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1927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接着，毛泽东以对革命的忠诚和信念写下了以下的名言：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①
  ①埃德加·斯诺着《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8页。
  宋庆龄就是这些不屈服者中的一个。他们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她虽然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她的心是同那些在战场上的人在一起的。她将在她所担负的那一部分战线上奋力战斗。在将要来临的黑暗的日子里，许多人将注视着她所屹立的地方，从而汲取新的勇气。章（参看注15）。
  第九章　赴莫斯科：1927年8月
  武汉政府1927年7月叛变革命之后，宋庆龄经过同鲍罗廷、陈友仁和邓演达商量，决定去莫斯科。
  这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出逃”。她可以安安静静地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她的亲属早就这样劝过她。如果出国，她也可以选择某个西方国家，宋家的人会非常乐意负担她的全部费用。
  相反，她却选择了苏联。这是有意地、鲜明地反抗那些借国民党之名、行背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实的那些人。她作出这一选择的精神决定了她以后的整个人生，也为此后中国革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并在22年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久前在国民党得势的地区以及稍后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都是公开宣布的。但现在在中国，三大政策的谈论只能在地下或者在发生新的革命起义的小块僻远地区进行了。
  苏联已成为唯一的地方，从那里可以大声宣扬三大政策，给那些在溅满鲜血的中国土地上重新组织起来的劫余的革命力量以鼓励和宣传。此外，由于三大政策是孙中山革命一生的总结，而那些背叛者又自称是孙的继承人，所以使人们看到孙中山的年轻的遗孀和最亲密的伴侣站在捍卫孙中山遗教的队伍前列，将像一道政治上的闪电，使人震动。
  在那些严酷的、充满暴风骤雨的日子里，这位年轻妇女承受着比武汉时期还不知大多少倍的压力。来自国民党旗帜篡夺者的威胁利诱连续不断。来自亲人们的压力中有她所爱的母亲的凄惶之泪。但她一回到上海，就毫不含糊地说明了她的立场。在7月30日合众社记者古尔德再次访问她时，她一举戳穿了南京蒋介石新政府所散布的她可能在这个政府中任职的谣传（同时也是一个试探气球）。她尖锐地指出，“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加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①
  ①《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1036页。
  8月1日，在江西省会南昌的北伐军部队起来反对南京和武汉的革命叛徒。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组成的核心，包括久战沙场的朱德、贺龙、叶挺和刘伯承。为了重申共产党和仍然忠于革命的国民党人之间的联盟，在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包括了宋庆龄、何香凝和邓演达，还有郭沫若等左翼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将领张发奎（本来期望他会支持，但未实现）。虽然起义因遭受挫折而失败，但它创建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从而改变了历史。（8月1日现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在上海，不少人企图用恫吓或诱骗使宋庆龄宣布不参加南昌的革命委员会。前不久还是武汉国民党领袖的汪精卫也写了一封信——现存上海宋庆龄故居——明显地对她施加压力，要她同共产党分手。但她统统加以拒绝。
  她签署了8月间由22位国民党中央机构前高层领导人联名发表的声明。签名人中包括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和邓颖超。声明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孙中山遗教的叛徒”、“投向帝国主义的逃兵”和“新军阀”。
  （一）决定性的行动
  高潮是她在8月22日发表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①。她在声明一开始就指出；
  ①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63页。
  “中国如果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各国的斗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情况，并以一个新的现代化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这一工作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因为国内军阀的腐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外夹攻，不允许我们有那样漫长的时间来采取逐渐改进的办法。”
  把现代化作为中国的主要目标，这在今天仍然有效，而“必须用革命的方法”为中国的现代化铺平道路，则已为历史所证实。
  从一般真理，她进而谈到具体任务和政策：“为了铸造一个合适的革命工具，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冬在革命的基础上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第一项政策号召吸收全国工农参加革命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援。工人农民是两大基本群众……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他们在数量上既然如此众多而且应该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那末，如果我们要使革命运动具有生命，和切合实际，很显然地就必须把他们吸收进来。
  “孙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项政策，认识到……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着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
  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共产党——这是宋庆龄从历史中得出的新的教训，现在作为她自己的看法第一次公开发表出来。这个看法她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结。
  接下去，她谈到国际方面：“孙中山的第三项政策是关于国民党联合苏联这个基本重要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同样地，他认为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他相信，国民党如能和这两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会大大地帮助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孙中山不怕也不耻于承认他这个革命的论题，因为他知道，法国曾经通过拉斐德在美国革命中起了客观的革命作用（这里不妨重提一下孙中山在1923年曾把鲍罗廷比作当代的拉斐德——本书作者），在争取自由的斗争史中，也还有很多同样的例子。”
  宋庆龄着重指出，“由于孙中山以大政治家的风度运用了三大政策”，才使国民党“在北伐中取得伟大军事收获”“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迫得列强的代表与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在会议上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
  紧接着是鞭挞性的对比：
  “今天却大不相同了。国民政府的盛名已经一落千丈，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国民党不再叫人害怕，也不再受人尊敬了；甚至从前听到国民党部队进军的风声就抱头鼠窜的敌人，现在也轻视它了。”
  “……这样惊人的变化，原因是什么呢？这可以从反动派在广州、南京、上海、长沙以及最近在武汉的行动中我到答复。农民、工人、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领袖们曾辛苦工作，将国民党的政权推进到长江一带，可是现在他们被残酷无情地、狂滥地杀害了；连那些曾经尽力帮助国民党的苏联革命工作者，现在也全被逼走了……这是因为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相信他们能够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依赖新军国主义以完成革命的伟大事业。”
  最后是她自己的保证：
  “他们必然失败……但是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最后崩溃殃及孙中山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因此，国民党内部的革命的一翼——如果今天孙中山活着，他一定和他们站在一起——必须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
  “因此，我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这一点。”
  同她发表声明的做法——那是公开和俾众周知的——成为对照，宋庆龄实际的旅行安排必须十分秘密。章克后来知道了经过情况，他回忆得起来的是：①
  ①宋庆龄着《为新中国奋斗》，第8—11页。
  宋庆龄从武汉回到上海第三天，请雷娜·普罗梅到苏联总领事馆去安排这次旅行——她自己、陈友仁和两个女儿、曾任武汉政府外交部秘书长的吴之椿以及雷娜本人。雷娜被告知，眼下没有船去海参崴，但8月间有条带客房的货轮，在此之前，她们这批想走的旅客只能静候。用假名住在市区旅馆里的陈家父女三人要尽量少出门。
  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宋家的人不断敦促庆龄不要说任何有利于已“被摧毁”的共产党的话，特别是不要不客气地反对蒋介石。她拒绝作出任何这样的保证，准备出国。
  汪精卫给她的信①是在“八一”南昌起义当天写的，一开头假惺惺地说，“闻夫人遽行，心至惶急，及读宣言（当指宋之“七·一四”声明），更为惊惕。夫人防止党员右倾，用心良苦，不肖如铭（汪精卫名兆铭），能不服膺。”接着闭口不提他在两周前下令“分共”、实为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反诬“共产党员必欲消灭国民党”，“因铭等不能接受其改组中央、消灭国民革命军之决议，已反颜相向……令贺龙两师、叶挺一师袭据南昌，公然叛乱”，然后挑拨说，“度夫人闻之，亦必深责共产党之反复无信”。最后又说，“铭等责任所在，当先平此乱，然后引咎辞职，以听党之处分”。几句话表现出他的反动和伪善面目。未庆龄对汪此信同对其他各种压力一样，用她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作了回答。
  ①章克自己不是同宋庆龄等人一起走的，但她们到莫斯科不久他就遇到了。他随同鲍罗廷等苏联专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陈友仁的两个儿子，还有另外一些人，乘汽车取道蒙古赴苏。邓演达也是走这条路去的，乔装为苏联军事顾问捷罗尼的中国厨子。
  8月中旬，雷娜·普罗梅得悉苏联货船已到并且知道了上船的办法。在深夜里，宋庆龄和雷娜悄悄地离开莫里哀路29号寓所，乘上预先停在路旁的一辆苏联总领事馆汽车。清晨3点，她几和陈氏父女、吴秘书长在黄浦江边两个不同的地方分别乘上两艘机动舢板，转驳到苏联货船上。货船在拂晓时启碇。
  陈友仁大女儿思兰的叙述略有不同①。她写道，陈友仁先从汉口到上海，装扮成一个日本人，因为他是被悬赏通缉的。两个女儿不知道他已到上海，是在马路上碰到的。她们年轻，不耐烦等待，又不小心，所以老出去参加聚会跳舞，很容易就“暴露”了。在一次舞会上，她们被上海的一个外国记者乔治·索科尔斯基认出来了，幸亏没有产生不利的后果。这个索科尔斯基老想结交左派，但左派不信任他。（实际上当时他是美国总领事馆的密探。以后，他成了美国的一个喜欢叫嚣的右翼专栏作家。）
  ①汪精卫的信一直保存下来，现陈列于上海宋庆龄故居。影印件载《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第32页。
  据思兰回忆，她们姐妹上苏联船时，宋庆龄、她们的父亲、雷娜和吴教授（秘书长）已在甲板上等她们了。一起上船的还有一个俄国人，她们在上海时认识他，称他“李先生”，但此刻别人介绍他是“鲁宾斯坦先生”。
  思兰回忆说，这条船又小又旧，在长达7天的航程中，天气很坏，常有暴风雨，大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