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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氏当国　作者：唐德刚
  孙文创制　宣统退位　袁氏当国
  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清宣统三年，辛亥，阴历十一月十三日；公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夜十时，时年四十六岁的广东香山人孙文先生，在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原太平天国天王府，后来的国民政府，今日的江苏政协大厦），灯彩闪烁，军乐悠扬，和数百位，衣冠楚楚的，男女观礼者，热烈欢呼声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并宣读誓词如下：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家中谱名帝象，学名文，习医时取名日新，嗣谐音字逸仙，秘密革命期间，一度化名用日语中山樵，晚辈同志因此尊称之为中山先生，故世称孙中山。孙公自我使用的正式名字，见于政府之正式文献者，则为孙文。在民国史上的正式纪录，应为孙文临时大总统。
  上引孙文总统这则誓词虽然很短，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当今世界上，这个绵延不断的最古老的国家和政权，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这一阵军乐，一片欢呼，一篇誓词，便把那已延续了四千余年的古老的政治模式，正式的结束了。
  回看我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发展史，我们如上溯至传说时代，那我们从公元前二二○六年，夏禹‘家天下’开始，由一家统治一国，至此已四千一百二十八年了。若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六国，废封建，建帝国，称皇帝算起，至此也已有两千一百三十三年了。不管是封建诸侯也好，皇帝当国也好，这都是行之数千年的制度。它们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当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随便废除得了的。
  事实上，这项所谓封建制度和帝国制度，原都是整个民族在数千年中，从生活实践和理论探讨才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整体。在这整体的结构之内，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政治经济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他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文化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或帝国制度（像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一转百转，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事实上，中西历史都告诉我们，这项‘转型运动’需时数百年，始能竟其全功。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那有数千年历史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了，以后中国历史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可能还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慢慢的转化过来呢。
  君不见，在本篇拙作落笔之时，距民国开国已八十七年丁，真正的民治主义虽然已遥遥在望，目前究竟还是可望而不可即呢。但是上述孙文总统的就职典礼，毕竟是这个新时代的开端。旧的帝制，逐渐在历史的海洋中，缓缓沉没；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成长虽缓，终必有大盛之时。这该是个历史的必然，无人可以逆转之也。孙文大总统，既然是我国史上正在发展中的民治时代的第一位民选总统，他这项最早的民主代议制度，是怎样创立的？这儿应该有补叙一下的必要。
  采用美国制度为蓝本
  原来在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义之初，全国响应，如火之燎原，一月内外，全国二十二省竟有十七省宣布独立。十一月九日，鄂军都督黎元洪乃通电各省，请派代表来武昌，商讨组织临时政府，以便统一指挥。两日之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与浙江都督汤寿潜，亦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作相同建议。十三日，陈乃据以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在上海开会，因上海地居要冲，交通方便故也。黎元洪主张，盖以军事与外交的需要为重，他尤其希望能争取外交团，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而不横加干扰。上海方面则更进一步，希望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民国政府，来代替满清那个帝国政府了。这个将来的民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原则，他们还希望以美国制度为蓝本。通电上说：
  自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注脚另详史料篇）。
  此一模仿美制的建议，随即得到汉方完全同意的反应，认为那确是‘一定不易之法’。
  民初的开国元勋们之钟情美国制，良非偶然。远在兴中会时期，杨衢云、孙逸仙等便十分醉心于美国的总统制。八国联军时帝后两宫西狩，消息杳然、东南无主之时，当地督抚便留有意自组织美国式的共和政府，选李鸿章为伯理玺天德（　President　），李亦有意担任，后以两宫又在西安出现乃作罢。一九○三年那位语出惊人，引起神州轰动的青年革命家邹容，在其划时代大著‘革命军’中，也主张中国政府全盘美国化。两年之后，当海外诸小革命团体合并，在日本东京共组中国同盟会，并选孙中山为总理时，该会亦采美式的三权分立制。因此，此次程、汤两都督之建议，实是循序而来的迎合时代之潮流而已。
  在该次通电中，他们要求每省各派代表二人。其一代表各该省之都督府，另一人则代表各该省原有之咨议局。那时由水陆两路前往上海，各省都不太困难，通水路者，更十分方便。盖当时的轮船公司多由外商经营，外商享有治外法权，清政府对其乘客无法干扰也。其时各省的革命情绪，皆甚为热烈。一经号召，代表们就纷集沪上了。至十一月十五日（阴历九月二十五日），已有江、浙、闽、鲁、湘诸省，及上海、镇江两地区代表抵沪，代表会乃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拟订临时政府组织法，以及相关的法令和规章。大会自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以都督代表会暂代参议院
  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所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至此已立国一百三十二年了，成绩卓著。如今既然模仿美制的三权分立，美国最高立法机关是具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共和中国，立国伊始当然无法召开国会，所以只有变通一下，就由这个‘各省都督代表会’暂作立法机构。开会时每省暂定一票。因此这个‘代表会’，在形式上，就颇像每州两票的美国国会的上院（　Senate，汉译‘参议院’）了。换言之，民初最早的中国国会的雏形便是个，有上院、无下院；有参议院、无众议院的美国国会。这个开始，是值得理解的。美国立国之初，也正是这样的。在上海首先组织的这个代表会除具有立法权，可以制定一切法律规章之外，也有权代表人民，选举‘临时大总统’。（美国革命时，华盛顿也是如此这般选出的。）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在汉口诞生
  可是上海这时虽占有交通方便的地利，但是那时革命战争的重心，和早经组织的革命军政府，毕竟还在武汉，而黎元洪的邀请通电，且早于沪方。加以这时在革命阵营中的第一号战将，也是声望仅次于中山的黄兴，也正在汉阳前线督战，因此后来在汉方代表要求之下，会中乃有动议把会址移往武汉。此案通过之后，众议则将原有会员人数一分为二，每省代表各留一人于上海以为联络。此一建议最初原是从权应变，不意竟伏下后来宁汉不和的恶果，实非当事者始料所及，此是后话。
  当沪方各代表遵议逐一乘轮去汉时，不意清军适于此时反攻，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夺回汉阳，武昌全城均陷入敌炮射程之内，而汉方革命领袖间原有之暗潮，竟因之表面化。原被外界误传为‘孙文之弟’的孙武，竟通电诋毁黄兴，黄兴遂于翌日黯然离汉去沪，革命阵营内部从此乃每有不必要之龃龉了。迨各省代表多数抵达武昌时，革命军所拥有地区，已无安全会议场所，然既来之，则安之，各省代表乃选出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并迁入汉口英租界之顺昌洋行，继续开会。
  在汉期间，代表会之成就盖有两条足述。其一即各省代表公认，当时设在武昌的鄂军军政府为革命军的中央政府。其二则为制定一项包括三章二十一条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则‘大纲’后来再经过若干次修正，最后变成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为近代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政治史书上简称为‘民元约法’。它在民国初年竟变成政争的重心所在。其后所发生的‘护国’、‘护法’两大内战，都是为它开战的。以后我们再慢慢叙其原委。
  从一军三旗到黄黎易位
  根据这部相当实际而可行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革命军当局乃急谋组织能统筹全局的民国政府，和选出一位大总统作最高领导人。正在各代表紧锣密鼓地寻觅首都，和最高领导人选之际，天不负人，江浙联军忽于十二月二日攻克南京。龙蟠虎踞的南京，原为六朝古都。民族英雄朱元璋和洪秀全亦曾定鼎于此。如今革命军既然克复南京，对那些正托庇于汉口和上海租界的各省代表，真是喜从天降，他们就决定，立刻组织中央政府，选举总统，定都南京，以彻底推翻满清，取而代之了。因此在南京既克之后，沪汉两地人数相等的各省代表，乃分别集会讨论总统人选及定都南京等相关要政。
  因此汉方之代表会，在接获南京光复喜讯之后，乃决定于一周之内，东迁南京，从事制法与选举之要务。不意沪方各省代表，在江浙两省都督及各方代表怂恿之下，竟亦迫不及待，于十二月四日在沪举行代表会议，票选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而以黎元洪副之。黎氏闻讯，乃立即通电，斥沪选为非法，而黄兴亦深为疑虑，不愿就任。迨汉方代表陆续抵达南京，乃又说服沪方代表，于十二月十五日在南京翻案重选，以黎、黄分任正副元帅。黎虽首肯，而黄仍谦辞。以致牵延不能决。
  此次拥黎、拥黄两系之争，虽同儿戏，然双方之选举，均只选‘大元帅’，而不及‘总统’者，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于袁世凯旦夕之附义，出长民国之大政也。何以这时如火燎原之革命阵营，还有待于袁氏来作头头呢？天意人事，必然偶然，都有足述者。
  虚位原以待袁中山变成黑马
  因此，在两方紧锣密鼓，各议其议时，历史家还得略叙一下北京清廷的政情。简单的说来，那就是袁世凯政治权力的迅速窜升，十一月十六日，终于拜命组阁，大权独揽。但袁在清末几遭摄政王载沣毒手，如今东山再起，绝无意再保大清。他的基本策略，实为养寇自重，然后再挟清压孙，伺适当时机，通吃两家，唯我独尊。袁当时也确有此实力，亦有此时机，故有恃无恐也。所以他在东山再起之初，对交战双方，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在两方都造成了一个‘非袁不可’之客观形势，此一形势亦为两方所深知。清廷中的寡妇孤儿、颟顸亲贵之迅速就范，固无论矣。革命阵营中（包括中山在内之高级党人）亦早有‘虚位以待’的公开声明。然袁氏狡狯，往众目睽睽之下，既不愿逼宫取位于寡妇孤儿之下，更不愿受大位于民党之议会选举。渠一厢情愿之道，实为自组御用国会，劝清帝‘辞位’，以‘禅让’方式，举己以代之。至此他可能还要耍一耍中国政治的老传统，自称德薄能鲜，三辞而后受命。这一套在现代西方政治圈中的术语，叫做‘征调’或‘拉夫’（　draft　），吾实不愿为也，国民公意，强迫拉夫，吾不得已，而勉从天命也。这对他个人来说，那实在是最光辉的登基大道了。
  可是这个‘非袁不可’的客观形势，却亦有其‘非袁所料’的主观的变动。上述那个黄正黎副，又转为黎正黄副，这幕闹剧，原是个小小的‘偶然’。但是这个偶然，把时间拖延了两个星期，拖到孙中山在上海码头的‘偶然’出现。中山既适时到达，那他之当选总统，就是个历史的‘必然’了──革命阵营中这时需要统一领导。黄、黎两位‘大元帅’之间得一可以安天下。不幸二人相持不下，孙公既适时赶到，他就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