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进行毒气试验，冻伤治疗试验，真空环境试验，及活人解剖。
  石井对菌液注射实验特别重视，每天都指使部属对“原木”进行试验。
  他们把“原木”的衣服脱光，关在透明的隔离室，强行往他们身上注射鼠疫菌液。
  数小时后，这些人便淋巴腺红肿，面部和胸部变成紫黑色，其余部位皮肤呈暗红色。
  这些“原木”在极其痛苦中死后，便被投入炼人炉灭迹。
  他们把成熟的西瓜、甜瓜等水果注入伤寒菌液，测量细菌繁殖程度，然后让“原木”吃。
  在透明密闭的试验室内进行毒气试验更是灭绝人性，一次就能夺去十几个到几十个人的性命。
  一天，石井指使部下把母女二人投入密闭室，然后让毒气渗入。
  小女孩突然从母亲怀里抬起头，瞪着一双不解的大眼睛，痛苦惊慌地四处望。
  母亲拼命保护孩子，她们很快就被毒死了，母亲在临死前的痉挛中还死死地抱着孩子。
  而进行试验的日本人则手拿秒表，冷漠地观察全过程。
  为了试验冻伤防治，石井部队把“原木”在严寒的夜晚赶入旷野，让他们把双手插入冰水木桶里，甚至将他们的双手放进特制的透明冰箱里观察冻伤情况，并用棍子敲打看是否已经冻硬。
  石井部队里，最繁忙和最血腥的是活人解剖。
  不论男女老幼、有病没病均在解剖之列。
  尤其是解剖儿童和妇女的惨景更是目不忍睹。
  一次，日军为了搞到健康、新鲜的标本，把一个12岁的男孩活活解剖了。
  日军将这个男孩强行按在手术台上，用扣带把四肢紧紧扣住，消毒和注射了麻醉剂后，一刀就把他的腹部切开了，然后按肠、胰腺、肝、肾、胃的顺序取出各部内脏扔进铁桶里，最后装入有福尔马林液的玻璃容器内。
  取出的内脏有的还在福尔马林液里不停地抽动着，然后又从小孩的耳朵到鼻子横切一刀，掀开头皮用锯子把头盖骨锯成三角形，把头盖骨掀开，把脑子取出来……手术台上只留下少年的四肢、一具空壳和一滩鲜红的血。
  8。人间地狱（7）8。人间地狱（7）
  他们还怀着报复心理，把抗日将领宋哲元的情人活活解剖，把其各个器官制成标本。
  为了试验细菌弹的杀伤力，日军把“原木”绑在野外的木柱上，把他们的裤子脱下，露出屁股，把菌弹投在附近，让弹片扎进“原木”的肉里，然后观察其感染情况及死亡时的惨状。
  日寇为了消灭中国的抗日力量，在东北的哈尔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四川重庆、浙赣铁路一线、晋冀鲁豫和晋绥边区投放了大量伤寒、霍乱、鼠疫等细菌弹，造成严重瘟疫，残杀了无数中国人民。
  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1）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1）
  日军为了掩盖其在东北的侵略罪行，转移各国的舆论，决定在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外国租界地最多的上海挑起事端。
  上海是长江的门户，是我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世界东方的金融贸易中心。
  它通过沪杭、沪宁铁路和长江成为通往内地的枢纽。
  又是守卫当时首都南京的屏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日军认为在上海挑起事端不仅能够转移中国和世界对其占领东北的视线，又能使中国丧失经济中心，达到迅速灭亡中国的目的，所以加紧进行策划。
  1932年1月，关东军派坂垣大佐回到东京，与参谋本部研究发动上海战争的准备工作。
  1932年1月10日，准备方案确定后，坂垣从东京给上海的特务机关长、满洲公主东珠的姘夫田中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
  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在坂垣来电之前，田中已利用满洲公主东珠进行了大量特务间谍活动。
  东珠是1931年12月13日回到上海的。
  当时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正在上海劝说日本支持他的国民党粤系，反对已经下野的蒋介石。
  东珠利用与孙科纠缠的机会，从孙科那里获得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大量情况，了解到国民党处于分崩离析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是日本举事的大好时机。
  她还和驻上海的一个英国武官睡觉，从他那里刺探到西方国家不愿为日本侵略付出较大代价。
  她雇用了一批上海的地痞流氓，充当她的打手、爆破手和纵火者，为在上海发动事变煽风点火。
  1月9日，星期六，东珠鼓动上海新闻界的人士在报上报道了设在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成员尹邦昌刺杀日本裕仁天皇的消息，并说“不幸没有命中”。
  上海的《民国日报》和其他中国城市的报纸也登载了这个消息。
  东珠等人便在日侨中进行煽动，说中国报纸污辱了天皇，从而引起在华日侨骚乱，捣毁了几家中国报馆。
  尽管中国报纸的编辑对此做了赔礼道歉，但日本特务机关决心以此作为扩大战争的理由。
  田中收到坂垣的电报后，立即从特务经费中提出6000美元给东珠。
  东珠便把这些钱用在了日本人经营的三友实业公司的毛巾厂，把一半钱分给该厂的中国雇工，一半钱给了她收买的工人流氓。
  几天后的晚上，在上海一个隐蔽的地下室里，第二道门口站着一个穿白袍的日本矮胖和尚，屋里点着几根蜡烛。
  不一会儿，就有一个和尚敲门，矮胖和尚让其入内打坐，等待其他人到来。
  不久，有两个目莲宗的和尚和三个妙法佛寺的僧徒一共5个人陆续进来。
  他们是田中和东珠精心挑选来的日本和尚，其实妙法佛寺的一个和尚是朝鲜人。
  这5个人坐定后，穿白袍的矮胖和尚举着烛光也进入屋内，他念了一段深奥的“莲花经”后，就要求与会者清除一切杂念，普渡众生。
  然后严肃地向他们宣示：“你们效劳的时间到了！”第二天，即1月18日下午，这5个和尚便敲着锣、念着经大摇大摆地来到上海马玉山路三友实业公司毛巾厂门前，故意让他们的行为引人注意使人讨厌。
  他们刚走到预定地点，便遭到东珠雇来的街头流氓、打手和收买的毛巾厂的工人的毒打，其中一名和尚送往医院后死亡。
  19日下午，在田中和东珠等人的煽动下，上海虹口日本人的俱乐部里召开了有六七千人参加的日侨大会，要求中国方面严惩殴打日本僧人的凶手，赔偿损失，向日方道歉。
  1月20日晨，田中等人又指使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率领60多名“日本青年同志会”的暴徒，乘黑夜袭击了毛巾厂。
  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硫磺弹焚烧了毛巾厂的厂房，损坏30余台机器。
  与此同时，预先埋伏在引翔港各亭的日本人，砍伤向捕房报警的华捕两名，砍死一人。
  下午两点，千余日侨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派兵来保护侨民。
  会后，600多日本人持械游行，大呼挑衅性口号，阻止电车通行，砸了数家商店。
  与此同时，田中少佐和重藤大尉把日侨要求派兵保护的请求转给日本三井财团驻上海的代表，并用手枪逼着他把电报拍给东京的三井总公司，让三井总公司把这个请求送给日本首相。
  21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反以日僧挑衅事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向日方道歉，严惩凶手，赔偿一切损失和取缔抗日运动等四项无理要求。
  26日，日本天皇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主持下做出决定，并立即训令在上海的盐泽幸一海军大将“行使自卫权”。
  日军便以“保护日侨”为名，加紧调兵遣将。
  至27日，日在上海的军舰已增至30余艘，飞机40多架，铁甲车数十辆，陆战队员增至6000多人。
  同时派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四川路、闸北、天通庵、宝山路、横滨路一带武装巡逻。
  日军布置好后，即于27日晚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28日下午6时前对四项条件予以答复，否则，“日本海军将自由行动”。
  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2）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2）
  上海市长吴铁城根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于1月28日下午3时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并在限期前封闭了《民国日报》以及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
  但满洲公主东珠却在28日8点指使人把一枚不能爆炸的炸弹扔进了日本领事馆。
  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盐泽幸一遂于28日下午又发出一个最后通牒，限驻上海的国民党第19路军立即退出闸北，让给日军进驻。
  通牒发出后，盐泽幸一在日本旗舰上与《纽约时报》记者哈利特·阿本德一起饮鸡尾酒，他在饮第二杯威士忌苏打酒时，笑着告诉哈利特·阿本德：“上海吴市长即使接受日本的全部要求也无济于事，今晚我将派我的陆战队进驻闸北，保护我们的侨民和维持秩序。”
  送走哈利特·阿本德后，盐泽大将想，大日本陆军在东北立了大功，我大日本海军也要在上海进行一次举世瞩目的行动。
  他像一匹嗷嗷待发的战马，在军舰的甲板上不安地来回走着。
  上海市区与海上各种舰只的灯光交相辉映，使宁静的夜晚更加美丽。
  一阵寒风吹来，掀开了盐泽崭新的军大衣。
  他打了个寒颤，随即看了看手表，便回到舱内的指挥位置。
  他不等中国政府的回答，迫不及待地命令他的6000名陆战队员按预定计划袭击闸北的中国驻军。
  他狂叫：“我们要在4小时之内扫清上海驻军。”
  闸北在公共租界日本区以北，那里需要保护的日本侨民在两天以前已撤退完了。
  当日本士兵越过日本防区界线沿着昏暗的街道向北推进时，那些穿着夜礼服的洋人在晚宴和观戏后，一边往回走，一边打闹取笑。
  一个已有醉意的大鼻子向他的同伙大发议论：“在中国……在上海……比日本人战胜更糟的惟一……惟一情况就是中国战胜。
  让这些日本鬼子去打吧，阿……阿门！
  ”
  骄傲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根本瞧不起中国军队，他们打着火把，一边前进，一边说说笑笑，像郊游野餐一样轻松愉快。
  他们一边前进一边在身后拉上铁丝网，建立路障。
  深夜23点30分，日军行到闸北通天庵路，突然向驻守在那里的19路军156旅发动袭击，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了。
  当时驻守在上海的是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的第19路军。
  该军原在江西奉命“剿共”，在中国共产党“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感召下，全军3万余人放弃“剿共”，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调淞沪一带后，进一步受到上海人民抗日热潮的感染，增强了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19路军有些部队的驻地与日军营房距离很近，彼此可以望见，他们有时故意搞些演习给日军看。
  但该军从“九·一八事变”起，连军饷都领不到，抗日的准备工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且调来不久，情况生疏，不了解日军的真正企图，国民党政府又不给他们提供任何有关情报。
  直到战争爆发前两周，他们才从自己所得的情报中判断出日军的侵略已不可避免，才积极进行应战部署。
  1月23日，19路军负责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沪部队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进行战备动员。
  军长蔡廷锴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挑衅，处处在压迫我们，商店被捣毁，人民被污辱，并加派兵舰和航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
  我最近同淞沪警备司令部戴司令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死也要决心去拼。
  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
  警备司令戴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
  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
  总指挥蒋光鼐在散会前说：“从物资方面，我们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有两三万官兵，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保卫住上海。”
  由于19路军领导集团决心抗战，与会人员群情激昂，个个摩拳擦掌，一致表示：“誓死保卫上海。”
  当日下午7时，19路军向全军发出了紧急战备密令。
  1月24日，蔡廷锴军长与区寿年将军抵达苏州，召集第19路军驻苏州高级将领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
  蔡军长在会上慷慨陈词，再次表明19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