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为避免冲突，将少数防守江桥的部队撤回。
  但日军一面修桥，一面派飞机向我阵地投掷炸弹，炸死炸伤我士兵多人。
  当日天黑后，桥已用木材垫好，日军百余人通过江桥对我阵地扫射、投弹，并突入我阵地，抓走3名哨兵。
  经过交涉，日军终不放人。
  11月4日午间，日军百余人在我左翼渡江，向我猛攻，并以5架飞机向我轮番扫射、投弹，我军死伤数十人，大兴车站亦被炸毁。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马占山指挥部队向日军还击，进行自卫，江桥战斗打响。
  日军以为马占山军队素质和装备极差，不敢向日军还击，不料马占山军突然开火，一时被打得晕头转向，死伤狼藉，丢下一大批尸体退了回去。
  这下惹恼了日军，下午6时，日军步兵1个大队渡江。
  在山炮多门、铁甲车4辆和7架飞机的配合下，向我猛攻。
  我官兵对日寇早已义愤填膺，恨之入骨，好不容易来了发泄机会，一个个奋勇作战，争先杀敌，致使日军整日苦战，不能前进。
  5日，日军变更阵容，驱使张海鹏军队在前。
  我军予以无情打击，敌军死167人，伤600余人。
  6日，日军增加铃木旅团以及两个步兵联队，野炮40余门，重炮8门，飞机8架，铁甲车4辆，从早到晚，对我轮番进攻。
  我军将士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将敌滨本步兵联队几乎完全歼灭，高波骑兵中队亦死伤殆尽。
  这是日寇进攻东北以来的一次空前重大损失。
  我军亦伤亡600余人。
  由于我军伤亡太重，运输又中断，为保存实力，乘夜撤军，退保三间房阵地。
  自江桥开战以来，新闻记者纷至沓来，不断向全国发布马占山抗日消息，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各地贺电如雪片飞来。
  我将士虽放弃了江桥，但士气仍十分高涨。
  江桥一战，日军损失惨重。
  为了保住面子，谎称中国军队得到苏联军队的大力援助。
  但日军已改变了轻视我军的态度。
  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9日晨自长春前往洮南，亲自布署部队，并把驻旅顺的重炮部队、朝鲜混成旅团、南满铁道守备队等调来，先以飞机轮番轰炸，以骑兵迂回到我军侧后进行袭扰，以疲劳我军。
  同时强迫马占山下野。
  本庄繁11月8日的通告说：“马主席如欲避免日军之进入齐齐哈尔，应速披沥诚意，希速于8日夜12时以前提出回答。”
  日林义秀少佐以短札形式表明本庄司令的真意：“考察现在之时局，避免战祸，维持地方治安为惟一之方法。
  即马主席于此时下野，同时黑省政府与张海鹏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无他良策。”
  11月12日午时，日林义秀又送来本庄繁的通告，提出3点要求：（1）马占山下野；（2）黑军由省垣撤退；（3）日军部为保证洮昴路的安全，将向洮昴路昴昴溪行动。
  并限12日夜12时以前回答。
  马占山当即向北平发电请示。
  张学良本来就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无处发泄，好不容易得此机会，遂电命马占山：“饬死守，勿退却。”
  马占山有了主心骨，胆子更大了，遂于当晚答复日方：“一、下野本无不可，但须有中国中央政府命令，派人前来，方能交待。
  如张海鹏一类者，虽有中央命令，亦不交予政权；二、关于退兵一事，在我国领土，我尚有权，非日本所能干涉；三、昴昴溪车站为中国与苏联合营的铁路站，贵军要求进兵，殊与芳泽代表在国联所声明的日本无领土野心一说自相矛盾。
  7。打个狗日的（5）7。打个狗日的（5）
  且余奉令保守疆土，在未奉到明令让渡与日本前，很难照办。
  同时在法律、事实两方面，亦非贵国所应要求。”
  日军看到马占山的回答，气得火冒三丈，立即向我三间房阵地展开猛攻。
  日军从12日开始到18日，四五千步、骑兵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轮番发起强大攻势。
  我军在马占山的指挥下，给敌迎头痛击，与敌反复争夺，打退日军数十次进攻。
  18日中午，日军又有增援到来，而我增援部队则迟到了3个小时，再加上我装备太差，将士死伤惨重，不得已乘夜后撤。
  日军遂进入省垣，但我方军用物资日军无一所得。
  这两次战役，我军人数不及敌军一半，同时参战者不及敌四分之一。
  我殉国者2000余人，敌死伤6000余人。
  日军公认，这是皇军之一大耻辱。
  而我第一次抗战即取得如此之战绩，实在令人振奋。
  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滨江时报》以《马占山万岁》为题，盛赞马占山及所有参战官兵，呼吁中国军人以马占山为榜样，做真正捍卫国土的勇士。
  美国各大报纸也以《中国将军对日宣战》、《中国人痛惩顽敌》、《中国军队大败日军》等标题颂扬马占山领导的中国军队，说此举“顿使被人讽为缺乏军人资格的中国民族放出异彩”。
  为了广泛地开展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于9月20日与日本共产党中央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
  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做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抨击蒋介石的妥协、卖国和内战政策，号召全党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反帝运动，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反蒋怒潮。
  9月24日，上海10万大、中、小学生举行罢课，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了反日大罢工。
  26日，上海10万余人举行反日大集会。
  到10月初，上海80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又组织了义勇军，要求政府发给枪械，参加抗日。
  北京工人也组织了抗日救国会、邮工义勇队、宣传队，开展抗日斗争。
  东北的许多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
  广州、香港等地的日本工厂的中国工人也大多辞职。
  其他各地的工人和民众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了抗日行动中。
  9月28日，南京和上海的学生联合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门前请愿示威。
  包围了南京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
  请愿学生在中央军校质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许抗日。
  从9月到12月，全国各地到南京请愿的学生达五六万人，蒋介石被迫接见学生代表，但每次接见学生都大耍流氓手段，欺骗学生。
  他指着胸脯说：“我如不抗日，可杀我蒋某之头，以谢天下！
  ”
  “三天之内就下令出兵，你们回去吧！
  不要荒废了学业，政府、国家对你们的期望太高了，你们应当努力读书！
  ”
  蒋介石一面欺骗学生，一面把假牙咬得咯咯响。
  他大骂学生：“娘希匹，娘希匹！
  反了，反了！
  ”
  12月17日，3万多学生聚集在蒋介石办公区外的广场上，迎着寒冷的北风要蒋介石回答为什么好几个三天过去了，还不出兵。
  蒋介石恼羞成怒，立即下令宪兵团开枪。
  霎那间枪声大作，一排排刺刀往人丛中直刺，三四十人当场死去，100多人倒在血泊中，大批学生被捕，许多学生被活活抛在河里淹死。
  学生们的血，染红了珍珠桥，也染红了珍珠桥下的流水。
  蒋介石的血腥镇压不仅未吓倒爱国学生，反而激起他们更大的愤怒。
  上海学生愤怒地捣毁了上海市党部，组织民众法庭公审上海市长和公安局长。
  全国各地也捣毁了许多国民党地方党部及政府。
  上海市工商界展开了抵制日货、禁止与日本交易的运动，通过了自10月1日起不卖日货的决定。
  上海各界救国会也通过了与日经济绝交的决议，并实行检查日货行动。
  其他各大城市也纷纷抵制日货，开展各种抗日斗争。
  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8。人间地狱（1）8。人间地狱（1）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长期霸占东北，在军事占领的基础上，开始策划在东北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1931年9月22日8时，“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三宅、坂垣、石原、土肥原、片仓衷等5人，在沈阳市东拓总部楼上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这5人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武力占领满洲；二是用300万日元收买愿为皇军效命的人员和中国军队；三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即“满洲国”。
  这个国家以日本为盟主，以日、满、蒙、汉、朝五族组成，以溥仪为首脑，下设五个镇守使。
  并提出了具体名单：吉林镇守使熙洽，洮索镇守使张海鹏，热河镇守使汤玉麟，东边关镇守使于藏山，哈尔滨镇守使张景惠。
  这个阴谋计划由土肥原提出，其他人一致同意。
  根据会议决定，关东军立即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此方案确定“建立以宣统帝为首，领土包括东北4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王道乐土”。
  但“国防和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本帝国掌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24日，石原在此基础上又秘密写成《满蒙问题根本解决方案》，初步决定了“满洲国”政府在大总统下设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及其具体组织序列，设立6个省区：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东省特别区、蒙古自治领旗。
  根据建立伪满洲国的计划，关东军的法西斯少壮派军人立即行动起来。
  他们以3000支步枪、20万银元收买了张海鹏，使之立即与张学良脱离关系；唆使大汉奸袁金铠组织了辽宁地方维持会，成立了以汉奸臧式毅为省长的辽宁省政府，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支持已投降的汉奸熙洽组建“吉林省政府”；策划建立以张景惠为首的“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和以吉德纯为首的“黑龙江省地方维持会”，脱离中国“独立”；收买东边道地区的汉奸于藏山，并促其发表了降日“宣言”。
  与此同时，关东军花了更大的精力豢养和扶持已逊位的宣统皇帝溥仪。
  溥仪生于1905年，是专横残暴的慈禧太后的侄孙。
  他3岁登基，是清王朝的第十代皇帝，也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帝王。
  他从小在太监和嫔妃群中长大，养成了孱弱、怪僻而又狂妄自大的性格，动辄以鞭打太监来发泄不满。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溥仪被迫退位，但仍给予优待，让他继续留居紫禁城，当关门皇帝。
  1917年，他12岁时，在张勋拥戴下，第二次登基，又做了12天的皇帝。
  张勋失败后，他再度退位，但仍过着小朝廷的生活。
  溥仪在皇宫内，完全接受遗老遗少的一整套封建帝王教育，终日梦想恢复“祖宗基业”。
  长到十六七岁时，曾一心想去欧洲留学，妄图学成后，利用西方的“先进”力量，复辟大清帝国。
  1924年1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进北京，宣布永远废除皇帝称号，并逼溥仪限时离开紫禁城。
  溥仪先居住在其父的醇王府，后经过罗振玉和郑孝胥等亲日派与日本勾结，逃到日本兵营，然后到日本使馆居住。
  他在日本使馆居住时，几次深夜来到紫禁城外的河边，望着辉煌的角楼和威严的城堞。
  他暗暗发誓：“将来必以一个胜利君王的姿态，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
  不久，经过日本特务的策划，他于1925年2月23日夜8时许，穿着日本服装，诡称日本人，在北京前门车站坐上三等兵车，逃至天津日租界“静园”里。
  从此，有远见的日本特务机关便把这个贵重的“活文物”、“政治物资”收藏起来，以备使用。
  当时土肥原等人把溥仪劫持到天津的意图是想扰乱平津治安，如获成功，让溥仪在北平就位，铲除张学良在华北的力量，将东三省全部让给日本。
  这是他们最理想的结果。
  此计不成，则劫持溥仪到沈阳，做“满洲国”傀儡。
  溥仪在日本期间，曾用黄绢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写了一封密信，请求日本出兵中国，帮其恢复帝位。
  信写好后，特派皇室日本家庭教师远山猛雄送去。
  同时还用黄绢给日本法西斯组织“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写了一信，信中说：“溯自辛亥禅政，瞬已廿载，水深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