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把意大利扩张的欲望引导到地中海和非洲，那么意大利对奥地利以及东欧的兴趣就一定会减退。
  因此，希特勒小心翼翼，不攻击墨索里尼。
  1935年10月，意大利大规模入侵阿比西尼亚，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和国联的制裁。
  而希特勒认为这是实现其战略意图的大好时机，遂命令德国宣传机构大力支持意大利，宣扬墨索里尼的英明决策；同时命令国防部尽力满足意大利购买武器的需要。
  1936年7月，西班牙发生佛朗哥叛乱。
  墨索里尼本来对西班牙人评价很低，认为他们有所谓阿拉伯的血统。
  但他一心想把西班牙纳入法西斯轨道，作为对付英国的一张“王牌”，所以他很快做出决定，派兵支持佛朗哥叛乱。
  希特勒认为支持佛朗哥可获一箭三雕之利：一是可牵制英、法；二是可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三是可拉住意大利作“盟友”。
  因此他决定在军事上有限地卷入西班牙内战。
  患难知真情。
  墨索里尼在入侵阿比西尼亚和支持佛朗哥这两件大事上，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和反对，但得到希特勒的热烈支持和赞扬。
  因此，他改变了对希特勒的看法，认为与德国结成“轴心”有利于实现其称霸地中海、非洲乃至欧洲的战略目标。
  他自信比希特勒高明，不会成为希特勒的小伙伴，而有可能成为德国的“领袖”。
  墨索里尼下定与德国结成“轴心”的决心之后，立即召见他刚任命不久的外交部长齐亚诺，指示他向希特勒传递意大利欲与德国结成“轴心”的信息。
  13。三国“轴心”（2）13。三国“轴心”（2）
  齐亚诺是墨索里尼的女婿和狂热崇拜者，1936年6月33岁时出任外长。
  他在法西斯党内是一个派系的头子。
  这个派系认为，意大利不能成为欧洲的平衡力量；也不能在欧洲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左右摇摆。
  意大利必须与德国结盟。
  西方民主政体国家已被犹太人腐蚀，颓废了。
  只有意大利人以及德国人、日本人才是大有希望的民族。
  意大利人非常聪明。
  他们一定能利用德国力量而不被德国所利用。
  与德国结盟，意大利会取得欧洲霸主地位。
  这些认识与墨索里尼的想法不谋而合。
  因此，齐亚诺一接到墨索里尼的指示，就立即于1936年7月下旬让德国律师汉斯·弗兰克非正式地向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试探其对与意大利结盟是否有兴趣。
  牛赖特由于当时西班牙局势紧张且对意大利并无好感而表示反对。
  9月下旬，齐亚诺又派他的秘书菲利波·安富索前往柏林。
  安富索曾任意大利驻慕尼黑副领事，并曾在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馆任职，在德国有很多可以接近希特勒的熟人。
  通过意大利国王的女婿黑森亲王菲立普引见，安富索受到希特勒的接待。
  希特勒一口答应与意大利结盟。
  其实，希特勒早就有与意大利结盟的想法。
  1936年3月底，希特勒在汉斯·弗兰克赴罗马讲学之前接见了他，让他给墨索里尼传话，表示团结友好之意；向墨索里尼保证，德国坚定地支持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并愿与他共同斗争，以反对布尔什维克和西方民主国家。
  弗兰克是希特勒信得过的人，他曾于20年代在法庭上为希特勒辩护；在希特勒掌权后，他根据纳粹党的观点对德国宪法进行了修改。
  4月4日，弗兰克会见墨索里尼时转达了希特勒的意思。
  但那时墨索里尼没有下定与德国结成“轴心”的决心，因此对希特勒的表示没有做特别的反应。
  但此后德、意两国人员互访频繁起来，高潮是墨索里尼的女婿埃达·齐亚诺6月间访问柏林。
  这种特别的个人外交，对德、意两国的亲近大有好处。
  希特勒得到意大利欲与德国结盟的明确信息后，于1936年9月派出密使去罗马，邀请墨索里尼访问柏林，以作为希特勒访问威尼斯的回访。
  墨索里尼自以为是“世界领袖”，已多年没有出国，而是在意大利境内接见各国的朝拜者。
  他不愿贸然出访德国，借口他与希特勒会谈的基础准备工作尚未妥当，因此决定先派齐亚诺出访柏林。
  希特勒赞同墨索里尼的意见，指示外交部长牛赖特立即着手准备接待齐亚诺来访。
  1936年10月21日，齐亚诺到达柏林。
  在21日、22日齐亚诺与牛赖特会谈时，双方就以下问题达成协议：反对英、法倡导的以保证欧洲集体安全为目的的新洛迦诺协定，也反对任何足以限制德国在中欧和东欧自由的其他做法；坚定支持佛朗哥；一致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祸害”；认为1936年7月德奥两国签订的有关德国尊重奥地利独立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协议消除了德、意两国磨擦的重大根源；希望意大利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改善会有助于东南欧小协约国的瓦解；德国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意大利准备照顾德国在阿比西尼亚的经济利益。
  牛赖特还就德国不愿意承认“满洲国”一事做了解释。
  说如果承认“满洲国”，就会危及德国在华利益。
  他还力劝齐亚诺，在德国与立陶宛关于默麦尔地区主权争议问题上支持德国。
  他还说，德国从波兰夺取但泽和波兰走廊的时机尚未成熟，德国人“希望等待有利时机，并尽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我们与波兰人的分歧”。
  他要求齐亚诺召回意大利驻奥地利大使莫雷尔；因为莫雷尔反对德国对奥地利有任何方式的影响。
  齐亚诺对默麦尔问题和但泽及波兰走廊问题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说意大利与波兰有良好的关系，并且答应召回莫雷尔。
  他还要求德国帮助意大利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齐亚诺还同已操纵经济实权的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讨论了加强德、意经济关系的问题。
  与牛赖特、戈林会谈后，齐亚诺被引到希特勒的伯希斯特加登别墅。
  希特勒满面春光，在门口迎接齐亚诺，使齐亚诺受宠若惊。
  希特勒牵着齐亚诺的手，来到接见大厅的阳台上，远眺奥地利迷人的风光，说：“近在眼前的奥地利，实在与德国密不可分。”
  齐亚诺已经领会到希特勒正在觊觎奥地利。
  随后，希特勒请齐亚诺进入会见厅落座，开始交谈。
  齐亚诺首先称颂希特勒的“英明”，谎称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很钦佩”，并把意大利情报部门截获的英国攻击德国的外交文件的副本亲手交给希特勒。
  齐亚诺说：“英国正在备战，打算进攻意大利和德国。
  不过，幸好意大利的军事力量现已超过英国和法国。
  因此对英国没有必要担心。”
  希特勒明确地说，德国的扩张着眼于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地中海全归意大利。
  13。三国“轴心”（3）13。三国“轴心”（3）
  他还提出，德、意两国在对南斯拉夫政策上应互相协调；应联合敦促匈牙利把它要修改边界的要求集中于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有助于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结盟。
  最后，希特勒讲了一句经过再三斟酌的奉承话，说：“墨索里尼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家。
  根本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齐亚诺从柏林返回后，满怀信心地认为“可以任意支配德国人了”。
  他得到的印象是：希特勒是一个轻率浮躁、无足轻重、易于摆布的人物，毫无墨索里尼那样的才能，完全可以利用他来为意大利的利益服务。
  墨索里尼对齐亚诺完成的使命非常高兴。
  他公开宣布：罗马——柏林轴心已牢固建立起来了；今后欧洲就会围着这个“轴心”转了。
  就在1936年10月23日齐亚诺与牛赖特在柏林威廉街74号德国外交部签订秘密协定的当天，在该部对面威廉街64号的“里宾特洛甫办事处”里，当时任德国驻英国大使的冯·里宾特洛甫与日本驻德国大使小路公共草签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一直执行着互相矛盾的远东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一方面对日本侵华表示同情，认为日本国小人多，拓展“生存空间”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对蒋介石政权保持友好关系。
  1933年夏天，希特勒派在20年代德国陆军重建中起过关键作用的冯·赛克特到中国，会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提出了一份关于改组国民党陆军的详细备忘录。
  随后，冯·赛克特又到广州，与在广州经商的德国人汉斯·克莱恩及德国国防部的普罗伊少校共同策划了在广州建造兵工厂等事宜。
  当时的广州由军阀控制。
  德国外交部怕在广州建兵工厂引起蒋介石的不满，通过外交途径向蒋介石进行试探。
  蒋介石说，广州不久便会被收复；不介意德国的举动。
  德国对蒋介石的答复很高兴，决定下大力帮助改组国民党陆军。
  蒋介石要求德国派冯·赛克特接替韦策尔担任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以帮助改组和训练国民党陆军。
  德国鉴于冯·赛克特在国际上有较高的声望，担心他出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会引起日本的不快而影响对日关系，因此决定派法肯豪森接替韦策尔，并让冯·赛克特陪同他一起赴中国履职。
  1934年3月，冯·赛克特再次到中国。
  但这次他的使命是扩大德国武器向中国的出口和从中国进口军工原料，特别是钨、锡。
  冯·赛克特这次分别与广州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用中国的原料换取德国军工项目、铁路项目的协议。
  此后，以中国原料换取德国军火的交易红红火火开展起来。
  克莱恩的公司以及德国国防部专门成立的对华贸易公司——哈普罗公司，对推动德中贸易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德国在发展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和经贸关系的同时，对日本在中国东北三省建立的伪满洲国的大豆很感兴趣，希望从伪满洲国购进尽可能多的大豆。
  希特勒决定让德国商人费迪南·海耶来办这件事。
  海耶于1933年8月到伪满洲国，购买大豆的事办得很顺利，9月末返回德国。
  1934年2月，海耶又抵达伪满洲国，与伪满洲国当局谈判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问题。
  海耶声称，德国将承认伪满洲国；他将出任德国驻伪满洲国公使。
  伪满洲国把海耶的谈话公之于众，引起国民党政权对德国的严正抗议。
  德国只好公开表示无意承认伪满洲国。
  但德国与伪满洲国的大豆生意仍在继续发展。
  为了加强这种贸易关系而尽量减少国民党政权的异议，德国于1936年初派了由基普部长率领的“研究委员会代表团”到日本、泰国、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和伪满洲国。
  实际上，这个官方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与伪满洲国当局达成大豆贸易协议，也就是用与伪满洲国当局进行官方谈判来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
  这样做，等于德国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而又避免了对这个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的法律上承认。
  1936年4月30日，该代表团与伪满洲国当局正式签署了贸易协定。
  日本对此表示很满意。
  由于德国执行互相矛盾的对华和对日政策，所以它采取的对华亲善行动总是受到日本的反对；而它采取的对日友好步骤又要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指责。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希特勒起用了两个“业余的外交活动爱好者”：赫尔曼·克里贝尔和埃德蒙特·富尔霍策，在东京和南京之间进行秘密调停。
  克里贝尔曾是侵华的八国联军中的一名德国军官，后来参加纳粹党，成了希特勒的一员干将，一直与希特勒保持着联系；1934年出任德国驻上海领事。
  富尔霍策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6年移民美国，参与了德裔美国人的政治活动，与德国纳粹党有联系，1933年起担任设在中国的德国通讯社远东总分社社长。
  1935年10月中旬，富尔霍策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会晤。
  汪精卫代表他本人和蒋介石提出：请希特勒协助安排中、日两国妥协，以便中、日、德三国在经济问题上和反共斗争中进行合作。
  13。三国“轴心”（4）13。三国“轴心”（4）
  克里贝尔当时在柏林。
  富尔霍策赶紧乘飞机到德国，与克里贝尔一起去会见希特勒。
  希特勒找来里宾特洛甫，让他把这个信息转告给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大岛浩。
  大岛浩经请示日本军部，正式答复德国：日本对与中国达成协议感兴趣。
  希特勒指示克里贝尔、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