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领导整个准备工作。会议的地点在一座空闲的阁楼里，食物和所需的供应品（包括炭炉子）都是一点一点偷运进去的。穿着伪装的纠察队员负责警戒，如果发现警察前来袭击就发出警报并加以阻击，直到与会的人全部疏散完毕。这些纠察队员有男有女，都是可信赖的人，他们都有在必要时不惜牺牲生命的决心，率领他们的黄霖是曾参加1927年南昌起义的久经锻炼的军官，当时任中共地下党沪中区委书记。他们阻击敌人的武器都是最简单的，如铁棍、石灰（撒向敌人的眼睛）。当电工的党员设置了一个警铃系统。这个开会的地点选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一个侦探头目的寓所附近，这是既大胆、又巧妙的安排，因为巡捕房不会想到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开会。（党在巡捕房内部也有耳目，对他们的行动不会一无所知。）
  如何使总数达三百之多的与会代表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会场也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从开会的前一晚开始，他们就三三两两地无声无息地上楼，外国代表都把皮鞋脱掉，免得出声（在此之前，他们已从所住旅馆结帐迁出，以防止有人跟踪）。代表中有77人来自外地（包括苏区）和国外。欧洲代表有英国工党上议员马莱勋爵、法国共产党人伐扬一古久列和雅克·多里奥（后来变成法西斯和希特勒的傀儡）、法国社会党人布比、比利时共产党人马尔度。《中国论坛》的伊罗生也作为外国代表与会。日本和朝鲜代表在来沪途中不幸被捕。
  宋庆龄在9月30日拂晓时分到达会场。代表们批准了名誉主席团名单——罗曼·罗兰和巴比塞（法国）、高尔基和伏罗希洛夫元帅（苏联）、台尔曼和托尔格勒尔（德国）、工人阶级老战士汤姆·曼（英国），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片山潜（日本）①、朱德和毛泽东（中国）。
  ①台尔曼为德共领导人，后被纳粹杀害。托尔格勒尔（共产党国会议员）和季米特洛夫后在希特勒一手炮制的“国会纵火案”中成为被告，季在法庭上的英勇表现使他赢得国际声誉（他从而成为共产国际的领袖）。片山潜是日本初期社会主义者，后成为共产党人，也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
  选入主席团的有宋庆龄、外国代表、“中国苏区代表、‘满洲’代表（代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抗日力量）、一位上海丝厂女工、一位上海纱厂年轻女工”（据10月4日出版的《中国论坛》的报道，当时不能写出真实姓名。）
  会议一清早就开始，甚至早餐都还没有来得及吃。全部议程压缩在一天之内完成，直到天黑才结束。代表们都以面包充饥，只为外国友人准备了一些果酱罐头。宋庆龄担任主席，还要帮忙把中国代表的发言翻译成英文和法文给外国代表们听。中国发言者中有东北抗日义勇军、去年在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和秘密进入上海的中国红军战士。
  大家都站着或席地而坐——只有宋庆龄和外国人有“座位”，就是运面包进来的小木箱。窗户不能开，上海在9月份还相当热，所以室内空气污浊，但大家的热情一直很高。
  会议结束后先送外国代表出去——为了他们的安全和休息。宋庆龄一直等到所有的人散尽才走——因为如果遇到警方袭击，她的在场可能使警方不敢过分地公开使用暴力。
  不仅是与会人员，就是借来的物件也都不声不响地撤出，无人发现。警方直到第二天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们在阁楼里只发现几个用作便桶的油桶。
  警方后来大肆搜查，但没有发现多少线索，而且都不重要。他们抓到了几个买面包的“顾客”，这些人把面包一小批一小批地买来，然后一起送到会场上去。但警方从这些人身上查不出什么名堂，因为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有任务时伪装成“夫·妇”，任务完成就分开，并且往往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地址。
  为本书作者提供材料的人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虽已时隔50年，仍然激动不已：“这是忠诚和有纪律的组织工作的胜利。只要有一个奸细、一个叛徒或者发生一点疏忽，就会导致一场悲剧。这次胜利使进步人士大长志气，使强大的敌人丢尽了脸。没有党，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它也显示出宋庆龄对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任。她依靠我们的同志安排一切，包括往返会场——她如何离开在特务严密监视下的寓所、悄悄地乘上预先停在附近的出租汽车。有共同一致的努力才取得胜利。冯雪峰是负总责的，但他一个人能完成所有这一切吗？”
  宋庆龄在会议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讲话①，以历史的眼光观察现在和过去，并像局势演变所显示的那样，正确地预见到了未来：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64—72页。
  “……中国早就在战争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
  “现在有句很流行的问话是：‘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如何能够与这样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获得胜利呢？’可是，我们祖国的历史不是已经给我们一个回答了吗？北伐战争教导我们：革命的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中国的工农红军屡次与十倍于自己力量的军队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武装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思想意识也有其作用的。……
  “我们在进行着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
  在结束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述之前，有一件事情值得在这里一提，那就是她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帮助了胡志明（当时用名为“阮爱国”）①。早在1924—1925年在广州时，她就认识了胡。1931年6月，胡在香港（化名李瑞）被英国人逮捕入狱，后经“国际红色救援会”聘英籍律师辩护，1933年获释。出狱后他到上海，但发现很难同党组织恢复联系，就向宋庆龄求助。她帮他同前来参加远东反战会议的法共领导人伐扬一古久列接触，由此恢复了联系。
  ①见《宋庆龄怎样帮助胡志明同志找到党》，《人民日报》，1981年6月9日。
  （九）30年代初期的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
  在远东反战会议上，宋庆龄不只是代表个人而是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所以在上面引用过的那篇讲话里，有一些段落反映了中国最强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当时奉行的极左路线，如：
  “这些依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中国军阀，必须消灭净尽。”
  “我们对全体中国人民，对劳苦大众还有一个呼吁，呼吁大家在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一致！……让我们团结起来，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这次的进攻直接受到美国贷与蒋介石政府的五千万美元中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帮助，受到美国的飞机、炸弹和飞行教练的帮助，受到日、英、美、法的军舰对国民党的全力帮助（如最近的闽变）……”
  “让我们联合起来保卫苏联，反对干涉苏联的战争！让我们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像这样只有空泛口号而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提出的指导性意见，是“左”倾路线的产物。谈到人民，只提工人农民，言外之意是其他社会阶层不能起爱国或进步的作用。但实际上，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包括一些军界人士），民族意识正在高涨，为团结一致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开辟了道路。在国际上，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敌对势力，不去分析它们之间日趋尖锐的对立并加以利用，孤立日本。而且，由于存在这种相互对立的情况，帝国主义联合反苏的战争危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小——但干涉苏联的战争仍然被看作是主要危险。关于法西斯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这一点固然是正确的，但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即：法西斯主义并非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产生，而在当时只是在一群国家里居于统治地位，而且是踩着另外一些国家爬上去的。“左’顺路线不是从联合起来反对最凶恶敌人法西斯着想，而是仍然一味避免同任何一种旧的力量打交道——即使是敌人的敌人也不例外。它全不考虑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斗争中联合各种不同的国内和国际力量（包括一些政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1935年才改取正确的方向，其正确性在后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实所证明。但在此之前，“左”倾宗派主义继续加深苏联和各地革命力量的孤立状态。在中国，在红色区域（农村地区），毛泽东采取了更适合时代的策略并取得军事、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良好效果。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中共领导下的各种组织在以日本为主要敌人的明确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其中有宋庆龄等人主持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但在中共中央（当时仍在上海并处于地下状态），占统治地位仍是那些“不可更改的”古老教条，并且直到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才得以放弃。
  一个例子就是拒绝同抗日的十九路军合作的决定。十九路军在1933年底反抗蒋介石迫使他们进行反共内战的命令，在福建建立了一个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中共除同意停火建议外，拒绝与之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他们把福建同蒋之间的争执看成纯粹是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争执，而所有国民党军阀都是一丘之貉。这一政策使福建政府陷于孤立，很快在蒋的打击下瓦解，同时也使中共因失去一个盟友而遭削弱。
  不幸的是，宋庆龄也被误导而响应了这一“左”倾立场。她在1933年11月21日发表了下列声明：“一切报纸所载，余与最近福建变动有关，及更荒谬的传余已赴闽垣，诸种无稽消息，均系对余愚笨而又恶意的中伤。（国民党政客军阀间之所有争吵均只能增重对全国民众的压迫与痛苦。南京与福建之间或彼等与国内其他军阀之间并无重要的政治差异。不论用何种漂亮言词以吸引大众支持，唯一的问题就是争权夺利。）余郑重声明，余与任何军阀政客集团，不论现在抑或将来，绝不会发生任何关系。余之立场，始终不变。（即不可改变地、不妥协地反对所有这些集团。革命群众的利益同国民党和南京、福建及各地军阀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我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①
  ①据《宋庆龄年谱》，第91页。括弧内补充部分系据英文《中国论坛》（上海，1933年11月30日一期）由本书译者译出。
  宋庆龄了解十九路军和它的领导人，所以这些全盘否定的谴责之辞很难说出于她的真心。一年前在淞沪抗战时，宋曾称这是一支民族革命的军队。军长蔡廷锴是福建政府的重要成员，宋的老同事陈友仁是外交部长。在政治上，它确实同蒋介石是不同的，尽管不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截然相反，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重大的。它要求对日抗战、停止反共内战、尊重民权，并且宣布要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尽管没有实行）。
  关于这段时期中共同宋庆龄的关系及其发展，还有以下一些情况。①
  ①见唐宝林若《1927年至1937年间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载《党史通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1987年第5期，第13—21页。除别有注明者外，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都根据这篇文章。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整个“共产国际”都是如此，不过有时王明比“国际”“左”得还厉害。日本1932时进犯上海前不久，他主张“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作为全国革命胜利的轻而易举的序曲。在反帝斗争中，推翻蒋介石被看作是第一步。所以在淞沪抗战中虽然支援了十九路军，但却被认为是争取士兵（与军官相对立）进行社会革命的机会。实际上，以王明为首的领导把宋庆龄和十九路军将领都看成是“中间派”——而所有“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表现进步，最具“欺骗性”。有一段时期，他们禁止同宋庆龄及反蒋将领（如再度同蒋分手的冯玉祥将军）有任何接触。①
  ①见刘晓着《十年内战初期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一些斗争》，载《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1辑。
  这种“左”倾路线在较低层次也有表现，如前面提到的陪同宋庆龄回国奔母丧的女青年胡兰畦在再返回柏林时，却被共产党组织实际上开除了。若干年后在复查时才知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