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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1979年2月12日给“儿艺”的信）
  “儿童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我们多年来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允许调走。”（1979年2月13日给“儿艺”的信）①
  ①宋庆龄1979年2月12日和13日给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两封信，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26日。第二信的影印原函，藏上海中国福利会。
  在她写了这两信后不久，儿童艺术剧院到北京演出由院长任德耀创作的新戏《童心》。这个剧描写一位献身教育事业的老师如何为反对“文革”摧残教育和毒害儿童而进行斗争。宋庆龄非常高兴地看了第一场演出，并写了《我看〈童心〉》一文①，文中说，“这样的戏，教师看了一定落泪，发生共鸣，要为培育四化的生力军而献身；学生看了，对比今昔，一定发奋学习，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宏伟理想。这是一出好戏。”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7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46页。
  她对儿童文学也很关心。1978年秋天，她给全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一次集会写信说：①打倒了“四人帮”，现在是“畅所欲言”、“发挥智慧才干”、“为繁荣儿童读物迅速努力的时候”，“让百花园中少年儿童读物开得如梅花盛放。”
  ①载《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8日。转引自同上书，第343页。
  后来，在为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授奖大会（在她逝世后这一奖项以她的名字命名）所写的祝词①中，她说：
  ①载《人民日报》，1980年6月1日。转引自同上书，第355—356页。
  “少年儿童文艺的创作者都是辛勤的园丁，都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把亿万花朵培育得茂盛起来。……今天，百花齐放的方针重新得到重视和贯彻，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也随之繁荣起来了。……（要）更广泛地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活动……宣传新风尚、好习惯、好人好事；让犯罪的儿童受到教育，去邪改正以亿万儿童从中得到思想营养，培育出更多政治好、思想好、品德高尚的新长征的小战士，使他们能够接过前辈的革命火炬，向着灿烂的新世纪勇敢前进。”
  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一次年会的讲话中，她指出培育儿童的工作涉及整个社会，人人有责任关心儿童。①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30日。转引自同上书，第345页。
  在1979年儿童节的一篇祝词中，她对儿童们说，我“对你们寄与殷切的希望，希望你们在各个方面都达到‘好’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的好后代，共产主义事业的好接班人，新长征的好接力手。”所谓“好”，就是：“要勤奋学习……要练好身体……要成长为有教养的人”，而最要紧的是要“有远大理想、有革命志气，继承革命传统”，“成长为有益于人民的人，成长为对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对人类的前途做出贡献的人”。①
  ①载《儿童时代》，1979年第8期。转引自同上书，第347页。
  全国各地许多学校、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化中心请她题字，她总是有求必应。
  联合国决定1979年为国际儿童年，她表示热情的支持并号召加强中国少年儿童和世界各国少年儿童的友谊和团结。①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6月2日。
  在所有有关少年儿童或专为少年儿童而写的文字中，她强调的重点因时而异，但下面几点是经常提到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获得知识、健全体魄、尊重和热爱劳动。此外，她还常提到美学教育、尊师、讲礼貌（后两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嘲弄和抛弃，对学校教育和少年儿童危害甚大）。但她所指出的总目标是要成为合格的未来建设者。
  她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仍然是为少年儿童写的，题目是《愿小树苗健康成长》①。这显然是她为这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写的，但由于病情严重，所以提前在5月21日发表，8天以后她就去世了。她在这篇充满对孩子们的深情的文章中写道：
  ①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21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64页。
  “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狂风暴雨、病虫害、环境污染，都会危害小树的成长。对那些长得歪歪扭扭的小树，还要进行矫正、修剪。同样，社会上某些坏思想、坏作风和坏的习惯势力，也是对你们的危害和污染。”因此。你们“需要认真学习、接受教育。增强抵抗力和提高辨别力……这样，你们就会……成长为栋梁之材，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接班人，为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
  她在晚年写得最多的主题，除少年儿童外就是妇女，共有6篇。
  1978年，她为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国妇女》复刊撰写贺词。（该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儿童时代》一样被停止出版。）她重申在革命和建设中妇女所起的“半边天”作用，需要有妇女自己的刊物。她希望这本刊物鼓舞妇女们的干劲，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①
  ①见《中国妇女》，1978年第1期。
  稍后，全国妇联召开’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大会，她再次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在闭幕词中，她指出：“精心培养儿童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是新时期妇女的又一崇高职责。”她又号召中国妇女同世界上被压迫的妇女“团结起来，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她表示要为完成妇女的各项新任务“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①
  ①载《人民日报》，1978年9月18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43页。
  1979年，她在《新长征中的中国妇女》①一文中指出。“正如康克清所说，‘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权利上的平等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平等”。她又指出，为了使迫切要求参加工作的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办更多更好的幼儿园、缝纫社、洗衣房等服务设施，逐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
  ①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9年第3期。
  1980年，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联欢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七十周年（有几个国家会提供国家主要建筑物来举办这样的纪念活动？）。她在会上致词说，中国大陆的妇女除了建设祖国并同各国妇女一起反对侵略、支持民族独立斗争、维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外，热切盼望台湾姐妹们回来探亲访友，共同为祖国统一而奋斗。①
  ①载《人民日报》，1980年3月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53页。
  （二）“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历史的结论
  现在转而叙述主题更为广泛的活动和著作。
  1979年9月她所写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①一文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时在全国发表的主要纪念文章之一。她指出：
  ①载《人民日报》，1979年9月29日。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口号是深得人心的。”
  她强调必须采取步骤，为科学技术、教育、文艺、医务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尽可能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并且一定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为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她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因此教育青少年尤需“加倍地努力”。
  她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时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闪耀着社会主义光辉的道路。九亿人民（当时对中国总人口数的估计）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虽然这条道路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战胜九亿人民的坚强意志。而且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人民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过去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我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她祝愿一我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加强团结，走向更加光辉的前程。”
  在另一篇不那么正式的纪念文章，即为《中国建设》1979年10月号写的《致读者》①中，她对新中国的成就和前景表现出了同样的乐观向上情绪。她写道：
  ①《中国建设》（英文版），1979年第10期。中文稿承《今日中国》（《中国建设》）杂志社总编室提供。
  “我们的三十年是一次广泛的新生。它的开始是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一是最终推翻了曾压迫和剥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制度；一是最终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在这种控制下，中国人民苦熬了一个多世纪。最后是，由于长期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的，中国人民得以根除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垄断，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国际关系方面，她接着说：“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斗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所有被压迫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有这些革命和斗争的思想和榜样都帮助我们前进。在我们长期斗争的实际过程中，真正为这种思想所鼓舞的许多外国朋友都和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一切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她在谈到三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清醒地指出：“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人民也有过挫折、停顿和错误。我们曾面临过，现在也还面临着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问题，如何在所有方面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潜在力量的问题以及改造社会、自然和人本身的问题。”
  但在历史的天平上，成就和希望是主要的：“我们现在以平等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的舞台上。“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是孙中山在1925年的遗嘱中对他四十年来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的总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一目标在1949年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主席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已与一百多个大大小小国家建立了新的关系。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现在不可能有其他关系了。……”
  她最后指出：“虽然在政治上中国与别国平等了，但在经济、教育和科学发展方面，我们还没有同先进国家取得平等地位。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新的长征，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的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寻求同一切愿与我们互利合作的人们进行合作。”
  1979年是关键性的一年，因为1978年底中共中央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领导下，通过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对此，她是积极拥护的。在给友人的信①中，她说：
  ①指给美国理查德·杨的信，1979年2月15日。
  “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出来一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大胜利。我们正在集中力量使我们的生产、学术和国防现代化”。
  她也尖锐地指出了她所认为的仍然存在的弊端：
  “……我们仍不能、也不去把干部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常常指派某个不合适的人去担任他（她）所担当不了的工作。”
  她赞成放宽某些过分死板的作法，例如高考录取的新生统由国家分配到指定的学校就读，这些学校往往离家很远，但考生本人很少或没有选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