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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国的护理院（Nursing　Home）专供年老体衰者及康复者付费居住，设有专业人员照顾生活。——译者
  ②指当年唐山大地震。——译者
  在这些给“亲爱的阿利”的信中，她所表达的完全是浓厚的个人情感，但同时她又旁敲侧击地联系到中国的局势。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启发了阿利，在她的社会层中开展工作，通过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援助中国的伤员。（参见第十五章）中国的朋友成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成了中国的朋友。
  除美国友人外，她也记得其他国籍的友人。王安娜在同她原来的中国丈夫离婚后，在德国重新结了婚。在“文革”中，她突然听不到她留在中国的儿子的消息，非常忧虑。安娜托人来向宋庆龄打听。宋庆龄回复说：
  “……我无法知道他的地址。我劝你别去打听了，因为他同他的父亲看来都‘消失’了。”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2年9月18日。下面的另一信是1977年6月1日。
  宋庆龄说，她想不出有什么道理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确实觉得奇怪，因为我一直把他们看作最可靠的同志。让我们希望他们很快就会重新出现。”
  在这场政治风暴过后，他们的问题也像别人一样弄清楚了，王安娜也担任了德中友协主席，政治上和私人方面的障碍都不存在了，可以重访中国。为此，宋庆龄非常高兴地表示：“没有理由会排斥她的，她为自己曾入籍过的这个国家（指中国）做过那么多的工作！我们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民族。”后来，王安娜真的来了，受到了荣誉的接待——并且不止一次。
  （七）巨人的逝世
  1976年是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的一年。中国失去了三位革命领导人和人民共和国缔造者——1月份是周恩来总理、7月份是朱德总司令、9月份是毛泽东主席。
  宋庆龄对他们三位去世深感悲痛。作为一位革命家，她深知三位的去世将是何等巨大的损失。在公众场合，她参加了他们的治丧委员会并专程从上海赶回北京向他们致最后的敬意。在私人通信中，她称他们是“我所爱的朋友”、“三位极好的朋友”、“（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我的兄弟”。①
  ①第一句见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77年2月19日；第二、三句见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7年3月12日。
  周恩来去世不久，她在1976年2月24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
  “我必须回上海住些日子，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且不说我迫切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第二年发表的《怀念周恩来总理卜文①中，她概括地称颂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回溯到周恩来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
  ①怀念周恩来总理》，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她接着叙述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长征和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是她同周恩来在40年代在重庆的会见：
  “在那些岁月，通过谈判的方式揭露中国的反动派，是一桩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亲眼看到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40年代初期，周恩来在重庆曾为了我的工作的问题来看我。那时他经常处在危险之中，但他表现得英勇顽强，充满信心。”
  在新的历史阶段：
  “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根据他的建议，在新的情况下，我把‘保卫中国同盟’转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现名‘中国福利会’）。1945到1949年，这个机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为劳动人民办了一些福利事业，同时尽一切力量把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输送到解放区，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更广阔、更全面的工作中：
  “党、军队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周恩来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导致1949年胜利的最后斗争中：
  “无论是在1945年至1946年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复杂斗争时期，在1947年至1949年决定性的全面武装斗争时期，还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之际，周恩来始终站在毛主席一边。”
  文章最后充满深情地总结他的一生：“从20年代学生时代起，迄至1976年1月8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接着是朱德的逝世。在这三位领导人中，他的年龄最大，辛亥革命时已是一位起义军的青年军官了，1924—1927年大革命中是国民革命军的将军，南昌起义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抗日战争期间，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建国以后，他曾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是一位精通韬略而又坚毅果敢的战士，在无数战斗、战役和大会战中取得胜利。同时他又是一位受人喜爱的保留着乡土气息的“四川老乡”，淳厚简朴，平易近人，同他相处如坐春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愿随波逐流，因而被污蔑为“封建军阀”，在晚年备受痛苦。宋庆龄对他始终非常敬重。在1978年9月，她两次题词，表达了对朱德的深切怀念：①“永远怀念朱德委员长”。
  ①题词手迹载《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20。
  “朱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是毛主席的好助手。”
  最后。到了9月，她参加了为毛泽东主席守灵。在给一个朋友的信①中，她写道：“我9日抵此，参加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最后告别。几天来，无数的人群排着队最后一次瞻仰他的遗容。”她对毛泽东的敬仰和爱护是始终如一的，这一点在这里已经表露出来了。
  ①宋庆龄自北京致理查德·杨，1976年9月15日。
  1978年，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纪念时，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①：
  ①同注60，图319。
  “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毛泽东同志自从推翻了奴役性的教条主义以后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那年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回国后，毛主席邀我聚餐。我们谈话，这次谈得更为亲切，那时他就谈起了睦邻反霸的意见。
  “我在上海时，毛主席亦曾访谈。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回忆起来，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
  在早一年，即1975年，她还哀悼了另一位资深的领导人董必武的去世。她在1975年4月6日给奥尔迦·李夫人的信中说：“我的朋友和同事董必武故世的噩耗使我万分悲痛。”
  （八）“文化大革命”使她的事业受到了损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使宋庆龄特别感到气愤不安的是她多少年苦心经营所建立的中国福利会的各项事业受到了损害。在上海，她的这些事业被攻击为“修正主义的样板”，“理由”之一是她模仿了苏联20年代的儿童文化中心和儿童剧院。另一个“理由”是，她强调引进最新的知识和技术，特别是在中福会的医务工作方面，而这却被说成是搞特殊化。
  在一篇纪念中福会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中，她对中福会的工作在总的方面予以肯定之后，谈到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如何寄予希望而后来则极度失望：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百般破坏，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成就，诬蔑我们举办的某些事业是‘修正主义的样板’，迫害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既否认人们必需的首创精神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否定钻研技术和专业分工的必要。他们的干扰，造成了我们各项工作的不同程度的损失。”①
  ①《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年6月），《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74—183页。英文稿刊载于《中国建设》英文版1978年第6期。
  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她在给友人的信①中说：“‘四人帮’用尽一切手段想要摧毁我们（中福会）的事业，但我们想方设法维持了下来——除了为儿童和家长们所喜爱的《儿童时代》，但它现在也复刊了……”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4月17日。
  关于宋庆龄如何请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她的老同事金仲华帮助挽救中福会的各项事业以及金所作出的努力和他本人后来自己遭受迫害以至惨死的情况，在本章前面已经叙述。
  当时任中福会秘书长的李云在年轻时曾经是宋庆龄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系人。当时有许多干部被赶下台并被送往农村，李云是其中之一。她激动地回忆起在那段日子里宋庆龄如何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她的孩子们，给他们送去食品，安慰他们：“别担心，你们的妈妈会没有事的！”她最后获得平反，宋庆龄见到时紧紧地拥抱她。①
  ①李云同本书作者的谈话，1988年6月10日。
  在北京，她所创办的、在全世界发行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在这场政治地震中也受到了严重损失。像它的第一任社长金仲华一样，它的编委之一、剧作家陈麟瑞教授和杰出的年轻编辑、总编室主任方应肠被迫自杀。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陈翰笙教授和他的妻子、美术编辑及资深摄影家顾淑型被分别关押在两个地方，甚至在顾患癌症弥留之际还不许陈去探视。从创刊时起先后担任编辑、副总编辑的李伯梯、另一位副总编辑鲁平同另外一些工作人员都被关进了“牛棚”（各单位指定的一个或几个房间，用来专门关押本单位受有组织的批判或被认为敌对的或有某种嫌疑的人）。
  本书作者和妻子邱茉莉，还有“中建”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员则被逮捕，投入监狱。本书作者和妻子1973年获释后宋庆龄的欣慰之情及以后我们的通信，这些前面都已谈到。
  《中国建设》一直没有停止出版，虽然在一段时期里它不可避免地“随大流”，变成狂呼乱叫式的口号宣传。但它从1972年起就逐步恢复原来的性格和风格，比其他出版物稍早一些，这主要应归功于周恩来总理，因为他在1972年就提出要全面检查对外宣传工作。这使宋庆龄极为满意。
  （九）“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个人生活
  ＇幽居＇
  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后，宋庆龄的北京寓所得以免于抄砸，但是这全国范围的“文革”狂潮在这里依然能够感到。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对于那种人身施暴和“打倒一切”的作法就感到气愤，但她对于节约俭朴的要求是赞同的。早在1960年，因为她的房子有些潮湿，引起她关节不适，政府要为她另建一处新居，但她谢绝了，说“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急需款项，不能为我另建新房子，并感谢党中央的关照”。①
  ①《宋庆龄纪念集》，第189页。
  1966年后，她拒绝继续支领政府给她的膳食补贴，坚持自己负担。遇到请客（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期很少），也自己出钱，尽管政府规定按她的职位是可以报销招待费的。①
  ①本段及以下各段的内容均据本书作者1986年与宋庆龄原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
  当时有张报纸上说，养鸽子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听说后命令把她养的一群鸽子都处理掉。她养鸽子不只是因为她喜欢这种文雅的飞禽，还因为纪念孙中山——他也喜欢鸽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她多么爱鸽子，所以不同意执行她的命令。他们争辩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不应该受到伤害。
  慢慢地，她寓所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由有关单位派来——也起了变化，有人要求把院子里的“四旧”除掉，所以原来挂在房子和亭子上的楹联都被拿掉了。
  为了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