头，两宫晏驾，做了寡妇，但这个小寡妇究竟承继了多少遗产呢？在那个大酱缸里，她无由得知，也无术支配。但是她毕竟是个‘太后’，？帘之前约六岁小皇帝既然无法亲政，军国大事，表面上还要以她的‘懿旨’为断。朋友们知道吗？我们有四千年历史的‘封建专制’，是被国共两党骂惨了。但是‘封建专制’毕竟还有个‘制度’嘛，哪像国共两党后来之无法无天呢？
  君不见光绪末年的袁世凯原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两宫突然晏驾，小皇帝即位之后，摄政王载沣一纸文书，便把他‘开缺’，袁世凯不就乖乖的‘回籍养痾’去了吗？如今革命党造反，朝廷应付不了，军机一纸文书，袁氏也就奉令东山再起了。（且看韩战后期的美国，卖领带起家的杜鲁门一纸文书，不也就把权倾一时、跋眉透顶的麦克阿瑟大将军‘开缺’了。）哪能像毛泽东把个国家元首，要杀就杀掉呢？再看，邓小平算老几？怎能把个内阁总理，说换就换、说关就关呢？‘封建专制’的确不是个好法统，但是他老人家，比国共两党的‘和尚打伞’，似乎还要稍微进步一点呢。这儿历史家所能提的，只是它在历史上消灭之前的，一丁点儿的落日余晖而已。他老人家的遗产还多着呢，哪能一竿打翻？
  所以在东山再起之后的袁世凯这个宰相，虽然万般专横，但是他发号施令，还得去说服那个颁发‘懿旨’的可怜的寡妇。寡妇无知，把老袁的话，信以为真，老袁才可挟寡妇，令诸侯，狐假虎威，横行天下。长话短说，袁世凯当年对隆裕太后的策略，第一步便是以军费无著为借口，把这对可怜小寡妇母子的私房钱，一举花光。其实她母子的私房钱，花不光也。但是这对可怜的寡妇孤儿，那里知道呢？等到太后的‘内帑’花光了，寡妇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老袁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四百万两一年，足可安度晚年。这一来太后就彻底动摇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凯的意志为意志了。
  朋友，君子尚可欺以其方，何况一个幽居深宫、无知的小寡妇。说穿了，袁某是在‘欺君妄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弑君砍头，究竟还要文明多矣。后来小皇帝溥仪长大了，回忆起这时的情况，他记得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一个老头子，也泪流满面（见溥仪著「我的前半生’）。这时‘太后’的确在哭；‘老头子’泪流满面，就在演戏了。
  据说‘老头子’这时就告诉‘太后’，革命军无孔不入，是如何的厉害；孙文三头六臂，是如何的有钱，这次他带回海外华侨的捐款，数千百万。官军粮饷皆缺，何能和孙文打仗？寡妇太后一听，怎能不哭？太后一哭，老宰相事君无力，怎能不一掬同情之泪？
  孙总统只有银元十枚
  但是这儿也有点真情实况，写历史的人，倒不妨秉笔书之：在孙文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二十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十枚。（见‘胡汉民自传’）
  袁、孙两公，同为英雄，却各行其是，皆足千秋。其实当时孙公一文不名，举国皆知，只有隆裕太后不知罢了。袁公军饷缺乏，全国或有不知，而隆裕太后则知之极深也。斯时首都之内王公满城，腰缠千万者，所在多有，袁总理乃说动太后，要求王公大臣，毁家纾难，太后极以为然，懿旨、圣旨也就照发如拟。殊不知此一发，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就夜不能眠了。盖纾难虽人人之所欲；毁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老实说，那时北京城内的名王钜府，是鳞次栉比的。真要‘毁’他几家，真的就足够清军打他三五个月，甚至一年的内战。遍地黄金的深宫大内，那就甭提了。不过可怜的光绪寡妇不知其所以然罢了，可是老狐狸袁世凯却了如指掌也。
  笔者附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部，最近重修开放。新展中即有出自清恭王府，价值连城的唐画‘韩干牧马图’著录见宋徽宗的‘宣和画谱’。书上有‘皇六子’、‘恭王府’等钤记。当时的恭王府中，这一等级的国宝，正不知有多少。但是那时的恭王，较之醇王（摄政王），和庆王，似乎选略有逊色呢。这只是一些王府。他们较诸皇宫大内的宝藏，还是无法相比呢。大清帝国毕竟是大清帝国嘛，它搜刮三百年的中华国宝，那能用得完呢？
  经袁总理大臣毁家纾难这一倡导，满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轻言对革命党作战了。寡妇孤儿相依为命的太后，这时连身家性命都自觉难保，而频频乞怜于宰相。她现在是顾不得甚么皇位了，只要今后生活无虞，袁大臣能替她母子向将来的革命政府，争到点‘优待’，她就很心满意足了。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母子造的，但是三百年来的‘怨’，却要她母子独当之。亡国之君寡妇孤儿，终日以泪洗面，是值得同情的啊。幸好总理大臣尚能念本朝厚恩，一再提出保证，唐代表已在和议上向民军争得皇室优待费，每年四百万元，虽略少于袁大臣所提的四百万两，然也相差有限。将来的民国政府虽待先朝皇帝，如‘异国之君’，但是仍有皇宫可住、皇号可保，紫禁城内，关起门来，仍是一朝天子。三千年来的亡国之君，有这样的光荣收场，古史所未有也。因此，太后在她面前哭跪于地的‘老头子’宰相的劝慰之下，已彻底解除了武装。在决定大政方针的所谓‘御前会议’中，太后和庆王奕劻反成了主和派的中坚。太后心心念念所想的，是袁宫保所公保的‘优待费’，像前朝崇桢皇帝，战败后到煤山上去‘上吊’，妇道人家不敢想像也。庆王则只是为他自已的千万家当着想。将来五族共和，老友做了总统，他仍是北京城内的庆王，面团团富家翁也。古语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愿坐在厅堂的屋檐之下，怕檐上的瓦片掉下打破头也），何必去冒与民军作战的危险呢？太后和庆王（皇叔祖）既然都一意赞成共和，则宣统之退位，就是弹指间事了。
  高干子弟不知轻重
  但是任何政权都有它的‘极端派’（　Fundamentalists　），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何能例外？因此，在民、清两方和议初起时，以禁卫军总统良弼，和恭亲王溥伟为首的，年轻的满族亲贵，即已组成个有形无形的‘宗社党’，极力主战。他们甚至认为袁世凯是个比革命党更可恨的‘心腹之患’，曾计画将袁某暗杀之。这种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的‘亲贵’和高干子弟，在义和团时期，曾闯下过滔天大祸。在西太后的包庇之下，他们要杀一龙二虎，却几乎把大清帝国弄得被列强所瓜分。可是这次他们连闯祸的机会也没有了。袁宫保为防他们捣乱，一通电话，便把良弼‘踢上层楼’（　Kick　him　upstairs　），调良弼为上级有名无实的‘军咨使’；内调冯国璋代替良弼，总统禁卫军（袁的八三四一）。冯曾是攻杀革命军三千人的清军头号战将，其后也一直主战，为宗社党人所看重。但是袁宫保总归是他的‘老爸’，袁说一，冯不敢说二也。
  军人干政。刺客横行
  袁公保那时显然是鸿运当头。上节曾言之，三个革命党刺客曾于一月十六日，谋炸老袁不中，反增加了袁某的政治资本。谁知十天之后，另一革命党刺客彭家珍，去炸良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