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育家等。①
  ①同注2，第244页。
  1931年夏，从国内传来宋太夫人病重的消息。7月23日，宋太夫人在青岛——因避暑从上海移住在这一滨海城市——病逝。
  庆龄动身回国并邀胡兰畦同行作伴。她答应胡，将来不论她要在国内找工作或仍回柏林继续学习，她都会帮助她。胡向柏林的党小组汇报请示，得到批准。但她从中国回柏林后却被党组织开除了。她记述道：
  “早在我陪宋庆龄先生回国之前，我就发现：我们＇德共华语支部＇柏林小组内有少数同志当时很信奉宣扬‘左’倾立三路线的文章。他们……盲目轻视一切非共产党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他们对当时也在德国的宋庆龄先生不理解。总认为她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大官。个别同志甚至还说些无聊的话。这使我非常气愤。因为我在国内、在柏林和陪宋先生回国途经莫斯科时，都曾亲自见闻，无论是我们党内的重要领导同志，还是德共中央、苏共中央的领导人，他们在言谈行动中，对孙先生都充满着敬意……因此就常常据理与他们争论……他们也因此对我极端不满。个别同志甚至……说我为宋先生说话，是有封建意识（意思是因为宋先生是孙中山总统的夫人）……”
  中国共产党当时仍在“左”倾路线统治之下——国际共运也是如此。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迫使所有参加国际的各国党都接受这一观点，即：革命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右派，而是来自激进的中间派。中国党内的宗派主义者把这一条甚至用到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身上，从而丧失掉许多可能建立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正如德国共产党即使在面对希特勒上台的威胁时也仍然拒绝同社会民主党人（称之为“社会法西斯”）合作。直到多年之后；经历过一些严重的失败和灾难，这样的态度才改变过来。
  宋庆龄是取道苏联，乘火车回国的。胡兰畦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次行程的一些情况。接待都是小规模的，不公开宣传，来的主要是一些私交，也有少数官员，他们同时又是私人朋友。宋庆龄这次是回去奔丧，所以她喜欢这样简朴的方式。
  胡兰畦纪录道，火车到达莫斯科时，到车站来迎接并送上鲜花的有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的妻子支维、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以及陈友仁的儿子陈依范（画家）和女儿思兰（舞蹈家）。陈家兄妹陪同宋庆龄和胡兰畦到莫斯科一家大旅馆沐浴、进餐，接着去文化休息公园散步。
  据胡回忆，她们只在莫斯科停留一天就继续登程。苏联政府送了一瓶矿泉水、一些干酪和另外一些食品供她们路上用。胡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看到一些令人沮丧的情景；市镇稀少、车站破旧、衣衫褴褛的女人到处捡东西吃。她记得曾问宋庆龄，“俄国为什么这样穷？”来回答说，“你如果见过过去的俄国，再同今天比一比，现在就算在进步，在好转哩！”
  她记载道，当她们回到中国境内，又看到熟悉的景色、人们和食物时，她们都很高兴。
  在国境车站满洲里，军政官员前来迎接并特备一节贵宾车厢供她们乘坐赴大连。
  杭州市长周象贤是宋家的亲戚，他专程赶到哈尔滨迎接并陪同去大连。在车上，他把宋太夫人患病及去世经过详告庆龄，庆龄听着十分悲痛，“几乎哭了整整一夜”。她还详细询问了兄弟姊妹的情况，显示出骨肉情深。但是——胡写道——为了人民的缘故，她同他们都分开了，显示出她是领导中国女革命者的典范。
  他们一行从大连乘船赴青岛。庆龄来到现已无人居住的宋氏消夏别墅，看守的人指给她看老夫人病故前所住的房间，她又悲痛饮泣。但即使在这样的悲痛中，她也总在想着别人。她知道胡兰畦是第一次来青岛，所以专门派车让她在市内观光一番。
  8月13日抵达上海，市长和亲属到埠迎接。宋庆龄立即乘车到宋氏老宅，在母亲灵前致哀。
  她这次回来是为私事，但几乎立即又投人了公众的战斗。
  而且，正如以后的事件所显示，她这次回国以后就不再离开了。
  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
  宋庆龄第二次回国是永久性的。她在1931年7月末离开德国，8月10日抵哈尔滨，8月13日到上海。她初时是为母亲奔丧的，但时局的发展很快就召唤她去投入反对国内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新的政治斗争。她立即勇敢地置身于斗争之中。
  白色恐怖仍在继续。8月17日，在她回国后的第一个星期内，她在武汉和以后流亡国外时期的战友邓演达在秘密返回上海后被捕。像其他无数革命者一样，他是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人统率的巡捕房抓走的，然后引渡给蒋政权。两位同中国共运联系的外国共产党人牛兰夫妇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为了营救他们，发起了一场国际性的运动。宋庆龄收到了向她求援的电报，她毫不犹豫地进行救援工作。
  宋庆龄竭尽全力拯救邓演达，但没有成功——蒋把他秘密杀害了。但对牛兰夫妇，尽管国民党法庭宣判了死刑，她还是尽力保住了他们的性命，后来又为争取他们出狱而奋斗了六年。
  1931年9月18日，在她回国后一个多月，发生了中国和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当时称为“满洲”）。这是日本企图征服全中国——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一）邓演达的遇害
  宋庆龄的忠贞战友、坚强的革命者邓演达之死是悲剧性的、也是英雄的，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打击。邓1930年5月回国，8月间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通称的“第三党”，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邓任总干事，一年后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上海“会审公廨”（根据不平等条约成立的中外合议法庭）马上把他交给蒋介石会任意处置。蒋下令把他解到南京。蒋为了抓到他，曾悬赏30万元（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大数目），①由此可见蒋对他的惧怕。邓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军队中很有名气和威望，许许多多军官是他的同学、同事或学生，所以蒋认为他不仅在政治上是个危险人物，在军事上也是个潜在的对手。
  ①这笔钱按1931年美元的实际价值合15万美元。
  早在1927年，因为邓抛弃了设在南昌的右派总司令部去参加武汉的左派政府，蒋就对他怀有杀机，下令通缉。在武汉，邓又主张对蒋采取军事行动，如邓的主张得以实现，蒋的占领上海及以后的叛变也许能被制止。
  现在，这个强悍的对手已经落到了自己手里，蒋介石这个极端狡诈的人开始想要收服他，使他政治上从此无声无息。蒋用的方法是威胁利诱双管齐下——这个方法在有些不大有骨气的对手身上是奏了效的。起初，蒋把赌注押在邓日益增长的既反对国民党、又批评共产党（总是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倾向上。蒋让人传话给邓，如果邓真心赞成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来管，他就应该支持共产党的镇压，因为这是为巩固国力所必需的。邓把这套说辞顶了回去，回答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
  邓被捕的第二个月，日本攻占中国东北，于是蒋对邓换了一种口气。蒋说，面对外敌，邓应同他一道来应付民族的危机，但是攘外必先安内。蒋甚至提出任命邓为“剿匪”（即反共战争）副总司令。邓回答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①
  ①据《浩气冲霄》（邓演达被捕及遇难前后），载《邓演达》，第137—145页。
  这一反驳激怒了蒋，特别因为这时蒋迫于国人对他的“不抵抗政策”的不满而宣布辞职。这种“辞职”的把戏，他过去玩过，一方面宣布辞职，另一方面仍紧紧抓住军队不放，策划着卷土重来。而他对军队的掌握，只要邓演达存在一天，他就一天不能放心，因为邓不但在社会上、而且在军官中也受到尊敬。因此，蒋决心杀邓。
  关于宋庆龄即将来南京营救邓演达的消息使情况变得更为紧急。1931年11月29日，蒋布置人把邓押上汽车，驰往城外，然后由接奉密令的押解人员乘深夜将邓在路旁枪杀。①
  ①这里的叙述同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十二章中的说法（“折磨拷打了好几个月”、“慢慢地被绞死”等）不同。蒋对他是软硬兼施，后见他不为所屈，就迅速处死。蒋是一个为攘夺权力可以完全不择手段的人，但不是一个虐待狂。邓演达的英雄精神在于他既不受威胁、也不受利诱，终于牺
  宋庆龄一到南京见蒋，就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蒋默然不语。宋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蒋仍默然。最后，宋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闻后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掀翻，蒋急急逃上楼去，宋愤然离南京返沪。①
  ①这里也同西格雷夫书有异。后者说宋庆龄“提出了各种请求，以致到了恳求的程度”（未说明材料来源）——这不大像宋的性格。据第三党成员谢树英回忆，宋庆龄关于邓演达之死所作的第一个声明是用英文写的，由宋嘱谢和革命学者陈翰笙博士共同译成中文，于1931年12月20日登在上海《申报》第17版，标题为《宋庆龄之宣言》。
  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激烈的抗议。在广州（那里的人们很怀念他）散发了传单；有人在北京大都电影院里也散发了。还在若干城市，张贴了《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和《宋庆龄之宣言》。
  由邓创建的第三党派出谢树英来敦请宋庆龄出任这个党的新领导人。她说，她将就邓演达发表一个自己的声明，她希望他们“继续干下去”，但不能接受这个提议。谢问道，“请黄琪翔出来领导如何？”她回答说，“你们商量去”。虽然他敬佩邓演达并且同他的信徒们合作（特别在国外时），但她不愿意参加他的第三党。①
  ①以上的叙述根据《邓演达》、《邓演达文集》。两书均由宋庆龄题写书名。
  她在8月间在上海会见记者时已说明了这一点。她宣布她不是第三党的一员，还否认了另外几点谣传：一是说她准备去参加由国民党内几个反蒋的军界人物在广州设立的政府。二是说她想在这些人和蒋之间实行调解。三是说广州政府同第三党之间有联系。
  她在谈话的最后说，“我的政治见解仍然和我在1927年所陈述的相同，那年我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在武汉发表了我的声明。”①在这一声明中，她写道：
  ①《与史沫特莱的谈话》（1931年8月24日），载（宋庆龄选集》第50页。英文《上海泰晤士报》早在1931年8月20日曾刊出一篇题为《孙夫人否认她将出任调停人》的报道，报道中还提到她接到了欧洲方面请她营救牛兰夫妇的请求。
  “孙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项政策，认识到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着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①
  ①《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25—28页。
  由此，她——孙中山夫人——重申她将同中国的共产党人并肩站在一起。
  但她对邓演达的崇高敬意是始终保存着的。1941年，在邓逝世十周年纪念时，她在香港发表了一篇十分感人的纪念文章；①
  ①《纪念邓演达》，《宋庆龄选集》，第152—153页。
  “邓演达同志的印象，还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国民革命者的心坎中；虽然他成为国殇已经十年了：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的对之不屑一顾。
  “对于总理的教义和政策，邓同志是彻底地了解，而又努力的想将其实现，并且他十分明白，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1927年，国民联合阵线悲惨的破裂，邓同志被迫离开武汉而流亡海外。当时所有革命的忠实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