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方。”
  “也是参加创作学习班的？”
  “嗯。”
  “老作家？”
  “老右派。”
  “那……”
  “他当过编辑，让他来帮着看看稿，边改造边利用嘛！”
  我不由得又朝他多看几眼。创作学习班，成员大多数是知青，饭桌上也在高谈阔论小说之类。杨方一言不发，连目光也不旁视，瞅定一部分桌面，默默地吃饭。满口牙残缺不全，吃得极慢极慢。他那一张刀条脸，瘦得不能再瘦。两腮塌陷，颧骨高突，一双眼睛深深地隐蔽在眼窝里。面色青绿。每一嚼动，青绿的皱纹纵横的面皮便一紧一弛。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他的眉毛，左右眉峰各有长长的两束，无羁地飞扬着，箭竖着。仿佛除了剪断，是别无他法使其倒顺的。
  我离开饭堂时，见他那一桌只剩了他自己，仍极慢极慢地吃着，仍瞅定一部分桌面，目不旁视。分明由于牙齿不健，连一个烧饼还未吃完。他不但吃得极慢，也吃得极小心，一手颤抖地端着碗接在口下，可能惟恐烧饼掉下的酥皮儿落在桌上，被人指责浪费农民血汗。
  回到宿舍，听别人讲，我才知道，他原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由于在“反右”斗争中说了些“错话”，被打成了“右派”。即使在当时，那些“错话”的性质也并不很严重。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结果不严重也便严重了。“右派”的帽子不给他戴上给谁戴上呢？成了“右派”，自然也就被从革命军队中“清洗”而出，发配到了哈尔滨，后来据说改造得好，表现“老实”，调到了黑龙江出版社。“文革”中，遭第二次清洗，又被从黑龙江出版社逐出，发配到北大荒，在四师接受第二番改造，当一名注“另册”的农场职工。
  别人还告诉我，他是好几本书的责任编辑，其中包括《苦菜花》和《迎春花》。当年这两本书是“大毒草”。所以那与其说是他的成绩，莫如说更是他的“罪行”。后来我曾特意重翻那两本书，却见印在书上的责任编辑并不是他。或者是人云亦云，造成误传；或者因为他成了“右派”，在那两本书还不是“大毒草”的年月，不便印上他的名字。
  他一个人住在我们隔壁的小房间。不是出于照顾，而是因为他通宵达旦地咳嗽。和他住在一个房间的人，是根本无法睡觉的。除了每天吃三顿饭的时候，我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而在吃饭时见到的他，一如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他患有肺气肿，正值严冬，从住处到食堂，一两分钟的路，他也不得不戴着口罩。还患有神经性颤抖症，使人总担心他吃饭时端不住碗。还患有胃溃疡——都是“改造”的成果。
  有天吃午饭，半个馒头从他手中掉到地上，被他捡起，已粘了不少土。他想剥皮，刚剥下一小块，却不敢往桌上放，不知如何是好。拿着半个脏馒头，吃不得，不吃又不行的样子。
  我恰巧坐在他身旁，从他手中夺下了那半个脏馒头，又掰了半个馒头给他。
  “不，不，我……还是吃了那半个脏的吧……”
  我随手将那半个脏馒头抛进了剩饭桶。
  同桌的伙伴们的目光都是赞许的。
  惟他自己，满脸惴惴不安的神色。
  我们同屋的三个知青，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时，常听到他在隔壁一阵阵剧烈的咳嗽。那咳嗽之声剧烈得连我们都替他喘不上气来。白天能听到，晚上也能听到。只要他在咳嗽，我们便知他在看我们的稿子。而一到夜晚，他每每咳嗽得更剧烈。
  还有点人味儿的人，谁能不心疼这样一位为我们做“嫁衣裳”的老者呢？其实他当年还不算老，也许才五十五六岁，可看上去已衰弱得像七十来岁的人了。
  他看稿极认真，从不在任何人的稿上乱勾乱画。连个符号也不记。连一页纸的纸角也不折。稿旁放一个小本，一切都记在小本上。如——P多少多少，第几行，有一个什么什么字错了……
  一视同仁。
  对于那些稿面非常清洁的稿子，他更是格外显出一份儿对作者的尊重。看前，总是要用湿毛巾擦擦手，怕将稿面弄脏，或留下他的指印。
  他谈稿子更认真。对一个不恰当的词，一个不真实的情节，一个概念化的细节，一句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对话，他总要预先替你设想出几种修改方案，与你谈时，极谦恭地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许改一改更好。我想出了几种改法，咱们共同商量，看确定哪一种方案更好？”
  其实他心中早已有了最佳修改方案。他并不希望你立刻接受，而希望你在经过比较之后，自己选择那最佳的方案。你一时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也不急。更不和你争辩。耐心地听你谈完自己的想法，然后婉言劝你再去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他的意见，十之八九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
  他的谦恭，常常使我们在他面前，更加心疼他那体弱多病的身体。而在他，那绝非虚伪。那是发自内心里的虔诚。因为他仿佛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右派”，一个确乎有“罪”的人，一个被“改造”着的人，一个不过被临时“利用”一下的人。而这种“利用”，又仿佛对他意味着是一种抬举，一种恩典，一次“赎罪”的小小的机会。他以他的全部虔诚，搭上他那衰弱之极的身体，回报这种抬举，这种恩典，这一次小小的“赎罪”的机会……
  他是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我当年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的第一篇小说《向导》，是在他与我长谈了三次之后才定稿的。
  那一次创作学习班上，有个骄傲的小子，和他大吵大嚷，骂他“臭右派，装模作样假充内行”！他一言不发，默默地挨骂。我们大家气坏了，将那小子骗到郊野，狠揍了一顿。
  我们都从内心里开始尊敬他。
  有天夜里，同屋的一个伙伴醒了，把我们也都捅醒，说：“老杨怎么不咳嗽了？”
  在那个年月，我们不能像如今一样，对我们所尊敬的文学界长者称“老师”一样，称他“杨老师”——这样的称呼也会使他自己惊恐的。我们只能叫他“老杨”。
  我们都匆匆披上衣服闯入他的屋里——椅子翻在地上，他倒在地上，桌上是稿子，手中是笔……
  他脸色铁灰……
  那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立即将他背往师部卫生院……
  那一次，如若不是我们发现得早，他便死了。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
  后来每年一次的创作学习班上，只要他的身体能撑得住，总会前去辅导。像辅导我们那一期学员一样虔诚……
  如今，许多经他辅导过的当年的知青，都走上了文学道路。
  一九七五年，我在复旦大学，得知他病故了。
  我们离开了北大荒。
  他埋在了北大荒。
  我是没法儿忘了他的。
  一缅怀起他，我对那过去了的历史充满悸怖——它使好人无端变成“罪人”，竟是那么随便！那么轻而易举！并且连同无罪之人的无罪的意识，都一块儿奸污了！
  是以追记此文，寄托我对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的大的哀思！
  “克隆”一个我
  结婚以后，对于做父亲，我心理上一直是挺忄西惶的。说穿了是怕承担起那一份儿责任。因为此前做哥哥，做弟弟，做儿子的责任，早已使我忧患多多。由于我的坚决，妻忍痛割爱。“舍弃”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妻深知我极愿有一个女儿，如今每每口出谴言：“那头胎必是女儿无疑。”
  起初只当玩笑，不以为然。后来渐渐地竟有了罪过感。甚至，数次梦见我那“女儿”——　一岁多的一个小裸孩儿，亦灵亦拙地朝我爬过来，其声甜甜怨怨地叫我“爸……”
  妻知我陷于认真后，劝我：“想开点儿。如果对得起那女儿了，眼前这个大儿子不就不存在了吗？”
  话倒是有理，可心内从此平添了一份惆怅。我的罪过感源于这样一种心理——那已然是一个小生命了啊！竟由于我的坚决，我的意志，便没有了出生的权利！我是谁？我是上帝吗？上帝即使真的存在，他漠视生命权利的做法也是该诅咒的啊！那小生命倘若出生，该在这世界上演绎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的意志，对于“她”是“不可抗力”。一个凡夫俗子以仿佛上帝般的“不可抗力”，吾语即出便灭绝了一个一旦出生可以编织童年、少年、青年、老年四篇漫长故事的小生命，难道还不是罪过吗？姑且不论那故事精彩或平庸。事实上，在我看来，人的出生本身即奇迹。我破坏了一个奇迹。它永不能再次发生。我极其憎恶我曾经“上帝”过一次……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儿子的爱深受影响。事实上我做了父亲以后，一直视父亲的责任为我人生最主要的责任之一。
  我关心他的心脏是否健康。
  也关心他的心灵是否健康。
  我希望他将来成为这样一个男人——为人处事有原则。善良，富有同情心。不沾染任何纨绔的习气。
  有时电视里播映某部打动人心的专题片，我必将他唤来，命他坐我身旁一道看。当然的，他往往并不情愿，但不敢违抗。他早已领教我此时是相当严厉的。
  我欣慰的是，他的老师们都这么评价他：“这孩子特实诚。”
  我做人有恪守的原则。
  我当然只能按照我以为好的原则要求我的儿子。我希望他在做人的某些方面像我。
  我惭愧的是——自从他升入初二以后，我在学习方面一点儿也辅导不了他了。
  高一期末考试前，我郑重地对他说：“爸爸已经看到你刻苦用功的状态了，那么分数就顺其自然吧。如果你面对某一科的试卷头脑发蒙，全做不上来，我主张你干脆交白卷。谁也没理由责备自己刻苦用功了的儿子。因为这种责备是可恶的。”
  考试前一天儿子睡得极酣。
  我也是。
  当然，他发挥得也还正常……
  我与儿子
  我曾以为自己是缺少父爱情感的男人。
  结婚后，我很怕过早负起父亲的责任。因为我太爱安静了。一想到我那十一平方米的家中，响起孩子的哭声，有个三四岁的男孩儿或女孩儿满地爬，我就觉得简直等于受折磨，有点儿毛骨悚然。
  妻子初孕，我坚决主张“人流”。为此她备感委屈，大哭一场——那时我刚开始热衷于写作。哭归哭，她妥协了。
  妻子第二次怀孕，我郑重地声明：三十五岁之前决不做父亲。她不但委屈而且愤怒了，我们大吵一架——结果是我妥协了。
  儿子还没出生，我早说了无穷无尽的抱怨话。倘他在母腹中就知道，说不定会不想出生了。妻临产的那些日子，我们都惴惴不安，日夜紧张。
  那时，妻总在半夜三更觉得要生了。已记不清我们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也记不清半夜三更，我搀扶着她去了几次医院。马路上不见人影，从北影到积水潭医院，一往一返慢慢地小小心心地走，大约三小时。
  每次医生都说：“来早了，回家等着吧！”
  妻子哭，我急，一块儿哀求。哀求也没用。
  始终是那么一句话——“回家等着，没床位。”
  有一夜，妻看上去很痛苦，但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她大概因为自己老没个准儿，觉得一次次地折腾我，有点儿对不住我。可我看出的确是“刻不容缓”了——妻已不能走。我用自行车将她推到医院。
  医生又训斥我：“怎么这时候才来？你以为这是出门旅行，提前五分钟登上火车就行呀！”
  反正你要当父亲了，当然是没理可讲的事了。
  总算妻子生产顺利，一个胖墩墩的儿子出世了。
  而我是半点儿喜悦也没有的，只感到舒了口气，卸下了一种重负。好比一个人的头被按在水盆里，连呛几口之后，终于抬了起来……
  儿子一回家，便被移交给一位老阿姨了。我和妻住办公室。一转眼就是两年。两年中我没怎么照看过儿子。待他会叫“爸爸”后，我也发自内心地喜爱过他，时时逗他玩一阵。但是从所谓潜意识来讲是很自私的——为着解闷儿。心里总是有种积怨，因为他的出生，使我有家不能归，不得不栖息在办公室。
  夏天，我们住的那幢筒子楼，周围环境肮脏。一到晚上，蚊子多得不得了。点蚊香，喷药，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蚊子似乎对蚊香和蚊药有了很强的抵抗力。
  有天早晨我回家吃早饭，老阿姨说：“几次叫你买蚊帐，你总拖，你看孩子被叮成什么样了？你真就那么忙？”
  我俯身看儿子，见儿子遍身被叮起至少三四十个包，脸肿着。可他还冲我笑，叫“爸……”我正赶写一篇小说，突然我认识到自己太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