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孤独的老师和一个孤独的学生不是更应该在一所学校里吗？转学后你肯定会想念老师，老师也肯定会想念你的。孤独对一个人不见得是坏事……这一点你以后会明白的。再说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应该主动去接近同学们，而不应该对所有的同学都充满敌意，怀疑所有的同学心里都想欺负你……”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她已成泉下之人近二十年了。我只有在这篇纪实性的文字中，表达我对她虔诚的怀念。
  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谄富媚权的心态！
  而嫌贫谄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为我小学毕业后，接着进入了中学，而后又进入过大学，所以我有理由这么认为。
  我诅咒这种现象！鄙视这种现象！
  时间即“上帝”
  少年时读过高尔基的一篇散文——《　时间　》。高尔基在文中表现出了对时间的无比敬畏。不，不仅是敬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其恐惧的心理。是的。是那样。因为高尔基确乎在他的散文中用了“恐惧”一词。他写道——夜不能眠，在一片寂静中听钟表之声嘀哒，顿觉毛骨悚然，陷于恐惧……
  少年的我读这一篇散文时是何等的困惑不解啊！怎么，写过激情澎湃的《　海燕　》的高尔基，竟会写出《　时间　》那般沮丧的东西呢？
  步入中年后，我也经常对时间心生无比的敬畏。我对生死的问题比较地能想得开，所以对时间并无恐惧。
  我对时间另有一些思考。
  有神论者认为一位万能的神化的“上帝”是存在的。
  无论神论者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上帝”。起码可以成为主宰自己精神境界的“上帝”。
  我的理念倾向于无神论。
  但，某种万能的，你想像其寻常便很寻常，你想像其神秘便很神秘的伟力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什么呢？
  我认为它就是时间。
  我认为时间即“上帝”。
  它的伟力不因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其意志可谓永恒，但用一百年挖掉了两座大山又如何？用一千年填平了一片大海又如何？因为时间完全可以再用一百年堆出两座更高的山来；完全可以再用一千年“造”出一片更广阔的海域来。甚至，可以在短短的几天内便依赖地壳的改变完成它的“杰作”。那时，后人早已忘了移山的愚公曾在时间的流程中存在过；也早已忘了精卫曾在时间的流程中存在过。而时间依然年轻。
  只有一样事物是有计算单位但无限的，那就是时间。
  “经受时间的考验”这一句话，细细想来，是人的一厢情愿——因为事实上，宇宙间没有任何事物能真正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一千年以后金字塔和长城也许成为传说，珠峰会怎样很难预见。
  归根到底我要阐明的意思是——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计算的单位；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涂上了人性的色彩；因为有了人，时间才变得宝贵；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它自己的简史；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一切的意义……
  而在时间相对于人的一切意义中，我认为，首要的意义乃是——因为有了时间，人才思考活着的意义；因为在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式中，独有人进行这样的思考，人类才有创造的成就。
  人类是最理解时间真谛，也是最接近着时间这一位“上帝”的。
  每个具体的人亦如此。
  连小孩子都会显出“时间来不及了！”的忐忑不安或“时间多着呢！”的从容自信。
  决定着人的心情的诸事，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十之八九皆与时间发生密切关系。
  人类赋予了冷冰冰的时间以人性的色彩；反过来，具有了人性色彩的时间，最终是以人性的标准“考验”着人类的状态——那么：
  谁能说和平不是人性的概念？
  谁能说民主不是人性的概念？
  谁能说平等和博爱不是时间要求于人类的？
  人啊，敬畏时间呢，因为，它比一位神化的“上帝”对我们更宽容；也比一位神化的“上帝”对我们更严厉。
  人敬畏它的好处是——无论自己手握多么至高无上的权杖，都不会幼稚地幻想自己是众生的“上帝”。因为也许，恰在人这么得意着的某个日子，时间离开了他的生命……
  让我迟钝
  我从小是一个敏感的孩子。这主要体现在自尊心方面。但我又是一个在自尊心方面容易并且经常受伤的孩子。一个穷孩子要维护住自己的自尊心，像一只麻雀要孵化成功一枚孔雀蛋一样难。
  青少年时期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一个人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拥有友情。明白了这一个道理之后我便是一个不乏友情的少年了。我少年时期的友情都是用友善换来的。它的一部分牢固地延绵至今。
  我感激文学。文学对中学时期的我最重要最有益的影响那便是——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中接受了人性教育。我的中学的最后一年发生“文革”。我对自己较为满意的是——我虽是“红五类”、“红卫兵”，但我在“文革”中与任何“红卫兵”的劣迹无涉。我没有以“革命”的名义歧视过任何人，更没有以“革命”的名义伤害过任何人。恰恰相反，我以我当年仅能表现的方式，暗中有时甚至是公开地同情过遭到这样那样政治厄运的人。
  “文革”对我最大的也最深刻的影响是——促使我以中学生的头脑思考政治。无论是知青的六年多里，亦或是“工农兵学员”的三年多里，我都是一名对“四人帮”的专制采取抵牾态度的青年。这一点使我那样一名默默无闻的知识青年，竟有幸与一些“另册”知识分子建立了友情。这也同时是成为作家的我，后来为什么不能成为“纯粹为文学”的作家，某些作品总难免具有政治色彩的原因。
  成为作家的我依然是敏感的。我曾相信成为作家的我，是足以有能力来朝自认为更好的方面培养自己的人格了。我曾说过——人格非人的外衣，也非人的皮肤，而是人的质量的一方面。
  我承认我对关乎自己人格的事，以及别人对自己人格的评价是敏感的。正因为这样，我承认——我常常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换取别人对我的人格的赞许和肯定。这一点从好的方面讲，渐渐形成了我做人的某些原则。那些原则本身绝对没什么问题；从不好的方面讲，任何人刻意而求任何东西，其实都是不自然的。
  我承认，我对文学和作家这一职业，曾一度心怀相当神圣的理解。因为文学曾对我有过那么良好的影响。这一种越来越不切实际的理解，很费了一番“思想周折”才归于客观的“平常心”。
  我承认，恰恰是在我成为作家以后，所受的伤害是最多的。从一九八二年我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以后，我几乎不间断地在友情和人格两方面受伤。原因诸多，有时因我的笔；有时因我的性格；有时那原因完完全全起于别人方面。我也冒犯过别人，故我对因此而受的伤害甘愿承担。
  我承认，每当我被严重地误解时，我总会产生辩白的念头……
  我承认，每当我受了过分的伤害，我总会产生“以牙还牙”的冲动……
  我承认，每当我遭到辱骂和攻击时，即使表面不以为然，心头已积隐恨……
  我承认，我很自慰地承认，后来我渐渐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
  我承认，即使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的我，也很难真的无动于衷……因为我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并不等于我的妻儿、亲友，以及一切关爱着我的人也同时具有。一想到他们和她们也许同时受到伤害，我常打算做出激烈的反应。我的笔使我不无这种能力。它在作为武器时也肯定是够锐利的……
  但是近来我逐渐形成了另一种决心，那就是——从我写这篇文章的此时此刻起，我要求自己对于一切公开的辱骂、攻击、蓄意的合谋的伤害，不再做丝毫的反应。不再敏感，而要迟钝，而要麻木。这也是一种刻意。这一种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不太自然的。这与所谓表现气度无关，而与珍惜所剩的生命有关。所以即使也是一种刻意，即使也是不太自然的，却是必须如此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敏感，和一个人血管里的血，大脑中的脑细胞，和一个人的所有生命能动性一样，也是有限量的。生命像烟一样，不可能活一天附加一天。生命是一个一直到零的减法过程。
  我觉得，我的敏感已大不如前。我的精力状况和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
  我的精力正在一天天变得颓萎。
  我的敏感“水平”正在一天天下降。
  我只能而且必须极其“节省”地运用它。
  故我要公开地发一个毒誓，从此时此刻起直至我死，我坚决地对一切伤害不再做出丝毫的反应。我也坚决地对一切误解不再做出任何辩白——今天以前的反应不包括在内。比如对吴戈其人的攻击所做的反应。它可能在今天以后见诸报刊，已无法撤消。
  如果我竟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让我死于非命——患癌的可能性不包括在内。我们都知道，癌症是与遗传基因有关的。
  我既发此毒誓，那么恭请一切报刊，万勿再就辱骂和攻击性、贬低性内容对我进行采访；倘明知我发此毒誓还一味企图从我口中讨个说法，显然便是不人道的了。
  我既发此毒誓，那么恭请一切报刊放心，凡登载涉及我的文章，无论攻击性多么强，无论辱骂的话语多么恶劣，皆可毫无顾虑。我将一概地保持绝对沉默。近一时期我深受被采访之苦，远比对我的文字伤害更使我身心受损。而实际上，我的誓言其实早已悄悄生效——我基本做到了无论怎样“启发”，坚决地不对任何误解进行辩白；坚决地不对任何攻击、辱骂、贬低和人格侵犯说出一句反击性的话——今日《光明日报》一名女记者对我进行的采访又当例外。其中有对一件事的辩白，我经考虑认为是必要的。
  那么，以后，我的敏感将仅仅体现在如下方面：
  对感情的敏感反应——包括亲情、友情、同情。
  对社会和时代现象的敏感反应……
  对想像与虚构能力的职业性的敏感反应……
  对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对修辞之职业水平的敏感反应……
  对自己责无旁贷的种种义务的敏感反应……
  我真的认为我的敏感将渐成我生命的微量元素，它是必须节省使用的了。倘在以上方面我仍能保持着它，我觉得对于我就已经是不容易之事了。
  我预先做一个与鲁迅先生截然相反的声明：我死之际将不带走对一个世人的嫌恶和憎恨。因为归根结底，我们人类也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种动物。我们既然公认每一种动物的习性都有其必然性、合理性，那么自己的同类也何妨如此？
  我将严格恪守我的誓言至死不悔。倘我竟不能，我甘愿遭世人唾弃和嘲笑！
  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他死十几年了。
  一个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军队的人。一个解放后兢兢业业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一个“右派”。一个至死也未得到“平反”的人。一个至死虔诚地认为自己可能对党对人民有罪，并且毫无怨言地接受改造和惩罚的人——尽管他也许根本不知那“罪”到底是什么。
  上帝说：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相信上帝的人无可辩白。
  因为上帝是不会错的——人的辩白则是罪上之罪。
  大概正是基于这种宗教逻辑，他从不替自己辩白。
  如果他活到了“平反”那一日，他定会震惊于上帝也会犯错误的吧？
  他是我接近过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
  “右派”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要推翻社会主义”——我的中学政治课本上是这么写着的。我的中学政治老师也是这么教育我的。
  所以在“文革”中，仍戴着“右派”帽子或已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遭到严酷批斗时，我虽常常不免被那种种批斗方式的严酷所惊悸，却隐藏起一个少年的仁慈，丝毫也不流露。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大荒。是在兵团举办的一次创作学习班上。
  一天，吃早饭时，我发现多了一位形销骨立、面容枯槁憔悴的老者，奇怪地问坐在身旁的人：“那是谁？”
  “杨方。”
  “也是参加创作学习班的？”
  “嗯。”
  “老作家？”
  “老右派。”
  “那……”
  “他当过编辑，让他来帮着看看稿，边改造边利用嘛！”
  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