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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苏联人民以及她所亲见亲历的他们的国家，她始终保持着热爱的感情。
  1953年初，她在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后回国途中在苏联稍作勾留。这是她在睽违多年之后重访莫斯科。1月13日、她会见斯大林——1927年后第一次。根据能够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只知道斯大林说“中国人民是很好的人民”，她表示赞赏他的这句话。表面看来，这样的谈话未免过于简章和随便。但联系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认为，斯大林是在为他过去怀疑过中国人民武装能否战胜美国供应的蒋介石军队，作某种补救（一个曾同斯大林谈过话的南斯拉夫人曾写道①，斯大林明白地对他说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错了，这在斯大林是难得有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直接同美军交锋中的表现，可能更加促使斯大林要这样说。
  ①米洛万·吉拉斯着《同斯大林的谈话》（英文）。
  像过去一样，她在莫斯科觉得很高兴。但气氛严肃，有时甚至令人沮丧。她想去看望老朋友加里宁夫人和鲍罗廷夫人，但未能实现，只安排她乘车到城郊阿尔汉格尔斯克村原来加里宁那座乡间别墅的外面看了一眼。她想问清楚为什么，但刘少奇劝她不要追问了。（加里宁夫人其实是在被流放中，但当时没人告诉她。）她想送一件丝绵袄（中国人认为它又轻又软。最适合老年人穿）给斯大林，又碰了个钉子，因为斯大林的衣服尺寸是“国家机密”，苏方不能提供。①
  ①当时随同宋庆龄出访的姜椿芳在同本书作者交谈中回忆起这件事。刘少奇劝阻一节据王光美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这是斯大林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在1953年3月5日逝世，宋庆龄写了悼念文章，有两篇是英文的，分别刊登在《人民中国》1953年3月16日一期和《中国建设》1953年第2期（3—4月号）上。
  1957年，她参加中共代表团再度访问莫斯科。这次访问使她情绪高涨。
  总之，宋庆龄始终珍视俄国十月革命同中国革命之间的联系，把它看成是孙中山最后的信念中的关键部分，也是新中国的根本信条之一。只有当苏联领导人的态度背离了她认为绝对必要的平等和同志关系的原则时，她才感到愤怒。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以及他们在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同苏联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关系，只有像孙中山在遗嘱中所说那样“以平等待我”，才能保持良好。在历史上，苏联曾经是唯一一个宣布对中国平等相待并在很大程度上付诸实践，从而赢得中国革命者的友谊和信任的国家。随着复杂的历史进程，苏联开始采取超级大国的架势，表现出甚至对中国的内部发展也要发号施令的倾向，苏共则对中国党表现出家长制的态度。一方认为有权进行控制，另一方认为有权抵制外来控制，双方之间的冲突自然就会发展起来——即使双方是老朋友，并且都自认为是在奉行同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学说。
  宋庆龄遵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间平等关系的全面规范。“和平共处”最早是列宁提出来的。作为苏联外交的目标，它的意思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避免战争（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五项原则是这一概念的发展，由中国首先提出并同它的亚洲邻国缅甸和印度共同制定。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大体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和政府形式如何，为保卫和巩固新获得的主权，在相互关系中保持和平、友谊和互利，五项原则为此提供了基础。后来，中国又把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关系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换句话说，作为国与国关系的普遍准则——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事后看来，这是中国近代整个革命经验的总结——不论是孙中山的经验、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事实上是两种经验溶合的产物）。这也是作为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宋庆龄在思想上或在行动上始终遵守的准则。抓住这一点，不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都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她、了解她的时代。
  ＇亚洲的“亲戚”＇
  如果说中苏友好是她从1924—1927年以后一直怀有的感情，她的致力于争取亚洲自由的事业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作为中国人，她是个亚洲人。她从孙中山那里了解到，整个亚洲都在殖民主义枷锁下受苦，普遍地渴望独立和自我发展。她认识了来自许多亚洲国家的革命志士。孙中山和她很快看穿了日本官方鼓吹的泛亚主义不过是掩盖其企图操纵和统治亚洲国家的野心的幕布，而对日本的这一野心她将无情地进行斗争。但是她永远保持着纯洁的理想，希望所有国家在争取解放中互相帮助并平等相待。
  现在，使她十分喜悦的是，她的祖国已经站起来了，不但中国本身——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解放，而且还会使那些尚在外国统治下的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得到新的鼓舞和空前有利的条件。
  在新的条件下，宋庆龄担当着一项对她来说最为合适并且使她感到十分满意的任务，那就是作为中国同那些已获自由或正在争取自由的亚洲国家（特别是同它们的妇女界）之间的联系纽带。
  新中国建立不久，她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重述了她20多年来对中国妇女一再阐明的基本观点，即：妇女的解放同民族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人民一部分的妇女和人民有着）同的敌人。这些敌人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它所造成的殖民主义以及在国内所产生的封建主义及其高级阶段的买办主义。”
  “亚洲的妇女们曾经长期与男子并肩进行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的独立，反对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反抗她们本国的封建主义和买办主义。她们曾经面对过枪口、集中营的酷刑和种种可以想象的惨死。中国、印度、越南、朝鲜、印尼和其他各国的女英雄是全世界妇女可以引以为荣的。”①
  ①《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11日），《宋庆龄选集），第204—221页。
  在这篇讲话中，她还着重讲到苏联和新中国妇女的情况。在这里提到的只是有关亚洲的方面，其他有关妇女社会地位方面的内容将在以后涉及。
  第二年，她在一篇题为《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的作用》的文章中说：
  “一个普遍和绝对的真理渗透了今天的亚洲大陆……武装群众在一切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终究会赢得胜利的。……中国如此样南与朝鲜也是如此。这在历史上标志着力量的日益转移，成为对于今天的亚洲说来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事实。……以革命的政治思想武装了的新的亚洲兵士，已经站立起来与西方帝国主义面对面作战……
  这不能不鼓舞了那些被压迫的人民，从事争取自己胜利的斗争，以期整个亚洲得到解放。”①
  ①《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的作用》（1950年10月11日），《宋庆龄选集》，第244—249页。
  这些话表达了一个正在出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事实，即：亚洲（占有世界上一半人口）终于开始、并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完成了非殖民化的进程。
  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前两个星期。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把美军推进到中国边境鸭绿江边，妄想“压平”新中国，但终被志愿军击退。（朝鲜的斗争以后在中美关系部分还会谈到）
  在前面已经引述过的在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开幕词中，她强烈地把世界和平同非殖民化（特别是在亚洲）联系起来。（有一些西方代表团集中注意大国之间的缓和，想借此回避殖民主义这个有刺激性的问题，而这种观点并未受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反对。）
  前面提到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时发表的中印、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共同倡导的。她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一对国际关系的新贡献。她说，五项原则“在全亚洲受到特别欢迎，”得到“具有各种不同目的和信仰的社会人物和组织的广泛赞成”，“表达了亚洲一切国家人民的最珍视的愿望”。
  在这篇文章中，她还讲到台湾问题，严正表明：“决不能容忍对我们内政的干涉”，中国人民“决不接受使台湾和台湾海峡‘中文化’或‘置于监督下’的任何建议”，认为这都是“违反五项原则的”。①
  ①《五大原则》，载《人民日报》1955年3月25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17页。“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五项原则在中国的外交及整个世界事务中都结出了丰硕成果。它是1955年“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相互沟通的主要桥梁。这次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亚非国家（有的已独立、有的还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在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宗主国参与的情况下聚会，共同商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过去都是由帝国主义宗主国来作出的。后来，它又成为不结盟运动、以及整个第三世界所奉行的基本准则。最后又在中国倡导下使之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准则，也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间的关系准则。
  ＇对印度的情谊＇
  50年代初，宋庆龄对印度的感情再次开始表现出来。她出席了印度在新中国的第一批文化活动。1951年5月，她寄词祝贺加尔各答和孟买两地的印中友好协会成立，说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它对于我们两个强大国家，对于亚洲以及全世界，都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指出：应在古代就已树立的两国关系的基础上，“把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求能够打败亚洲人民的任何一个敌人，并对世界和平的事业贡献出全副的力量”。①
  ①《人民日报》，1951年5月1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81页。
  十年前，她同尼赫鲁曾表示希望在两国获得自由后见面。这个愿望在1954年实现了。10月19日，已成为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宋庆龄同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在毛泽东主席举行国宴招待尼赫鲁时，她陪同毛主席在门口迎候。她还邀请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到她家里来共进午餐。
  第二年，即1955年12月，她率领一个中国高级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赫鲁在欢迎词中说：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不论中国和世界受到什么样的风暴袭击，她的信念从不动摇，她始终为和平呼吁。”据一位感觉敏锐的观察者说，尼赫鲁致词时的“那种声调是他在对欧洲来宾致欢迎词时从未出现过的”。①
  ①詹姆斯·贝特兰着《重访中国》（英文）。
  致答词时，宋庆龄说，“我的印度朋友曾经两次邀请我来贵国，然而英国当局两次都拒绝发签证给我。现在伟大的印度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这才使得你们的老朋友能够实现她的愿望”。
  她在印度首都和各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包括妇女团体）的热情欢迎。
  1956年1月1日，在全印广播电台向印度人民发表的告别广播演说中，她说，“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不能推卸我们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将共同地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和平建设我们各自的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她还强调，“和平必须建立在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①
  ①《人民日报》，1956年1月3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35页。
  在回到北京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①中，她说：在印度，同在她访问的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她体会到“人民和政府对我们这个新的国家的热情，他们与我们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友好关系，以及他们对于我们的热烈希望，令人感觉到这种情感存在着巨大的力量。”这无疑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正如稍早一些时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首次访印时所受到的欢迎一样——那次苏领导人的访问她在报告中提到了并加以赞扬。
  ①《人民日报》，1956年3月11日，收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7期。
  接着她谈到印度人所询问的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
  “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的人士对于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