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生，早已有了许多种比喻。
  我想，人生也是可以比做一块画布的。有人的一生如巨幅的画布，其上所展现的情形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人的一生充满了泼墨式的，大写意式的浪漫，或充满了起伏跌宕的戏剧性。看他们的人生画布，好比看连环画。
  但大多数人的人生画布是小幅的。我的人生画布就属于大多数人中的一例。我曾与朋友们戏称之为“手帕人生”。是的，我也就是在这么大的尺寸中，以写实的，有时甚至是以工笔的画法，相当认真地一层层涂抹我的寻常人生。我的人生画布上太缺乏浪漫色彩，更没什么戏剧性，内容简明甚是单调。我的童年和少年，其实也就根本不怎么值得回忆，更不值得写出来供人看。
  又，我觉得，童年是人生画布的底色。底色上即使勾勒出了影影绰绰的人形，却往往属于“点彩”派、“印象”派的那一种。远看或还辨得清轮廓，近看则就与底色模糊成一片了。毕竟，那轮廓的边缘，与底色融得太平贴，并不能从底色上凸现出来……
  我觉得，少年是人生画布上关于人的首次白描。此时画布上一个少年的眉目略清。他的表情已能默默无言地预示着他未来的性情和品格。甚至，已有几分先天性的因素含蓄在他的眼里，预示着他未来的命运了……
  分析我们大多数人之人生的画布，皆证明着这么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我的童年和少年，在我人生的画布上，尤其符合此一种普遍性。那“手帕”上的小人儿有我今天的影子。
  我自己这么认为……
  笔
  它是黑色的，笔身粗大，外观笨拙。全裸的笔尖，旋拧的笔帽。胶皮笔囊没有夹管，吸墨水时，捏一下，鼓起缓慢。墨水吸得太足，写字常常“呕吐”，弄脏纸和手。
  这种老式产品，十五年前就被淘汰了。如今，要寻找它的一个“同类”，不比寻找一件马褂容易。若坏了，任何修笔铺都无法修配，人家肯定会劝你干脆扔掉，买支新的。
  我使用它，已经二十多年了。笔尖劈过，断过，被我磨齐了，也磨短了。笔道很粗，写一个笔划多的字，大稿纸的两个格子也容不下。已不能再用它写作，只能写便笺或信封。笔帽倘非胶布缠着，早就四分五裂。笔囊几年前就硬化，被我取消，权当蘸水笔用。笔杆换过了，用火烤着硬“安”上的。“安”是“安”上了，却不可能再拧下来。
  它是母亲给我买的。是我使用的第一支钢笔。那一年，我升入小学五年级了。学校规定，每星期有两堂钢笔字课。某些作业，要求学生必须用钢笔完成。全班每一个同学，都有了一支崭新的钢笔。有的同学甚至两支。我却没有钢笔可用，连支旧的也没有。我只有蘸水钢笔。每次完成钢笔作业，右手总被墨水染蓝。染蓝了的手又将作业本弄脏。我常因此而感到委屈。我真羡慕我的同学们，做梦都想得到一支崭新的钢笔。
  一天，我终于哭闹起来，折断了那支蘸水笔，逼着母亲非立刻给买一支吸水笔不可。
  母亲对我说：“孩子，妈妈不是答应过你，等你爸爸寄回钱来，一定给你买支吸水笔吗？”
  我不停止哭闹，喊叫：“不，不！我今天就要！你去给我借钱买！……”
  母亲叹了口气，为难地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这月买粮的钱，是向邻居借的。交房费的钱，也是向邻居借的。给你妹妹看病，还是向邻居借的钱。为了今天给你买一支吸水笔，你就非逼着妈妈再去向邻居借钱么？叫妈妈怎么向邻居张得开口啊？……”
  我却不管母亲好不好意思再向邻居张口借钱，哭闹得更凶。母亲心烦了，打了我两巴掌。我赌气哭着跑出了家门……
  那天下雨。我在雨中游荡了大半日不回家，衣服淋湿了，头脑也淋得平静了，心中不免后悔自责起来。是啊，家里生活困难，仅靠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每月寄回几十元钱过日子，母亲不得不经常向邻居开口借钱。母亲是个很顾脸面的人，每次走向邻居家借钱，都需鼓起一番勇气。我怎么能为了买一支吸水笔，就那样为难母亲呢？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对不起母亲了。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靠自己挣钱买一支钢笔。这个念头一产生，我就冒雨朝火车站走去。火车站附近有座坡度很陡的桥。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帮拉货的手推车夫们推上坡，可讨得五分钱或一角钱。
  我走到那座大桥下，等待许久。不见有手推车来。雨越下越大，我只好站到一棵树下躲雨。雨点噼噼啪啪地抽打着肥大的杨树叶，冲刷着马路。马路上不见一个行人的影子，只有公共汽车偶尔驶来驶往。几根电线杆子远处，就迷迷蒙蒙地看不清楚什么了。
  我正感到沮丧，想离开雨又太大，等下去肚子又饿，忽然发现了一辆手推车，装载着几层高高的木箱子，遮盖着雨布。拉车人在大雨中缓慢地、一步步地朝这里拉来。看得出，那人拉得非常吃力，腰弯得很低，上身几乎俯得与地面平行了，两条裤腿都挽到膝盖以上，双臂拼力压住车把，每迈一步，似乎都使出了浑身的劲。那人没穿雨衣，头上戴顶草帽。由于他上身俯得太低，无法看见他的脸，也不知他是个老头还是个小伙儿。
  他刚将车拉到大桥坡下，我便从树下一跃而出，大声问：“要帮一把吗？”
  他应了一声。我没听清他应的是什么，明白是正需要我“帮一把”的意思，就赶快绕到车后，一点也不隐藏力气地推起来。车上不知拉的何物，非常沉重。还未推到半坡，我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双腿发软，气喘吁吁。那时我才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钱并非容易挣到的。即或一角钱，也是并非容易挣到的。我空着肚子呢。又推了几步，实在推不动了，产生了“偷劲”的念头。反正拉车人是看不见我的！我刚刚松懈了一点力气，就觉得车轮分明顺坡倒转。不行！不容我“偷劲”。那拉车人，也肯定是凭着最后一点力气在坚持，在顽强地向坡上拉。我不忍心“偷劲”了。我咬紧牙关，憋足一股力气，发出一个孩子用力时的哼唷声，一步接一步，机械地向前迈动步子。
  车轮忽然转动得迅速起来。我这才知道，已经将车推上了坡，开始下坡了。手推车飞快地朝坡下冲，那拉车人身子太轻，压不住车把，反被车把将身子悬起来，双腿离了地面，控制不住车的方向。幸亏车的方向并未偏往马路中间，始终贴着人行道边，一直滑到坡底才缓缓停下。
  我一直跟在车后跑，车停了，我也站住了。那拉车人刚转过身，我便向他伸出一只手，大声说：“给钱！……”
  那拉车人呆呆地望着我，一动不动，也不掏钱，也不说话。
  我仰起脸看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原来是母亲！
  雨水，混合着汗水，从母亲憔悴的脸上直往下淌。母亲的衣服完全淋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湿漉漉地贴在身上，显出了她那瘦削的两肩的轮廓。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望着母亲，母亲望着我，我们母子完全怔住了。
  就在那一天，我得到了那支钢笔，梦寐以求的钢笔。
  母亲将它放在我手中时，满怀期望地说：“孩子，你要用功读书啊！你要是不用功读书，就太对不起妈妈了啊！……”
  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一刻都没有忘记过母亲满怀期望对我说的这番话。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母亲变成老太婆了。那支笔，也可以说早已完成它的使用价值和历史使命了。但我，却要永远保存它，永远珍视它，永远不抛弃它。
  现在的五年级学生，是不会再因家里买不起一支钢笔而哭闹了；现在的母亲们，也是不会再为给孩子买一支钢笔而去冒着大雨拉车了。我们发展着的生活，正在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消除着贫困。成熟在贫困之中的有益的东西，将会存留在下一代心里。
  母亲，母亲，我永远感激您当年为我买了那支老式的廉价的钢笔……
  我和橘皮的往事
  多少年过去了，那张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黑边近视镜的女人的脸，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橘皮的往事……
  其实，校办工厂并非是今天的新事物。当年我的小学母校就有校办工厂。不过规模很小罢了。专从民间收集橘皮，烘干了，碾成粉，送到药厂去。所得加工费，用以补充学校的教学经费。
  有一天，轮到我和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去那小厂房里义务劳动。一名同学问指派我们干活的师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几种病？师傅就告诉我们，可以治什么病，尤其对平喘和减缓支气管炎有良效。
  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困扰，经常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就那么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比一冬季气喘得厉害。看着母亲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的痛苦样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里难受得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这么多这么多橘皮，我何不替母亲带回家一点儿呢？
  当天，我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
  以后，每次义务劳动，我都往兜里偷偷揣几片干橘皮。
  母亲喝了一阵子干橘皮泡的水，剧烈喘息的时候，分明地减少了，起码我觉着是那样。我内心里的高兴，真是没法儿形容。母亲自然问过我——从哪儿弄的干橘皮？我撒谎，骗母亲，说是校办工厂的师傅送给的。母亲就抚摸我的头，用微笑表达她对她的一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儿欣慰。那乃是穷孩子们的母亲们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不料想，由于一名同学的告发，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先是在全班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后来是在全校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
  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块橡皮，半截铅笔，只要一旦和“偷”字连起来，也足以构成一个孩子从此无法洗刷掉的耻辱，也足以使一个孩子从此永无自尊可言。每每的，在大人们互相攻讦之时，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你自小就是贼！”——那贼的罪名，却往往仅由于一块橡皮，半截铅笔。那贼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个人背负终生。即使往后别人忘了，不再提起了，在他或她的内心里，也是铭刻下了。这一种刻痕，往往扭曲了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毁灭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学校的操场上，我被迫当众承认自己偷了几次橘皮，当众承认自己是贼。当众，便是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啊！……
  于是我在班级里，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于是我在学校里，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而仅仅是，无可争议地是一个贼，一个小偷了。
  我觉得，连我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老师似乎都佯装不见，目光故意从我身上一扫而过。
  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讲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
  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正休产假。
  她重新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觉察出了我的异常处境。
  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我哇地哭了……
  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吩嘱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
  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是她在课堂上所说的那番话……
  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师，她以前对我从不曾偏爱过，以后也不曾。在她眼里，以前和以后，我都只不过是她的四十几名学生中的一个，最普通最寻常的一个……
  但是，从此，在我心目中，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了。尽管依然像以前那么严厉，依然戴六百度的近视镜……
  在“文革”中，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了，没给任何一位老师贴过大字报。我常想，这也许和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某种关系。没有她，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