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从她对金仲华这位杰出的进步新闻工作者的悼念文章①中摘引的。金从30年代救国会时期起就是她的同事，后来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及其后继者上海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都在一起工作。《中国建设》创刊，她又选任他为第一任社长。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
  ①同注1。
  关于江青一伙罪犯在上海建立的新政府里那些人如何对金迫害致死，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后来，当我回到上海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金仲华本人也遭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残酷迫害。他们不准他与外面的人接触。我想设法同他见一面，也没成功。在几个月时间里，他们接连不断地对他进行审讯、批斗。……他一生中所做的好事都被歪曲、颠倒，成了败坏他的名誉的‘罪证’。……他一直确认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毛主席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却被指控‘反对毛主席’。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立世界人民的友谊，他曾和许多外国朋友接触过、一起工作过，就因为这，他被诬为‘外国间谍’。他与周总理在各个时期的交往，也成了那些‘审讯人员’辱骂他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想打倒周总理。在迫害金仲华的过程中，江青的恶意中伤起了直接作用。她的每一句话都被那些爪牙们奉为圣旨。张春桥也施展了阴险毒辣的伎俩。”
  有一件事她没有谈到，也可能她始终不知道，那就是金仲华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要他交出多年来她给他的信件，但金宁死不从。由于不堪忍受残酷的政治迫害，金仲华于1968年4月3日含冤自杀。
  在这里不妨附带说一些有关宋庆龄与江青之间关系的情况。
  据说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的时候对她的印象不错①，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①见罗斯·特里尔着《白骨精——毛夫人传记》（英文），第185、228、250—261页。这部书有耸人听闻的倾向，但这些说法作者引用了谭宁邦所提供的材料，谭当时在宋庆龄处工作。
  1949年，宋庆龄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后回上海，毛主席派江青到车站送行。据说，她后来对别人讲过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1956年，她在上海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江青和刘少奇夫妇都出席作陪，据说她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很表赞赏。
  （令人惊奇的是，据说就在那一天江青要宋庆龄劝毛泽东穿西装、打领带，因为孙中山常穿西服，而且外国人总认为中共官员们的穿着太单调。）
  但江青在1966年的表现却大不一样了。当时红卫兵要冲宋庆龄的寓所，甚至要她把头发剪成他们所喜欢的那种短发。（她一直保持一种后梳圆髻的传统发式，并曾答应她的母亲永不改变这种发式，所以据说她曾生气地说，“要是他们碰我的头发，我就把他们的头发全剪掉！”）毛主席派江青去向宋庆龄解释“文化大革命”。这时的江青完全采取了一副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听到宋庆龄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时，江青的脸立刻沉下来了。
  很久以后，在1973年，当说一句江青的坏话就得掉脑袋的时候，宋庆龄在本书作者和邱茉莉面前把这个报复心强而又权欲薰心的女人挖苦地称为“女皇”，她对江青的看法由此不言而喻了。“四人帮”倒台以后，她在写信和谈话中可以更尖锐、更明白地把她的看法表达出来了。她在1978年给美国理查德（迪克）·杨的一封信（无日期）中说，要不是“江青这帮家伙进行破坏，不让他得到必要的药物治疗”，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可能不会那么早去世。“我知道你谨慎，所以把这情况告诉你。”在同一年的另一封信里，她写道：
  “……我的所有西式衣服都给我表弟的几个女儿了。在那个无耻婊子江青炮制的‘字化革命’期间，她们都被红卫兵从家里赶出来，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6月5日。
  她是难得使用这种骂人的字眼的，由此可见她的愤恨之深。
  ＇1968年＇
  1968年，《年谱》没有宋庆龄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任何纪录，只记载了她给当局的一封信，证明路易·艾黎是一位忠诚的外国朋友，因为在当时那种“怀疑一切”的气氛中，对他也散播了许多疑问。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签名）
  一九六八年八月卅一日”①
  ①宋庆龄手迹复印件，《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片编号317。
  这一年留下来的史料还有她在8月份写给格兰尼奇夫妇的信（这封信只有月日、没有年份，所以也可能是1969年的）。她在信中还对马克斯·格兰尼奇的哥哥（美国左翼作家、笔名迈克尔·戈尔德）之死表示哀悼：
  “多年来，我常在《工人日报》上读到他那写得很好的专栏，后来看不到这张报纸了（该报由美国共产党出版，后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而不能在中国发行），觉得若有所失。”
  她为迟迟未复信道歉，并解释说：
  “……在这场闹哄哄的文化运动中，你们的新地址我夹在一本书里，找了许久，今天才找到……”（这说明她有些东西已收起来了或者被弄乱了。）
  尽管遇到麻烦和限制，她对这场运动的广泛意义仍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
  “……我担负了更多的对我并不适合的那种职责。时局发展得很快，要求不断学习以跟上形势。失眠症和关节炎是我想要做点事的两大障碍。但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紧跟，我不敢落在后面。
  “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但将改变我国人民，还会改变世界的其他地方。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的伟大胜利。他无疑是马克思和列宁之后最伟大的人物。”
  她以热烈的心情谈到美国1968年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民广泛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示威以及黑人群众的奋起：
  “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令人感到鼓舞。我很高兴，一向反动的南方各州也卷进了这一伟大的洗礼。”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麻省特鲁洛市格兰尼奇夫妇，1968或1969年8月10日。
  ＇1969年＇
  1969年，《年谱》的记载仍然极少，只有她参加国庆招待会和检阅以及她个人所做的一件关心后辈的事——在知道杨小佛未收到所寄去的《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后，又把自己手头的一套请她的助手带到上海，作为礼物送给他。
  实际上，这一年和下一年都是极富戏剧性的。
  总的气氛是备战。美国侵越正向中国南部边境迫近，在北部边境则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准备对付来自任何一方或者双方的进攻，甚至核攻击。在僻远的内地山区建起了新的工业。全国各城市都在地下挖了迷宫似的“人民防空工事”以用于隐蔽和疏散。多余的和被怀疑为不可靠的人都得离开中心城市，到其他地方安置。关于这种情况，宋庆龄写道：
  “甚至孩子们也都在忙着备战工作。战争要是打起来，我们是不会措手不及的。苏修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话，‘上帝要谁毁灭就先让他疯狂。’我们的孩子们都到农村去工作和学习了，和农民同吃同住。他们长大后不会变修、也不会沾染资产阶级思想。农村生活使他们经受了锻炼。”①
  ①宋庆龄致格兰尼奇夫妇。
  她认为当时确实存在战争的危险，备战是必要的（备战工作是防御性的，尽管当时中国挖防空洞也被莫斯科谴责为“好斗”）。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林彪和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势力加紧控制中国的政治，他们把所认为的国家面临的危险作为消灭异己的借口。
  这在确定哪些人应该撤出北京及其他重要城市的问题上经常表现出来，因为要撤走的人都是被认为不可靠的或不必要的或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撤走是一种战前的预防性措施。从廖梦醒给宋庆龄的信中可以看到一个辛辣的实例。廖梦醒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女儿，一位忠诚的、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但她却被极左分子划入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一类。廖给宋的情仍像通常那样用“亲爱的叔婆”开头，接着写道：
  “我正打算收拾行李，虽然我仍然不知道上哪儿去。……我被划入‘老弱病残’一类，将不需要留在北京。我正在把我所需要而又拿得了的东西清理出来……到了新的住处我会写信给您。上海也是一个海岸城市。我相信您早晚也得走……希望您将来会有一个愉快的新家，颐养天年……不管我到那里，我都会想念您……”①
  ①廖梦醒致宋庆龄，1969年11月10日。原信是用英文写的。
  廖梦醒这时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好，但她的工作单位全国妇联的“造反派”老早就把她软禁起来，使她备受折磨。她告诉宋庆龄：“我有没有对您说过，我家那扇离我居室最近的后门被钉死锁上了。我常常是孤零零一个人在家，两手常常颤抖……我相信我们之间来往的信有几封丢失了……只要能写，我会继续给您写信的……我太想念您了，我无法表达……”在收到宋的回信后，她又写道：“这么久听不到您的消息，老在盼您的信，现在总算盼到了，我真不知道有多高兴……”①这两封信都不是通过邮局而是由人送去的。
  ①同上，1968年9月23日、27日。
  在折磨人的1968—1969年，宋庆龄的亲属中还发生了两起不幸事件，使她精神上备受打击。一是她很喜欢的一位有才华的表妹、二舅倪锡纯的长女倪吉贞1968年5月在上海被迫自杀。这个表妹全家被扫地出门，挤住在一个汽车间里，自已被作为“管制分子”强迫劳动，不堪凌屏。消息传来，她内心极感悲愤。二是她最喜欢的最小的弟弟子安1969年2月病故。她又为之伤心落泪。她为了要往美国发一个唁电，还得请周恩来和邓颖超帮忙获得特许——在那段紧张的时期，事情就是这样的。①
  ①本段据本书作者对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的访问。
  ＇1970年＇
  1970年，《年谱》的记载只有两条，一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检阅，二是接受保加利亚新任大使递交的国书。
  在给格兰尼奇的信中①，她还是表现出一种认为整个形势令人鼓舞的语调：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70年1月31日。
  “……真希望你们也在这里，可以亲眼目睹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中国通讯》中，你们可以……随时有所了解。不幸的是，她已84岁了，身体不好，所以她不能再继续这项极有益的工作了……”
  关于她自己的行止，她已回到上海了。“离开家到首都去已4年了，我现已回家休息。”离开这座家乡城市那么长时间当然不是她自己愿意的。
  她写到在北京的朋友、来往的减少和惯常生活的中断，字里行间也隐含着对北京现状的批评：
  “路易·艾黎不是很快活，因为他不能到处跑（为写作收集材料）。他也在发皮肤病……马海德生了肺炎，现正在康复。虽然我们都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见到他们了。
  附记：2月6日是春节，但我们现在不过这些节了。”
  ＇悼念斯特朗＇
  宋庆龄这封信是1月底写的，已提到斯特朗因年迈停止了工作。3月29日，这位战斗一生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在北京逝世——宋庆龄的历史最长的联系外国革命的纽带之一折断了。斯特朗最后一次住院时，宋庆龄想起她所最喜爱的花，并把这些花送到了她的病床边。195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到北京之后，她们见面很少，遇到节日或其他事情互致问候时，信的开头总是称呼“亲爱的宋庆龄同志”和“亲爱的安娜·路易斯同志”（或甚至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