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愧。
  “钱总是很简单的，”马尔科姆回答道，“你要么有钱，要么没钱。要么能挣钱，要么不能。”
  “你在公司里做的有些事情，有些挣钱的事情，可能很危险。”
  这时纱代不再看着他，好像她已经说得太多。马尔科姆则紧紧盯着她，她到底在说什么呢？她对他们在ASC所做的事情知道什么呢？他从来没有跟她解释过日经的情况，也觉得她不太可能自己对此有所了解。
  新加坡新加坡（6）
  “纱代，我只不过在一家对冲基金做金融衍生物交易。那有什么危险？”
  纱代又转头看着他，眼角中噙着泪水。“你一定要小心，马尔科姆。这里不是华尔街。”
  马尔科姆放开了她，然后把双手放回自己胸前。
  “你这些话都是从哪里来的？”
  “你就听我的吧。这里的事情运转方式不一样，规则也不一样。你是个美国人，你不会明白的。”
  这时马尔科姆突然紧张起来，感觉到肌肉都僵硬起来。他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纱代的那个晚上，想起卡尼当时尾随在他身后来到前厅。卡尼去过樱花酒吧很多次，是个VIP外国客人。显然他认识纱代的父亲。想到这里，马尔科姆的声音低沉下来。
  “是你父亲跟你说了什么吗？”
  她并没有马上回答，但之后她用双手抓住了他的手。
  “你要答应我你会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你要一直小心。你要找到合适的时机离开。”
  马尔科姆惊呆了。这听上去和卡尼原则中有一条很像。可能是她父亲告诉了她什么，或者是她过于小心谨慎了。他有点儿怀疑她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东京有数十家美国公司，还有数以百计的美国年轻人在衍生物交易上找寻财源。现在他能预见到的惟一一种危险是他可能会丢掉工作，因为他拿不出自己的盈利方案。或者那都还只是第二大的危险，第一大危险可能是他在交易中犯错，造成公司的损失。老实说，他仍然没有弄明白卡尼3亿5千万的资产是从哪里来的。他还只见过一个公司客户——川木先生，就是在马尔科姆见到纱代当晚陪着卡尼和比尔去樱花酒吧的日本人。马尔科姆估计大部分钱都来源于类似的途径——卡尼在基德公司时认识的客户。只是现在看着纱代忧虑的表情，他在想这些钱中会不会有一部分来路不太光彩。不过马尔科姆很快不再去想这些。他的职责不是去弄明白公司资金来自哪里，而是找到办法让那笔资金继续扩大。
  他把纱代的手拉到唇边，然后双手环绕着她的肩。
  “我保证。我会找到合适的时机走出来。”
  她点点头，头紧紧贴在他的胸前。而此时马尔科姆恨不得能和她融合在一起，感受她的热度，占据着它，永远永远。“找到合适的时机走出来。”和卡尼原则第一条一样，这也是关于出口的。如果离开得太早，他总是会有遗憾；而如果离开得太晚，他会要承受失去一切的风险。
  马尔科姆如果要离开，只会是在他拥有了所有一切，也就是他美国梦里的每个点滴之后。那时他会离开，而且永远不再回头。
  20　纽约，
  现在
  中心商业区，曼哈顿河以北三个街区，世贸中心拐角。
  这是一幢55层的钢铁和玻璃结构的摩天大楼。它是这个地区较新的一栋建筑物，它本来的资金来源可能是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资金，但后来是依靠美国资本家的财力建成的。这里不是华尔街，但是完全具备成为华尔街的条件，所有55层楼里都是银行办公室和法律事务所。它的顶层有很多外形相同的办公间，中间由覆盖了地毯的过道连接，上方则有黄色荧光灯管提供照明。这里到处都是电脑屏幕，就像IBM公司电视广告里的场景，而且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完全看不到电线，空气中仿佛都充盈着数据，通过无线和加密的方式流动不息。
  角落里的这间办公室跟其他小间一样，很像一个玻璃笼子，不过多了一张百叶门帘。现在帘子紧闭着，阳光从房间硕大的落地窗透射进来，照在门帘上，使得它不透明的乳白色表面发出柔和的光泽。从这两扇落地窗往外可以俯瞰下面熙熙攘攘的街道，窗子旁边摆放着一张硕大的红木桌子。桌子后面的高背皮椅上坐着一个年轻人，红色的卷发，戴着厚厚的塑料边框眼镜。他打着领带，但是没穿西装，黑色的长裤上也没系腰带。他的衬衫是白色的，但是在外面透进来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像粉色，当然也有可能是受椅子颜色影响的缘故。
  他一边嚼着手里那半块火鸡三明治，一边透过厚厚的镜片仔细打量着我。他厚厚的下嘴唇上还留着一点儿莴苣叶的碎渣，是蛋黄酱把它粘在了那里。我手里也有一块儿火鸡三明治，但我已经紧张得忘记了饥饿。在日本的时候，对于那里的外侨世界，我是一个闯入者，但是我对他们没有威胁，而是个新奇玩意。在这里，在纽约，我可能更多的是个不受欢迎的捣蛋鬼。
  我把三明治放回桌角上的碟子里，然后看着他伸手去拿一片泡菜。我不知道摞在那里的泡菜到底会对我的访问有什么影响，也不知道它们堆在那里是不是我需要去领会的某种礼节的一部分。他反正是把一片片的泡菜叠成一样高的三座塔，高高地堆在一只光亮的陶瓷盘子里。
  “关于我们所做的生意，人们有很多的误解。”他终于开口打破了沉默，手却还在泡菜堆上，从里面拣出了一片。
  我看到他在微笑，赶紧也笑了起来。他说话有一点儿布鲁克林口音，应该是在哈佛大学的四年和沃顿商学院的三年让他的口音淡了下来。我之前并没有怎么调查他的情况，只不过是在从成田机场到肯尼迪机场这12个小时飞行途中，用笔记本电脑了解了一下理查德·库普是何许人物。他毕业的时候是班里成绩最好的，进入商学院之前在美林证券工作过3年。他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在长岛拥有一所面积和纽约中央大车站一样大的豪宅。此外我还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价，或者说是报纸估计的他的身价，其实没人对此很肯定。
  “有的时候报纸把我们描述成坏人，但是在很多方面，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是以利润为运作动机的，和其他的共有基金和投资银行一样。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做一些对整个经济有帮助的事情，也会帮人们省下很多钱。”
  他把手里的泡菜片咬掉一截然后嚼了起来。说实话，他确实是个人物。我在想自己要如何才能把握住他所说内容的精髓，同时又继续遵守我们在访谈前达成的协议。通常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职责是要记住所有的细节。我应该创造出一个尽可能生动和真实的画面，就好像我手上的笔是摄像机镜头。但是今天我被要求忘记细节，让镜头变得模糊，让手上的笔变得迟钝。
  所以真实的情况是，他的名字并不是理查德·库普，他也并不真是红头发。这些都只是必要的虚构，他办公室的所在和他就读的常春藤名校同样也是如此。他答应跟我谈话的条件是，即便是他的同事们看到了消息也不会知道访谈的是他，而在他的世界里，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线索也会足以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在我们首次电话通话里说过，他可能会因此失去太多，但是却得不到任何东西。他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完全是看在马尔科姆的面子上才让我进了他的办公室。
  新加坡新加坡（7）
  尽管才刚刚38岁，理查德·库普已经是一家资产达到几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是一个在大交易中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他知道有几家对冲基金最近刚刚接受了某些政府部门的调查。这些部门开始研究，甚至于是规范他们这个已经快速成长为世界经济中重要力量的行业。库普可并不希望他和他的公司受到这样的“关注”。
  像库普这样的私营对冲基金发展的速度已经高于共同基金和投资银行。这就使得很多投资者感觉相当紧张，因为他们希望收入情况可以不为旁人所知。而且在经济依然不景气的时候，库普这样的年轻人却在大把大把地挣钱，这使得有些人很不安。原则上来讲，他可以每年收入总资产的1％到5％，再加上利润的20％。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业绩不错的年份，库普的收入可以达到上亿美元。
  “公众所不了解的情况是，”库普继续在解释，手还摇着那片泡菜，像是在加重语气，“我们和其他的投资渠道其实没有区别。很多人都在谈论我们的私密性，但是那甚至于都不是我们的选择。因为私有基金关注的对象是富有阶层，法律上不允许我们进行宣传和广告，甚至于不可以把公司的名字放在大楼名录上。”
  刚才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这家公司占据了大楼的整个顶楼，但是它的名字却居然没有出现在大楼的公司名录板上。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还知道尽管对冲基金在进行投资方面几乎不受什么限制，但是在获取生意机会方面却面临很多束缚。
  “即使这种私密性不是你们选择的——”我试图插话，但是库普打断了我。
  “你看，媒体的极度不满是这么来的。完全就是误解。他们认为我们保守秘密是我们想要这么做的，认为我们造成了负面影响乃至破坏。他们很多人看到了安然公司的倒闭就指责我们是邪恶的对冲基金。他们不明白的是‘安然’完全有可能接着拖上五年，并且从毫不怀疑他们的投资者手中骗走更多的钱。如果不是有我们对冲基金公司留意和提出质疑的话，还可能会有十来家‘安然’这种公司。”
  我仰靠在椅背上。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每次对冲基金出现在报纸新闻里，通常都是牵涉到某个出了问题的计划或是某个公司的倒闭。再不就是关系到卖空，也就是卖出某家公司的股票，然后在该股票走低的时候获利。很多对冲基金都采用这种手段。尤其是在经济不稳定的时期，这就使得他们在别人蒙受损失的时候出现在获利的位置。
  “但是事实不是这么简单的吧，”我问道，“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有些对冲基金会专找那些存在一些问题的公司，然后让它们陷入灾难。这才是对冲基金坏名声的来源，不是吗？”
  “如果不是真的有狼，那人们是不应该喊‘狼来了’的。当我们决定要卖空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出一些实际情况比外表要糟糕的公司，通过这种途径来挣钱。所以在实际情况当中，我们扮演的就是类似于证监会的一个执行管理部门的角色。你看，市场上有很多有欺诈行为的公司。而且在美国，存在这样一个阴谋，就是要把这些掩盖起来，让所有其他的安然公司都被掩盖。这个阴谋涉及范围很广，包括那些需要高股价才能再次当选的政府官员，可以从高股价中获利的经济公司和银行，还有很多可以从中挣大钱的无耻的管理人员。你甚至于还可以把华尔街日报这样的金融出版物算进去，因为他们也注意到如果揭露欺诈行为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他们认为这对市场有负面影响，对他们的广告销售也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对冲基金打的是一场正义战争。”
  说完他又开始咬他的火鸡三明治了。我不由得联想到这么一幅画面，这个人在地中海里一艘游艇上悠闲地喝着香槟。但是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他不是那种类型的富翁，他不是那种会悠闲享受的人。
  “卖空只是对冲基金运作手法之一，”我说，“既然你们不受很多管制，那么几乎是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我们是非常灵活的。我们并不需要每次感觉有必要采取行动的时候都去征得客户的同意。我们头一天可能还在买进日元，第二天可能又在欧洲市场交易黄金了。我甚至于可以把所有的钱都投到棒球卡上，如果我觉得那是个不错的投资项目的话。”
  我不由得想起了马尔科姆渴望着为卡尼找到新盈利渠道的情形，不知道如果哪天他拿着一盒棒球明星卡走进东京的办公室里会发生什么情况。我现在意识到，正是卡尼这种对冲基金的自由和灵活性使得他们看来能对别人构成威胁，不仅仅是对那些他们关注的运营不佳的公司或是其他阻碍他们的投资者，对这些交易人自己也是如此。他们不需要跟任何人做出答复，而且在他们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人会提出问题。因为通常没人知道他们的客户是谁或是钱来自哪里。就像尼克·里森一样，所有的对冲基金看来都可以被X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