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还比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他不像过去那么热衷于雄辩，措词也要温和得多，南昌难免会觉得锐度不够，但因是陈卓然，他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深沉。但是有一个问题，使陈卓然激动起来，那就是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从行军床上欠起身子，然后渐渐坐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谈起，分析全世界几大阵营的力量抗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步与倒退的力量分布暂时处于平衡，紧张的平衡，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僵持，需要有再一次分配调整。所以，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在事态爆发之前，积攒起进步的因素——陈卓然的演说被南昌二姐的叫门声打断：开饭了！
  自从陈卓然上门，南昌姐弟吃饭的形式也有所改变，变成围桌而坐。虽然生活费有限，但大姐总是尽力地改善些伙食。这个七零八落的家，有了客人陈卓然的到来，稍许凝聚起来了些。他们这一家，自己人之间总是很闷的，话都是对外人说，热情也是对着外人来。听起来不近情理，可是，难道不是吗？家里人就好像不由分说硬被安排在一起，并没有征求过本人的意见，而外人，是经过选择的。南昌内心并不喜欢和两个姐姐一桌吃饭，他嫌姐姐们，尤其是二姐，太聒噪了。但是，他也看出，陈卓然并不讨厌与她们说话，甚至还有些兴趣。在南昌看来，二姐的说话相对比较接近陈卓然的口味，比如她提出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性质同与不同，还提出剩余价值的计算方法问题。陈卓然耐心地倾听，尽可能地做出答复，有时也提出商榷性意见。但是，他却似乎更愿意和大姐聊天。聊什么呢？聊副食品配给和供应，籼米和大米的出饭率，如何用黄豆孵豆芽——这是大姐从小寄养的苏北乡下的养母教她的，她和那里一直保持往来。于是，关于那里的收成与播种，也是陈卓然热衷听的。南昌自然是要嫌大姐琐碎，但陈卓然在他眼里，则很像一个俄国民粹派青年，对民生民计抱着人道的关怀。对陈卓然的崇拜，又回来了，他需要崇拜一个人，这有效地消除了他成长中的孤寂。
  后来，南昌才发现陈卓然与大姐聊天，并不完全出于民粹派式的社会责任心，而是有一点兄弟姐妹式的亲近。算起来，大姐应该是和陈卓然同岁，可看起来大姐更年长。南昌对此感觉不怎么舒服，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概无兴趣，觉得他们是天下最乏味的人，尤其是大姐，他想不出陈卓然与她有什么可说的。南昌迷恋陈卓然的思想，却不了解思想是陈卓然最外壳的一层，那外壳底下，才是由生活与经验培养的实质。其实，即便是对自己，南昌又了解多少呢？
  这样，南昌不由就对大姐生妒。但他不能驳陈卓然的兴致，只得沉默着陪坐。现在，吃完饭后，他们四人还会围着饭桌坐一时。要是晚饭，大姐便收去碗筷，放上一碟自炒的瓜子，好像准备长谈的样子。然后，南昌就发现，桌上除他以外，还有一个人也沉默着，就是二姐。所以，事实上，只是陈卓然和大姐二人说话。有时候，她会忽地抬起眼睛，迅速看陈卓然一眼，再看大姐一眼，又埋下头吃饭。还有时候，她整整一顿饭不看他俩任何人一眼，而是诡秘地看南昌一眼。有一日，南昌和陈卓然正坐在父亲的书房里说话，不料，二姐推门进来，当她有什么事要说，她却不说，往床沿一坐，就不走了。两人说不下去了，停一时，一起看她，她也看他们。彼此看了一会儿，她就冷笑，说：我一来就不说了？陈卓然当然说不是。试着再与南昌说下去，却忘了在说什么，就又停下，只得笑了。二姐也笑了，立起来，说：保密啊！如同来时那么突兀的，又走了出去，将门砰一声摔上。
  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没有人来敲门。他们自己推门出去，见两个姐姐已经面对面在桌上吃饭。又有一次，饭桌上缺了二姐，下一次则是大姐不出场。终于有一日，吃饭的时候，两个姐姐谁也没到桌上来，余下他们这两个，面对面吃着。吃完饭，陈卓然提出：出去走走吧！南昌自然同意。走到门口，刚要拉门，二姐忽然出现了，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南昌恼怒地说：你干什么？二姐不理他，对了陈卓然说：我要与你谈一谈。有一霎，陈卓然显出手足无措的样子，他甚至看了南昌一眼，好像是向他求助，可是很快的，他镇定下来，说了一声“好啊”，转身随二姐走去。这时，南昌看见了大姐，站在厨房门口，煞白着脸，看着陈卓然和二姐的背影消失在一扇房门后面。
  7　走向户外
  南昌与陈卓然走出公寓，骑车在正午时分的马路上，感觉到了阳光的热烈。他们骑出一长段路，方才说话，陈卓然就提到海鸥这个人。
  海鸥是陈卓然继父的病友。陈卓然去医院探望继父，继父的单人病房里坐着一个人，看他头上的白发，陈卓然险些叫出“叔叔”，转过脸，却是个孩子。眼睛亮亮的，是姑娘的眼睛。白皙的皮肤，腮上的红晕，也像姑娘。有一些鸡胸，但并不萎缩，相反，还挺神气，一种顽童的神气。他离开时，陈卓然送他，经过走廊上的一扇窗，他站住脚，伸出手，像要接住什么，然后握起来，收回到脸前，摊开掌，嗅了嗅，说：春天来了！再一撒手，放走了。陈卓然看着他，就像在看魔术师变戏法，不禁笑起来。他却严正道：是春天的气味，油菜花粉漫天漫地。陈卓然又有些悚然。后来，继父出院了，陈卓然还专门去看了他一次，两人就拉了椅子在阳台上坐。陈卓然不觉又一次发现这奇怪的小矮人的魔法。
  他指着相邻楼房山墙上的藤萝，问：这叫什么草？陈卓然回答：爬山虎。小矮人进一步问：它怎么能爬这么高不垂落？陈卓然答不上来了。他告诉他说：在它的须上，有吸盘，植物其实是动物的一种，动物呢，也是植物的一种。那么人呢？陈卓然问：人是植物中的动物，还是动物中的植物？他当然能听出陈卓然调侃的意思，并不以为意，而是正色答道：人是菌类，从动植物的尸体攫取养分。陈卓然又感到森然，止住了话题。
  陈卓然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比自己还年长一岁，本来应该上大学了，但从小体弱，患的是肺部的病，不停地休学，续学，再休学，再续学，勉强延续到高中毕业，便中止了学业。他邀请陈卓然去他家玩，还说提到他在盆里栽的一棵忍冬，开出了淡紫色的小花，所以，夏天来了。
  海鸥所住的公寓大楼面向大马路，又是在最高层的七楼，可以说是这一带的制高点。像他这样，大部分时间在病榻上度过的人，临热闹街市居住有一番好处，就是有看头。楼高风大，他不能到阳台坐，就在落地窗后放把圈椅，铺了毛毯，做他的观景台。从这角度望出去，望不到街底，却可望到对面大片的屋顶，从屋顶上的晒台，老虎天窗，可以窥见人家和生活。他看得很有兴味呢！等朋友来到，他的圈椅掉个头，就好像镜头拉近焦距，将远远的小小的人和物一下子拉到近处，面对面了。陈卓然和南昌进到他房间的时候，他正是面向室内的状态，屋里有客人，各坐在椅子和床沿。？见他们进来，主人很高兴，说：欢迎，欢迎，也不做介绍，只让他们随便坐。陈卓然坐了屋里仅余的一把空椅子，南昌环顾一下，见床沿坐的是两个女生，便不想与她们去挤，在角落里一张小沙发坐下，一坐几乎就坐到了地上。那沙发早已松了弹簧，所以人都不去坐。没有人注意南昌的窘相，都在热烈地说话，南昌一时没听进去，只听到许多个声音在房间这里那里响。他看看周围，看出家具摆设都很讲究，却也都陈旧了。窗帘是有流苏的，平绒磨秃了，露出织线的经纬，也看不出原先的颜色，还藏着灰尘，略一动它，便扬起来，在日光里飞舞。南昌家也是灰暗的，是简陋的灰暗，这里呢，却有一种华丽，一种褪色的、败损的华丽，似乎更加触目惊心。
  南昌发现，在座的几位男生，都有着白皙的肤色。他们身上的白衬衫也格外的白，军裤洗得格外清洁——他们都穿军裤，宽大的裤口扁扁地盖在鞋面上。不用说，这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但是，还有另一种意思，那就是，当下的时髦。当然，这两样完全可能合而为一，如今，这城市的摩登，就是由他们来担纲的了。他们都说普通话，这也标明了身份。这种普通话，是这城市的干部子弟的语言，一听就听出了来历。南昌渐渐分辨出主人的声音，它音量不大，甚至有些轻，但却是那种具有穿透力的音质，发声松弛，可送到各个角落，使人们不由止了声，被吸引了注意力。他念屈原《离骚》的一句“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然后解释古时的计量单位，一“畹”等于三十亩，而“九”和“百”，在中国语中又都是概数，意思是无限多，所以——你们想像，遍地兰蕙，何其壮观！南昌在语文课上也学过《离骚》，那些字词在他读来都很拗口，意境也是抽象的，可此时，他却像看见了似的。
  从这天起，南昌就成了小老大——后来，他知道，朋友们都这么叫他，这诨名于他挺合的，他的大名，海鸥，倒是无人提起——的座上客，认识了小老大客厅里往来的人。陈卓然自己呢，就像把南昌托付给了小老大，不再出现，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南昌的生活里消失。
  8　小老大
  小老大可算是老资格，他一九四四年他出生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他的母亲，上海人，桂林新中国剧社的女演员。小老大的母亲，因扮演《桃花扇》的李香君名噪一时，有许多才子和俊杰追求，最后是白崇禧部下的一名副官胜出。过了一年，女演员就怀了他。此时，新中国剧社往广东湖南方向出发巡演，她离了团，留下待产。不想，桂林形势却吃紧起来，日军沿湘桂路向广西逼近，中方调集九个军的兵力组织会战，副官被遣往柳州，行前，与女演员商量，是否暂去老家待产，局势稳定后再回桂林团圆。女演员一口答应，但是，她说，她不去老家，那里一大家子，她是不会住得惯的——这时，副官方才知道自己已有家眷的事并没有瞒住这边，她早已经心知肚明。这也是内地人对上海不了解，以为摩登女郎就是千金小姐。事实上呢，上海女人多是俗世中人，又是女演员，几乎一半是在风尘里，没有什么能骗过她的眼睛。女演员要去重庆，因为她听说重庆有中华剧艺社，就想寻了去。临别时分，副官留一句话，无论孩子是男是女，都希望能姓父姓——韦。将来，无论他到什么地方，看到姓韦的，同庚的孩子，他都会多看上几眼。
  六月底上路，近九月抵重庆，差不多正是桂柳会战打响的同时，女演员娩下了小老大。但是，女演员并没有如愿找到中华剧艺社。也不要紧，此时，重庆活跃着好几支抗敌演剧队，女演员跟上其中一支，重又返回舞台。抗战胜利之后，演剧队向贵州、云南战区慰问庆祝演出。在昆明时，又遇上了新中国剧社。女演员知道剧社正是往上海去，再转道赴台湾演出，当即决定归回“新中国”，好将婴儿放在上海的母亲家中。他们哆哆嗦嗦进了上海，路上婴儿已染了肺炎，高烧不退。肺炎好了，又生结核，就此种下病根。一个月之后，母亲就随剧社乘“台甬号”货轮去了台湾。等下一年春天，剧社回到上海，海鸥已不大认母亲了。
  海鸥的外婆原籍在昆山，家境中下，从小死了娘，二十二岁方才嫁给苏州一家富户做续弦，生下海鸥的母亲。海鸥母亲七岁那年，男人生急症去世，遗下孤儿寡母。她没有生下儿子，分家产时吃了大亏，领了自己那被刻薄了的一份，带着女儿来到上海，租下一套公寓中的两间房间，买些股票和债券，安居下来。到了上海，她们母女几乎摇身一变，变成摩登的女人和小孩。外婆烫了发，足登高跟鞋，跟着时下的流行，无袖旗袍外面罩一领齐腰的短斗篷。小姑娘是洋装打扮，头发用火钳卷了，束起来，顶上系一个蝴蝶结，穿连衣裙，裙摆蓬到膝上，拎着花布书包，到隔壁弄堂的小学校读书。这一大一小，憋着一股子心劲，要挤进这“东方巴黎”大都会的潮流里去。时髦到底是需要陶冶的，到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