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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吉二人遂越过昌平，直捣北平。
  但当抗日讨贼军越过昌平前进约1小时，蒋介石的第25师已用火车运送到沙河车站，并开始布署向这支抗日军进攻。
  抗日讨贼军立即停止前进，占领有利地形。
  但敌人的援兵不断增加。
  当日夜间，抗日讨贼军除了少数兵力留下与敌对峙外，主力向北平以北的汤山前进，计划在天亮前夺取汤山作为立足之地。
  第二天清晨，抗日讨贼军来到潮河北岸时，中央军已在南岸布防，双方隔河对战了八九天，伤亡都很大。
  这时，抗日讨贼军的东、西、南被中央军包围。
  北面被日军包围，日军的野炮和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抗日讨贼军伤亡更大，只剩下万把人。
  而敌人的兵力超过他们十倍以上。
  包围圈愈来愈小，阵地几乎全部被突破。
  在危急关头，方振武和吉鸿昌两位将军带着自己的警卫连投入战斗，吉鸿昌赤膊上阵，振臂高呼：“弟兄们，我们要为抗日而生，为抗日而死！
  为了抗日的胜利，坚决把反动派的军队消灭在阵地前！
  ”
  他的言行，立即使士气大振，连续击溃敌军多次进攻。
  这时，北平八大团体，包括各国领事团，为了北平的安定，倡议和平解决。
  方、吉二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条件：军队由蒋介石改编。
  吉鸿昌与方振武的抗日行动感染了国民党的一些将领。
  第32军军长商震决定营救他们。
  他带他们去见蒋介石的嫡系第17军军长徐庭瑶。
  徐当即密报何应钦，何又急报蒋介石。
  就在蒋介石未回批的时候，商震军长设午宴请吉鸿昌和方振武，由徐庭瑶作陪。
  欢宴中，吉鸿昌和方振武托言上厕所，坐上商震给他们准备好的汽车向天津急驰而去。
  徐庭瑶以为方、吉二人在商震军部，由商负责不会出事。
  但见方、吉二人久去不回，急叫部下到厕所去看，已杳无踪影。
  徐庭瑶当即在商震军部以电话通知第25师派兵把住去天津的一切道路，不准放过任何车辆，同时派出武装军车，沿通往天津的道路追缉。
  尾追车队一路嘶鸣，尘土飞扬，把几辆架子车都撞到壕沟里去了。
  1小时后；方、吉二人发现后面有车追来，便在一村庄让司机停车。
  方振武让吉鸿昌与他一同下车躲避。
  吉鸿昌说：“你先下去，让我把他们引远一些。”
  于是方振武先下车，后雇毛驴骑到天津，乘外轮去香港，再由香港出国。
  吉鸿昌机智地躲过了追缉，来到天津，隐住法租界。
  但蒋介石、国民党决不会放过他。
  1933年11月9日，他在天津法租界国民大饭店被蒋系特务击伤，送进法国医院治疗，后被蒋介石引渡逮捕，解到北平枪杀。
  吉鸿昌1895年生于河南扶沟县一个开小茶馆的穷苦人家。
  父亲吉筠亭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
  茶馆里经常来往一些爱国志士，他们的谈吐给幼小的吉鸿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上私塾后，开始阅读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
  17岁时，因求业不着外出当兵。
  入伍后便在冯玉祥部下当兵，他机智勇敢，屡立战功，不久便当了营长，到北伐战争时已是师长了。
  他为人刚直，又常和西北军一些共产党员来往。
  一些人忌恨他，以“赤化”罪要求杀掉他，或解除其兵权。
  由于冯玉祥的保护，才幸免于难，但终被挤到偏僻的宁夏省去当主席。
  在宁夏期间，他同情人民的苦难生活，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被人民称为“吉回回”。
  他的军队纪律很好，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他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亲手为他们化装。
  风头一过，他就接纳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
  他的妻子胡红霞就是1928年从甘肃师范学校毕业后来的进步青年。
  在他的省署宅院里经常能听到《国际歌》的声音，他妻子也极爱唱这支歌。
  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蒋介石为了笼络吉鸿昌，借机削除他的实力，给了他一个21军军长的名义，命令他去鄂豫皖苏区进攻红军。
  由于吉鸿昌反对蒋介石进攻苏区，被强令出国。
  1931年9月，正当他准备从上海起程出国时，“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
  他义愤填膺，改变主意，要求留下抗日，但被蒋介石回绝。
  14。悲歌又一曲（6）14。悲歌又一曲（6）
  吉鸿昌到美洲后，又横渡大西洋到欧洲考察，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的支持。
  通过“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他深刻地认识了蒋介石的嘴脸，愤怒地写了如下一首诗：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
  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的消息传到海外后，吉鸿昌急不可待地要回国抗日。
  他摆脱特务的跟踪，只身一人乘远洋客轮回国。
  这时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要抗战只有依靠共产党，要救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领导下，他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积极开展抗日斗争，担任了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但他“出师未捷身先死”，蒋介石授意何应钦把他“就地枪决”。
  他踏上刑场时，随手捡了一根树枝，以大地为纸，写下五绝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防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他写完这首浩然正气诗后，毅然前行，向特务们招招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也不能倒在地上，搬张椅子给我。”
  特务们把椅子搬来后，他又让特务们把椅子放正，然后泰然自若地走到椅子边。
  特务们准备悄悄绕到他身后开枪，他立即大声说：“到前面去开枪，我的一切行为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
  执行的特务只好走到他面前举起了枪，他瞪大眼睛高呼：抗日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紧接着一阵枪响，他那高大的身躯躺在了椅子上。
  从此，一曲魂系中华、壮怀激烈的悲歌回荡在中华大地上。
  这一天是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将军只有39岁。
  但他死得伟大，死得光荣，他的事迹激起了全国更大规模的反蒋抗日高潮。
  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1）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1）
  且说张学良先丢东北，后失热河，全国舆论哗然，被蒋介石当做替罪羊强逼下野，他只好于1933年4月去欧洲“治病”。
  他先后在意大利、法国、丹麦等国参观、考察，1934年1月才自欧洲返国。
  他经过9个月的欧洲之行，身体有了很大改变。
  他原来精神颓丧，骨瘦如柴，与客人说一会话，就要进内室打一次吗啡。
  现在毒已戒，小胡须剃得精光，身体强健，精力充沛。
  张学良这次出国考察，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他原来受的是忠君爱国和孝悌教育，张作霖在世时只听张作霖的，蒋介石上台后只听蒋介石的。
  “九·一八事变”后，他幻想从美国和国联那里得到帮助，解决中日问题，现在这种思想已经破灭。
  他在意大利居住的时间最长，而且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和女婿齐亚诺相处得很好，听到和看到许多关于法西斯的言论，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
  他特别欣赏墨索里尼的一句话：“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
  他认为，中国要真正抗日，必须先求统一；要求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不消灭共产党，国民党就要两面作战，抗日不可能胜利。
  而要安定国内、消灭共产党，集中国力抵抗外敌，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心和领袖是不可能的，这个中心和领袖只能是蒋委员长。
  他回国后发现蒋介石正在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并学习希特勒的褐衫党、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成立了法西斯特务组织蓝衣社。
  他十分兴奋，就进一步向蒋介石介绍西方法西斯主义，极力劝说蒋介石搞个人独裁，他表示坚决拥护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
  张学良的思想正合蒋介石的心意，遂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命他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
  张学良上任后，高喊“拥护领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而且比谁都喊得响，并把东北军从华北调往南方，同共产党红军作战。
  他还按照法西斯组织的要求，在武汉召集东北救国会，与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复兴社分子组成四维学会，请蒋介石担任名誉会长，他任会长。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
  蒋介石重新制定了“剿共”计划，决心用嫡系部队尾追红军。
  同时调东北军转入西北，妄图以数十万兵力消灭疲惫的红军。
  蒋介石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蒋介石亲自兼总司令，张代行总司令职务。
  总部设在西安。
  蒋介石还下令杨虎城将军的17路军统归“西北剿总”指挥。
  张学良把20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部署在陕北洛川、直罗镇、西峰镇一带，决心一举消灭装备极差的陕北红军。
  但事与愿违，崂山一战，王以哲的67军110师几乎全师被歼，师长何立中被击毙；榆林桥之战，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紧密配合，在直罗镇一举歼灭了109师，师长牛元锋毙命；黑水寺之战，106师又折去一个团。
  短短3个月，东北军就损失了3师之众，气得这位少帅捶胸顿足。
  更使他伤心和不满的是，蒋介石对他的“剿共”行为不但不奖励，反大骂他损兵折将，剿共无能，不但不给他补充武器弹药，反而取消了他两个师的编制。
  张学良的“剿共”失利，引起他的部将，尤其是那些少壮派如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的不满。
  他们认为，红军是主张抗日的，与红军作战，不但消灭不了红军，达不到抗日的目的，反而会葬送了东北军。
  他们还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让东北军这个全国最大的武装集团去“剿共”，其目的一是消灭红军，二是红军消灭不了，也会削弱东北军，有利于他的统治。
  所以决心向张学良陈述“联共抗日”问题。
  这些少壮派中，孙铭九是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与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同学，有胆有识，在张学良总部任警卫营长。
  应德田是东北大学学生，后留学美国，任总部秘书。
  苗剑秋为留日学生，有强烈的抗日救国思想。
  他们经常出入少帅府，与张学良做深入的思想交谈。
  这些人既是张学良的部属，又是他的朋友。
  在这些少壮派的影响下，张学良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当时，张学良的思想十分矛盾，心情也很苦闷。
  他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抗日思想，一方面又忠蒋反共，所以左右为难，找不到出路。
  正在这时，红军以毛泽东主席领衔并有20名红军将领署名的《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发出，使张学良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受到很大震动，产生了用和平方法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的想法。
  也正在这时，张学良突然收到王以哲军长由洛川发来的一封密电，内称：“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接到电报后，第二天即乘他的波音号座机飞抵洛川。
  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2）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2）
  高福源是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在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俘虏。
  红军不但未虐待、枪毙他，还给他医伤，发给他一套新棉衣，吃的饭也比红军战士的好，后来行动也比较自由。
  他亲眼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团结友爱，政治、文化生活非常活跃，也听到许多红军在长征中的故事。
  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经常跟他谈心，向他讲述团结抗日的道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次，他提出要见红军负责同志。
  党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见了他。
  他向李克农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对红军的敬佩，并提出回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
  他说：“不知红军相不相信我，敢不敢放我走。”
  李克农当即表示可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