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最后表示同意，随即被释放回南京。这一发展是由于他的妻子宋美龄和妻兄宋子文的合作。他们从南京飞到西安，同张、杨和周恩来进行了商谈。他们在国民党内部代表亲西方的势力，是反对亲日派的。他们使蒋介石相信：南京的亲日派政客正在策划轰炸西安，其目的不止是为了延长内战，也为了乘机置蒋于死地并把权力夺过去。①
  ①蒋介石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同蒋夫人及宋子文一边去西安。他向将证实了蒋夫人和她的哥哥对时局的这一看法。端纳本人虽然反共，也强烈地持同一意见。见厄尔·艾伯特着：《中国的端纳》（英文），第319页。
  宋庆龄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如何、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起过什么作用（如果起了作用的话），这是许多人曾提出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只有一些不完整的答案（有的互为补充、有的则相互矛盾），要得出充分而确切的答案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红色中国随记》一书中写道，①通过“X”（据有力的推理，系指宋庆龄）这一渠道，原来考虑对蒋进行公审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莫斯科的强烈意见，必须确保蒋的恢复自由，否则共产国际将开除中共——斯大林和苏联可能认为如不释蒋，中国将发生大规模内战，日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①《红色中国随记》（英文）。
  斯诺在他的《复始之旅》中说，在苏联严厉批评西安事变之后，孔祥熙曾请宋庆龄公开谴责西安的叛变并要求释放蒋介石。宋庆龄告诉斯诺，她当时是这样回答她的姊夫孔博士的；
  “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①
  ①《复始之旅》，第112页。
  中共同宋庆龄当时在上海的联络人回忆说，①西安事变后上海地下组织曾收到过中共中央发来的两封电报，第一封说蒋介石将受到审判，次日收到的第二封则强调联蒋抗日。
  ①李云1986年7月10日在北京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近年来在中国许多出版物上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宋庆龄听到蒋被扣消息后急于同何香凝，同飞往西安，以寻求解决办法，但因找不到飞机而未能成行。①
  ①何香凝的女儿、已故的廖梦醒在同本书作者的一次谈话中否认她母亲当时曾经考虑过作西安之行。她说，当时她同母亲在一起，如果有这样的事，她肯定会知道。
  胡兰畦在回忆录中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线索。胡在1931年陪同宋庆龄从柏林回国后又回柏林，被纳粹逮捕，经宋庆龄、鲁迅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名义，向德国驻沪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始脱离魔掌。1934年，她在为国民党将领李济深工作（李在广西省很有势力，主张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李派胡送一封亲笔信给宋庆龄，促请来采取紧急行动，为了抗日团结使事件和平解决。宋庆龄看了信后说，“从这几天发展的情况看来，还不至于酿成内战。这个信我直接回李先生。”在给李济深的复信中，宋也表达了这个意思。李济深还积极进行调解，亲自出面向南京政府呼吁：“为了保护蒋委员长的安全，决不可轰炸西安”，又电西安的张学良，一定要保护蒋的安全，以达到一致抗战。①
  ①《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年）》，第312—313页。李济深在1927年曾镇压过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公社起义。但在对日本的问题上，他采取了爱国主义的立场，从而使他走向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及战后时期，他同左派合作，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是参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党派之一，李济深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9年在北京病逝。
  但当时同宋庆龄关系密切的马克斯·格兰尼奇却回忆说，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时，他和妻子格雷斯一起同宋庆龄干杯，“不管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①确实，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并且是对宋庆龄本人。在那些日子里，她又接到匿名的恐吓电话，还有附着子弹的信件，明确警告她——如果蒋死了，她也休想活到第二天。她的弟弟子良也警告她，蓝衣社对她有加害的阴谋。关于她当时曾受到威胁，各方的说法倒都是一致的。
  ①据马克斯·格兰尼奇在1982年冬天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同本书作者的谈话。1936年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主编《中国呼声》，与宋庆龄亲密合作，私交甚笃。
  在上海长久流传的一则故事说，蒋被扣后不久，美龄就打电话给庆龄，急迫地要求她设法请一位有地位的共产党人到南京去（这是在蒋夫人同宋子文飞赴西安之前）。中共指定同国民党高层接触的代表潘汉年得到庆龄的通知后去了南京。（为安全起见，他在南京前边的一个小站下车，以防邀请他去的人叛卖他，也防国民党亲日派袭击，因为亲日派要除掉蒋介石，作为扩大内战的第一步。）据说，蒋夫人在南京接见潘汉年时恳求共产党保证她丈夫的安全。
  时隔半个多世纪，又缺乏足够的公开资料和档案（有一些在以后的战乱中肯定已经散失），要分辨这些说法的是非真伪是很困难的事。以后如果有更多的文字材料发现或公布可能会有助于弄清真相。
  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中，在两个重要问题上都提到了宋庆龄。在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给中央的电报中对此都有记载：①
  ①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1—72页。
  在改组政府的问题上，“宋（子文）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中共“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杜是来自东北的著名爱国知识分子、张学良的朋友。沈、章当时都在狱中（救国会“七君子”案），沈是法学家、章是实业家。
  在另一个问题上，“宋（子文）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宋子文和蒋夫人宋美龄当时由被扣留的蒋介石授权代表他同张、杨和中共谈判。）
  （七）从主席台到监狱大门
  宋庆龄虽然对蒋介石深恶痛绝，但对于从内战到抗日这一时局的转变还是很欢迎的。1937年2月，她十年来第一次出席了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五届三中全会），并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①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76—79页。
  “中国人民已经立下志愿，下定决心，不再向帝国主义让步，而准备收复失地，这在我们的民族生活上有着极重大的政治意义。
  “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
  “最不幸的，还有一些政客依然……害着‘恐日病’。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
  “胜利将属于谁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政府能够执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们，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
  “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农民是中国经济的骨干……政府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
  “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
  从国民党的讲坛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了。但这不是说国民党政府已放弃了它的老一套作法。这方面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七君子”的释放不但没有实现（这是在西安对蒋提出的条件之一），反而加紧对他们的迫害。对此，宋庆龄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反击行动。她从国民党中央的讲坛上（在这里她发表了讲演但没有效果）走下来，回到群众斗争的领域中去。她把民权问题同抗日救国问题联系起来。7月5日，她带了简单的铺盖，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一道来到苏州，要求把他们也关押起来，和“七君子”一起受审。
  国民党高等法院的法官“一时弄得惊惶失措……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连声说，‘我们怎么敢关押孙夫人？我们怎么敢……’宋庆龄同志就当众训斥国民党的法官说，‘你们竟敢把爱国的领袖都关了起来，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只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奴才才做得出这种事来！’法院院长和一大堆国民党官员就只好都站着听宋庆龄同志的训斥，口里还连声说，‘是，是，是……’”①
  ①同注14。
  宋庆龄等人又等了好几个小时，目的已达，才返回上海。
  这个“救国入狱”运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数以千计的人签名请愿，群众救国热情更为普及。
  （八）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
  就在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后不久，1937年7月7日日本进攻北平（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妄图实现征服全中国的野心。中共代表很快到达南京同蒋介石谈判联合抗日——这一点他现在已不能公开拒绝。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救国会“七君子”的释放还拖了几个星期才予兑现，并且还要“交保”以保住政府的面子，虽然没有人会以为他们将再被拘捕。
  1937年8月13日，日本又进攻上海，战事的规模比1932年更大。蒋介石终于派出了自己的部队进行抵抗。在此之前，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专程从延安南下，同国民党谈判两党共同抗敌的条件。在访问被围困的上海时，他们去拜访了宋庆龄，告诉她谈判情况。宋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们。
  9月22日、23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谈话先后发表。宋庆龄深为感奋，在9月24日发表的《国共合作之感言》中说，最近十年来两党的对抗和内战“是首创国共合作的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没有意想到的”。她接着指出，抗日胜利的关键在于遵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20年代革命的力量也在于此，“如果以后这十年能够继续贯彻孙总理的全部主张，我敢断言，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早已被铲除干净，帝国主义也早已被驱逐出去，而中国也早已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了。’，但十年来，无数有为的青年牺牲了，无数经验教训在内争中被抛开了，致令外敌乘隙而入。①
  ①参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336—337页，及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104—107页。
  她在致中国同胞的宣言中所强调的要点，在对外的声明和广播中也同样强调。她还指出，中国人民从心底感谢国际。的群众支持，如英、美部分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输日货物、妇女拒用日本丝袜等等。但英、美政府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英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华盛顿则以中立为借口准许向日本出口石油、废铁及其他战略物资——没有这些资源，日本是不可能长期对华作战的。这些政策不但对中国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些国家最终将会发现，它们是在把日本武装起来对付它们自己。但是她发出的警告当时却未能引起国际上的注意。美共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和他的妻子格雷斯（莫尔）编辑。格兰尼奇的哥哥是美国著名左翼作家，笔名“迈克尔·戈尔德”。吴大琨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在本书写作时，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第十五章　抗战岁月（上）：香港，1937。12—1941年
  （一）从上海到香港
  日本攻占上海后，宋庆龄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香港去继续她的工作。在转移出去之前，她又得过一关，因为她的寓所虽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归外国人管辖，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带），但现在除在附近经常出没的密探外，又多了一些前来监视的日本特务。为了麻痹这些家伙，在动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种使人不可能产生任何疑窦的安详景象。两位外国女友到家里来喝茶，一会儿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也来了。她和贴身女佣李姐从后门登上艾黎雇来的出租汽车，然后开往公共租界的外滩码头，登上一艘挂外国旗的沿海客轮。她用头巾捂住半个脸庞（那天天气很冷），一只手挽住艾黎的结实的臂膀，显得十分轻松自如地一同走上跳板，没有人来得及阻止和盘问。①
  ①《艾黎自传》第80—8贡页记载了这一场景。在他为纪念宋庆龄逝世而写的《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一文中也提到，此文收入《宋庆龄纪念集》，第251—253页。
  她选择香港作为目的地是根据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转达的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