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斯（后者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刺）。①
  ①埃米尔·王柏威尔得（1866一1938），比利时政治家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杰出人物。饶勒斯注见前。——译者
  但孙中山的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后者认为阶级斗争和工人革命（在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处理它的社会矛盾时必然会发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孙中山却只要进行一次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但他想使这一革命具备这样一些特色，即：既能避免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他对此憎厌）、又能避免社会冲突（他希望他的国家不致发生）。尽管如此，有一个因素使他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比任何一种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更为接近，那就是他对于中国当前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任务，采取了一种战斗的革命的态度。正是这种战斗精神使他后来更密切地同被压迫阶级结合在一起，并同中国和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成盟友。
  列宁了解了孙中山的经历和思想之后立即抓到了这一革命的本质并加以赞扬。1912年7月，他在发表在布鲁塞尔出版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民》杂志上评论孙的一篇文章时写道：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在列宁看来，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列宁接着对比道，“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在表示热烈的赞同之后，列宁提出了这样的批评：“但是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列宁当时认为，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只能是反封建的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相反，它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不发达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就向社会主义转变，因为十月革命之后，不仅存在着各国因其发展阶段不同而异的国内两种制度的冲突（在发达国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而且出现了全世界范围的两种制度的较量，即革命力量（不论何种类型）共同对抗它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①
  ①引文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另请参看列宁以下文章：《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同上书
  促使中国的民意很快变得激进起来，还有在1905年发生的两个外部事件。一是日本战胜了沙俄。虽然这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但这是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大国，所以整个殖民地世界都为此感到振奋。当时孙中山曾乘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阿拉伯码头工人把他误认作日本人，向他欢呼。尽管日俄两国是为了争夺一部分中国领土打仗、而且战事主要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不少中国人仍对战事的结局拍手称快。这不仅因为中日两国同属亚洲（当时两国都对美国歧视‘东方人’的立法表示抗议）而且因为这场战争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击败了一个专制国家。他们在这里得出了一条中国应该汲取的教训。中国赴日留学生的人数猛增，不光是因为到日本去学习现代知识比到遥远的西方去要节约得多，还因为他们想学习日本如何把现代知识在亚洲国家中运用。
  另外一个使中国人猛醒的事件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革命的许多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孙中山的亲密合作者写的。从更早一些时候起，孙中山就同流亡在日本的一些俄国革命分子建立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感情和合作关系。虽然这些俄国流亡者人数很少、处境困难，他们据说还曾给孙中山送过一些武器并传授了制造炸弹的技术。①
  ①请参阅S．L．齐赫文斯基着《孙中山关于对外政策的观点和实践》（俄文）。
  他们之中有一位就是第二章末曾提到过的、波兰出生的尼古拉·K·苏济洛夫斯基（化名为尼古拉斯·鲁斯尔）（184？—1930），他同孙中山相识并常通信。他是一个真诚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属于那种列宁认为可与孙中山相提并论的类型。他们在1906年的通信特别引起人的兴趣。孙中山赞扬鲁斯尔撰文对中国的再生表示热诚，这在欧洲人中是难能可贵的。但他认为鲁斯尔呼吁美国银行家和技术专家无私地或平等地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化，未免过于天真，因为在孙中山看来，美国或欧洲的资本家都不可能是无私的。相反，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他们就会大喊反对“工业上的黄祸”，因为中国工业不发展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尽管如此，他希望鲁斯尔的呼吁会帮助全世界具有真正善良愿望的人民认识到，四分之一人类的进步也将使他们受惠。①
  ①这些通信是苏联汉学家A．N海菲茨发现并在1956年由他出版的。在上述齐赫文斯基所著书中引用的是俄文译文（原来一定是用英文写的），现在本书作者又从俄文译回英文，不可能与原来的英文完全一致，因此不便作为直接引文。
  由此可见，即使在那个时候，孙中山对于从帝国主义国家方面获得真正的或长期的帮助，是很少——或者可以说不抱——幻想的。从这个角度看，他自己作为未来的中华共和国的代表向外国当局或工商界所提出的经济或其他优惠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策略，用以防止他们支持中国的反动政府。只有他正在努力谋求实现的未来的独立政府才有条件坚持外国以平等待我（不论具体安排如何）的原则，在此之前，中国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样的一个新的中国在孙中山在世的时候没有能够出现。不管怎样，他为了使这个新中国出现是作出了伟大贡献的。
  （六）内心世界
  最后，除了他的政治经历之外，宋庆龄的这位导师和丈夫的性格和精神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他的内心世界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一样的复杂。
  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是一个“空想家”吗？他富于理想，但他主要是一个行动家。他决心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国家、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对国家建设的许多具体问题——从战略规模到技术细节——发生兴趣。在他看来，革命就是为进行重新建设所必需的场地做清理工作。
  他是否过于自信？可以这样说。他对于既定目标的正确性和现实可能性从不怀疑。
  但他同时具有非常谦抑的品格。这从他的民主作风以及他那种视高官厚禄如敝展的精神可以得到证明。他的老师和挚友詹姆斯·康德黎（就是1896年孙在伦敦蒙难时救他出来的那位英国医生）讲过这样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有一封从中国发给孙中山的电报送到了康德黎在伦敦的家中，因为当时孙寄寓在康家。孙把电报看了一眼就塞进了衣兜。后来别人问起电报是什么事，孙红着脸表示歉意，因为他没有早告诉他们。原来这封电报是通知孙中山，他已当选为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他几十年的奋斗所达到的顶峰。当时在伦敦的孙中山，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赶回去取得国家的最高职位，而是留在国外，为新国家谈判贷款（谈判不很成功）。他被认为是新国家元首的唯一合适人选，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求索，而是出于国人公认他在民国缔造中的最大功勋——他的声望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他是一个仁慈宽厚的人吗？他是一贯仁慈宽厚的，但他同时又具有一个战士的坚决精神。对于武装的敌人，他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但一旦他们落入革命者之手，就不准对他们作身体上的虐待，他为此发布过明令。他最憎恶并严禁施行酷刑。这是他所反对的专制制度下的丑恶行为之一，在他的革命队伍中是决不能允许的。
  在哲学上，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者吗？在中国旧的士大夫阶层中，这样的人是常见的，并且受到敬重，“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还有这样的古语，“知易行难”。孙中山永不休止地进行各种活动，经常处于“世间万物”之中，并且确实常常碰壁。但他一反成见，提出“知难行易”的新公式。他清楚地看到有必要研究采取行动前的各种条件以及行动后的效应，以提高认识来指导下次行动。宋庆龄后来把孙的这种态度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联系起来（虽然孙本人没有用这样的字句）。孙本人断续地、缓慢地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要素吸收进他的思想，尽管不是全部。
  他是一个“西方人”、还是“东方人”？他可以说是一条腿植足于西方文化、另一条腿植足于东方文化——这也许既是他的长处，又是他的短处。中国的进步是他唯一的奋斗目标，但有人认为，因为他长期在国外生活而在国内又只生活在若干沿海地区，他对中国的需要是了解的，但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了解却不是很充分的。
  正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这位不倦的奋斗者陷于新的危机时期——他受到政治上不断失败和个人生活悲剧（长女不幸病故）两方面的打击，精神上备受创伤，但像往常一样坚强不屈——宋庆龄进入了孙中山的生活。他们为共同献身的事业开始在一起工作并在后来成为夫妇。生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分别载《列宁全集》第18卷（1912年4月—1913年3月）及第19卷（1913年3—12月）。
  第五章　为了维护共和：上海—广州，1916—1922年
  1916年4月间，孙中山自日本秘密返回上海。5月中旬，宋庆龄也搭法国邮船公司的班轮回国。她这次旅行不能再像结婚前那样公开，因为她现在已是孙中山的夫人，从而成为注意的目标。
  5月20日，她写了一封英文信给东京的好友梅屋夫人，说她已于上一天安抵上海。她在信封背后写的发信人姓名是暗语Woicy。①发信人的地址起初写的是“350　Hsien…”，然后又用笔划掉，改写“55　Yang　King　Pang，Shanghai”（上海洋泾浜55号）。②信封上贴的是日本邮票，说明这封信不是在中国发的，而是托人带到日本发的。在信尾庆龄亲笔签名“R．Nakayama”——R．是她的英文名字“洛士文”的第一个大写字母；Nakayama是“中山”的日文发音。这个英文署名可以瞒过中国的检查人员，但收信对方则一看便知。
  ①迪亚斯（1830—1915）曾任墨西哥总统，实施独裁统治，仰仗外国资本，在1911年革命中被推翻。巴蒂斯塔（1901—1973）两度为古巴独裁者，1958年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起义部队推翻。蒙摩查父子均为尼加拉瓜独裁者，其家族统治尼加拉瓜近半个世纪，至1979年始被推翻。皮诺切特在1973年以陆军总司令推翻阿连德政府，在智利实行独裁统治，直至1988年。——译者
  ②“Woicy”或“Waicy”是孙中山当时在上海通知别人给他发电报时用的假名，见前引书《孙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英文）。
  作这些伪装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的袁世凯虽已气息奄奄、命在旦夕，但还在垂死挣扎，妄想保住权力，所以从海外回国反袁护法的革命者都须采取严密的掩护措施。庆龄回到上海后，就得“帮忙处理大量文书工作”（致梅屋夫人信中语）。这里所暗指的是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第一次讨袁檄文是从日本发的）。
  正如在她以后的生活中，所经常发生的那样，庆龄这一次改变环境，把她推进了一次新的危机。就在她到达上海的前一天，孙中山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