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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百分之百是董胖子策划的。接完刘总电话后，我冷汗直流，心中飞快地转着念头，把事情前前后后地想了一遍，终于明白了董胖子订货会时为什么非要去重庆，还找我要前两年的经销合同；也明白了刘总突然冷淡下来的原因，我几乎能想像得出他们是怎样密谋策划，把坑挖好，然后躲在旁边，等我一步步地接近、再接近，最后扑通一声掉进去。这群狗——日——的！我在心里怒骂，同时痛恨自己的糊涂，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这个时候给老赖打电话，如果不是姓刘的恰好在旁边，我完全可以耍赖，反正一切都是口头协议，一点字据都没留下，公司再怎么起疑，也不至于公然把我开除。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大三那年，因为著名的黄色录像事件，我差一点被学校开除。那是我生活中的第一次危机，事件发生后，我对李良说，如果我真的被开除了，我一定不回成都，而是躺在某一段冰冷的铁轨上，就像我们无比景仰的偶像，那个死亡成就的英雄，海子。
  90年代初期，是大学生经商最为疯狂的年代，到处都在讨论卖茶叶蛋的应不应该比造导弹的赚钱多，大学生们好像一夜之间被尿憋醒了，纷纷抛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述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重任，把脑袋削尖，争先恐后、气急败坏地往钱眼里钻，那个时候，谁要是说自己没当过小贩，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我们学校的商潮也颇为壮观，食堂门口糊满各种变态的广告，卖书的、组织家教的、联系直销的，用的词也是花里胡哨，无奇不有；宿舍楼下的小摊排出几里长，一天到晚闹哄哄的，比外面的菜市场都鲜活生猛。每个人都是一个贸易公司，我们宿舍的门一天要被敲开八十次，卖衬衫袜子的，卖方便面榨菜的，卖梳子镜子化妆品的，甚至还有上门推销避孕套的。学校当局顺应天时人心，组织学生搞模拟股票市场、模拟期货市场，人潮涌动，跟赶集一样。我曾一天之内赚了几十万，当然，全是假的。那个年代到处流传着一夜暴富的假新闻，说师大有个学生倒钢材赚了几千万，天天开着林肯上学；说民院某个部落酋长的女儿，投了20万炒期货，不到一年就翻成一个亿，现在正准备制作大片…………我也不甘人后，先后开过啤酒屋、租书店、台球厅，摆摊卖过白沟的服装、廊坊的书架，到大三下学期，终于如愿以偿地承包了我们学校的录像厅。
  我那时候有句名言：钱是赚出来的，不是攒出来的。所以尽管我做了那么多生意，到最后还是口袋空空，每月伸手跟父母要钱———我的利润全变成啤酒了。承包录像厅倒是个好买卖，英语系的楚江潮包了三个月，肥得撒尿都带油花，一日三餐都在校外馆子里吃。我当时的要求也不高，只要能偶尔给赵悦买件衣服，隔三差五请朋友们撮一顿就行了。
  我承包了整整一学期，狠赚了一些钱，但最后还是全部搭进去了。
  开始的时候生意不算好，每天只有五、六十个人来看，票房收入严重不抵承包费。我急了，到处搜罗大片，《魂断蓝桥》、《侏罗纪公园》、《沉默的羔羊》、周润发的英雄系列，周星驰的搞笑系列…………，海报贴得铺天盖地。每周六搞一次《经典回眸》，来通宵的，放的全是小时候记忆深刻的电视剧，《上海滩》、《射雕英雄传》、《霍元甲》、《陈真》，生意一下子就火了起来，最厉害的一天光门票就卖出去四百多张，再加上卖汽水、瓜子、面包、香烟什么的，总收入超过1200元，嘴都笑歪了。94年7月2日，放暑假了，我正打算停业整顿，跟赵悦回东北过个富裕的假期。这时体育系的郝峰找上我，给我三张黄色光碟，《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我为卿狂》、《玉蒲团》，跟我打拱作揖了半天，央求我务必要放给他们看看，还说票价任我定。我心软了一下，想作了这么久也没人来检查过，估计不会出什么乱子，不如顺水推舟作个人情，也省得体育棒子们老给我捣乱。没想到这厮一下子找来三十多条大汉，我当时就慌了，说人太多了，不安全，一定不能放。郝峰鼓动三十多条大汉同时向我敬礼，马屁一筐一筐地拍过来，把我说得英雄侠义、威名赫赫、远胜关老爷，我一时没把持住，豪气干云地挥了挥手：“放！天塌下来我顶着！”
  有位诗人说，生活是一条河。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平静的河面下，随时都可能遇到险滩和暗流，一个小小的疏忽都会导致船翻人亡。七年之后我想，如果我那天没有冲动，就不会背上留校查看的处分，最后连学位都拿不到；如果不是因为没有学位，我就不会进不了省委宣传部，别别扭扭地去现在这家公司；如果不进这家公司，我现在就不会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在西门车站肮脏杂乱的空气里，眼前黯淡无光，脸上惶恐不安，内心郁闷欲死。
  七年前的那个夏夜，叶子楣和徐锦江在浴缸里一场大战，三十多个家伙看得口水长流、下巴纷纷脱落。我手里捏着他们交来的二百多元，裂开嘴无声地大笑，心想这时候就是有一头母猪，他们肯定也会奋勇向前，精尽人亡。正美着呢，突然大门被咣啷一声踹开，灯光大亮，保卫处唐处长猛纠纠地直奔我而来，他身后跟着几个保安，瞪眼拧眉，像搜山的国民党匪兵。整个场子瞬间乱成一乱，急促杂乱的脚步声、哐啷啷的坐椅掀动声、嗡嗡蜂鸣的说话声，像是爆发了国民革命。有两个家伙见机不妙，想跳窗而去，被老唐一声大吼震住：“一个都不能放走！打电话通知他们系主任来领人！你，”他指着我的鼻子，“马上跟我去保卫处！”
  1994年7月2日，我的心情就跟七年后刚听完刘总电话一样，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郝峰凑过来跟我道歉，我一把将他推开，跟着老唐跌跌撞撞地往外走，刚一出门就支持不住了，一下子靠在墙上，四肢无力，像牛一般直喘粗气。
  我那次真的作好了死的准备。我哭着对我们系主任发誓，说如果学校开除我，我就从16层教学大楼上跳下来，吓得小老头脸如金纸，到学生处拼命地替我说好话。我还把自己几个月来的利润全都取出来，大约有一万元，到学生处、保卫处、校办到处打点，还给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送了个大大的红包，他开始时一脸神圣，拒我于防盗门之外，还痛斥我的无耻钻营，在我再三纠缠、发誓保密之后，他终于讪讪地收下，然后一脸神圣地说行了，不会开除你了，回去吧。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这世上没有金钱赎买不了的罪恶，也没有永不生锈的的纯洁。李良听说此事后大为愤慨，声称要写信检举，我大喝一声：“你龟儿子这不是害我吗？！”他恨恨而去，胸中颇有不平，当晚即赋诗一首：
  即使永不被宽恕
  我也要在地狱里大声呼喊：
  上帝我的罪恶
  源于你神圣的法衣
  那时的我们还很单纯，谁都没去想这事的来龙去脉。直到三年后，我的旧情人，绰号黑牡丹的体育老师结婚时，我才恍然大悟。和赵悦好上后，我还和黑牡丹不清不楚了一个多月，这种脚踩两只船的无耻行径让她十分愤怒，经常骂我禽兽不如、卑鄙下流、生孩子没有屁眼。她是那种毛孔粗大、心眼细小的女人，脱了衣服一身是毛，穿上衣服满身是刺。有一天快熄灯了，她把我叫到楼下，气势汹汹地让我给个说法，“你到是要她还是要我？”我支吾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羞嗒嗒地说我还是跟赵悦更有感觉。黑牡丹一下子把手举得天高，看样子很想揍我，我闭上眼，运气于脸，准备接受她的雷霆一击，过了半天也没动静，我再睁开眼时，发现她已经转过楼口，肩膀一耸一耸地，在月光下跑得飞快。
  她的新郎，那个叫姚志强的内蒙大汉，那夜就坐在我的录像厅里，也是仅有的没被处分的两个人之一。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文殊院的和尚说：祸福本无根，脚上的泡是你自己走出来的，眼前的山也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站在西门车站喧嚣的空气中，闻着糖炒栗子、汽车尾气和烂苹果混合的味道，我想，你这该死的陈重，究竟给自己造了多少座山啊。
  我的成都，这个像手掌一样熟悉的城市，充满了危险的、动荡的、不确定的因素。它永远都在打墙拆楼，永远都在挖坑修路，永远都有票贩子和拉客的过来骚扰。我提着一个轻飘飘的纸袋，慢慢从人群中挤过，心情黯淡如鞋底的纹路。纸袋里是我这些年的全部家当：几本《销售与市场》、几本荣誉证书、一个盖不严的保温杯，还有十几张从来不敢让赵悦看见的照片：我和油条情人、和赵燕、和川大美女的合影。我在不同的场景里微笑、挥手、故作潇洒，像一只不知秋之将至的蝉，尽情地挥霍着仅有的那点幸福。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心忽然酸了一下，红着眼睛上下打量，心想这些年我为公司创造了千万元的财富，而留给自己的，却只有这么小小的一袋。
  周卫东最后的表现倒很让我感动，一直为我跑前跑后的，对董胖子的冷眼尿也不尿。我偷袭得手后，感觉心情大畅，董某挂在墙上，气得全身哆嗦，双眼浑圆如灯，一步跨到我的面前，跃跃欲试要报那一拳之仇，在最关键的时刻，周卫东一个箭步冲过来，抱着胳膊为我助阵，董胖子腿颤了半天，估计没有人会站出来帮他，怒吼了一声摔门而去，脸又青又红，像教皇的屁股一样发着神圣的光。
  第五部分第33节　像疯了一样扑过来
  我账户上还剩五万八，老汉的全部积蓄加起来，估计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姐姐本来有点钱，但八月份刚买了一套房子，剩下的钱连装修都搞不起。我这两天一想起钱的事就恨不能拿头撞墙，五脏六腑全像着了火，吃饭没味道，睡觉作恶梦，尿黄得像鲜榨橙汁，今天早上醒来，发现嘴里起了一个牛大的水泡，刷牙时不小心捅破了，疼得我满地乱跳。
  总公司的门律师已经到了成都，昨天晚上跟我通了个电话，说刘总指示他，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钱拿回来，让我不要心存侥幸，“就算你跑了，你的担保人也跑不掉。”我把牙花子都咬破了，恨不能从电话里伸出手去，一把掐断他鸭子般的喉咙。他说的担保人就是我爸，刚进公司时，老汉为我签了一份《担保合同》：我推荐某人到贵公司入职，并负责赔偿他给贵公司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失。姐夫说这简直就是诛连九族。老汉到现在还蒙在鼓里。跟门律师通完电话后，我拖着两条重若”泰山”的腿回家，一进门就看见老两口蹲在我房里，敲敲打打地修我的床，老太太还让我马上搬回来住，“看你瘦的，肯定在外面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我心里立马像堵了块大石头，鼻子里像灌了醋，本来想好了要跟他们坦白的，但此情此景，认罪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吃饭时爸爸问我工作的事情怎么样，我慌得筷子都捏不住，连声说挺好的挺好的，心里羞愧难当，真想一头从窗上扎下去。
  我跟周卫东商量，他一个劲地安慰我，说公司纯粹是虚张声势，你这事最多算是民事纠纷，根本扯不上什么刑事责任，“怕个棰子怕？”但我心里还是没底。我亲眼见过王大头是怎么办案的，成都英岛公司的老总就因为进了几箱假烟，被他们搞得人不人鬼不鬼，连罚带打，最后倾家荡产。王大头自己都承认：只要进了看守所，有理你也说不清，这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罪或者非罪，只有幸运或者不幸，“你永远无法为自己辩护”。更何况我的欠款是结结实实摆在桌面上的。公司如果真是铁了心要弄我，只要甩个几万块给警察，我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李良出事后，我和王大头一直没有联系过。恐怕他自己也明白，如果不把那件事解释清楚，不光是我，连李良都不会再当他成是朋友。李良表面温和，骨子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怀疑主义者，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他最好的朋友。十年了，交往越久，我感觉离他越远，这说明我从来没有真正地走进他的生活，他的心。
  这也是我不敢向他开口的原因。我和叶梅的奸情败露后，他对我的态度一直都很奇怪，若即若离的，有时看着很亲热，有时又冷若冰箱。前几天我让我妈做了一盆当归炖土鸡，亲自用保温饭盒给他送去，说让他补补身体，他当着我的面说得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