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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朋友希尔德闻讯特地从汉堡赶来，为着给老朋友一点支持。她们一起装箱，又一次次拿出来，重新装过。一个人只能带五十公斤的物品，她们无助地犹豫着，是带一个勺子，还是两个？为了耐脏，弗利德把床单染成深色。希尔德发现，弗利德是那么自然地又在想着可以继续她的儿童艺术教育。她染着被单说，这些也可以在孩子们演戏的时候作道具，假如染成绿色，孩子披着，就可以象征森林。弗利德还在盘算，是不是给孩子们带了足够的纸和笔。“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细节”，希尔德说，“她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
  巴维尔和弗利德经过中转站，在那里，他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走了。1942年12月17日，他们抵达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共有650名犹太人，在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中间只有五十二人幸存。
  特莱西恩施塔特原名特莱津，是18世纪的一个城堡，后来成为六千人口的一个捷克小镇。1942年，纳粹把全部居民强行迁出，命令迁入六万五千名犹太人，建立了旨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集中居住区。这里其实是个中转站，有十四万犹太人通过这里被转送其他集中营，有八万八千名被送往死亡营，其中多数被送往著名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在集中居住区，男人、女人和孩子是分别集体居住的。在这里住过的犹太人中有一万五千名儿童。类似学校的教育课程是被禁止的。可是，弗利德和其他一些艺术家和学者，以文化闲暇活动的名义，开始对孩子们进行正规的教育。弗利德住进了L410楼，那是一栋女孩子的宿舍。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女孩汉娜，在2000年才被发掘出她的人生故事，她就是住在这栋楼里，也是弗利德的学生。弗利德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绘画的任何纸张，其中多数是被废弃的用过的旧纸。
  弗利德爱孩子，也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切入心理学，因此，面对这些被囚禁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她是最恰当的一个教师。她知道怎样把他们从悲伤的死胡同里引出来。有一次，从德国来的一些男孩来到她的课堂上，他们的父亲，被纳粹当着这些孩子的面枪毙了。他们完全是吓呆了的样子，相互紧紧靠在一起，双手放在膝盖中间。一开始，看到他们，弗利德就转过头去，想忍住泪水，可她回转来的时候，孩子们还是看到她眼中满含着泪水，并且止不住地流下来。他们一起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跟着弗利德去洗手，弗利德像一个教师那样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画画。接着，她拿来纸和颜料，很快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课程中。
  所有来到这里的孩子，都有过自己非常的经历。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巨大的心理损伤。纳粹所代表的邪恶，毁灭着文明的物质存在，更在毁灭人的心灵。在弗利德看来，保护人类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望和想象力，浇灌这样的种子，让它开花结果，是最自然和重要的事情。因此，她的儿童艺术教育，是在引导孩子们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房子顶楼的窗口，让他们体验蓝天和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在写出弗利德之前，我在各种不同的书里，读到弗利德在集中居住区教孩子画画的故事。直到我读到弗利德完整的人生篇章，我才第一次，对她进入集中营这一时段，不再感到吃惊。对于弗利德来说，这是最顺理成章最自然的事情。她热爱孩子，也热爱艺术，探究艺术怎样被引发和生长，怎样表现和丰富人的内心，怎样从心里上疏导释放和打破对自由思维的囚禁，那是她一生在迷恋地做着的事情。是的，这里的孩子需要她，而她也需要这些孩子。是他们使得她在如此可怕的地方，心灵不走向枯竭。
  她依然在创造着，在思索着，她也在坚持画画，与其他所有集中营画家的显著区别，是他们都在用画笔记录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惟有她，依然在画着花卉、人物和风景。她在记录和研究儿童艺术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在探讨成人世界应该怎样对待儿童的世界。她问道：“为什么成人要让孩子尽快地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么幸福和满意吗？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的、不成熟的、准备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们在把孩子从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开。因此我们也就阻挡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她还在考虑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写一本《作为对儿童心理医治的艺术》。在地下室里，她为孩子们悄悄地开了画展。还组织他们排演了儿童剧。在最恶劣的现实条件下，她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同时，也让这些孩子通过她指导的艺术活动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的时候，精神还是健康和自由的。
  那远非是我以前想象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爱心；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那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哲学大师们，一代代交接着的、精神和思想传递的一环。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法扼杀的维也纳的艺术学校在继续，被希特勒关闭的包豪斯在继续。弗利德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建造武器去与邪恶拼杀；他们在构筑一个有着宁静幻想的、健康心灵的，也是愉悦视觉的美的境界。面对强势力量，他们能够说：有一些能力，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五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囚徒头上，一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就在这个小镇，三年里有三万三千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其中包括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
  1944年9月，巴维尔和其他共五千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四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的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全部的思维存在，是合为一体的：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韦利·格罗格（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巴维尔离开的九天之后，一千五百五十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威辛。第二天一早，1944年10月9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四十六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韦利·格罗格，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将近四千五百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一万五千名曾经生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在集中居住区时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画作上签名。可是，在她的要求下，这四千五百张画作，每一张都有孩子自己的签名。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
  韦利·格罗格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集中营儿童幸存者回忆自己画这张画时说：是因为弗利德告诉他们“用光明来记忆黑暗，用黑暗来记忆光明”。
  附记：
  将近四千五百张由弗利德的学生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创作的绘画作品，现在在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收藏和展出，被称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钻石”。
  弗利德的丈夫巴维尔，因弗利德鼓励他学会的木工手艺而躲过一劫，从集中营幸存下来。巴维尔后来再婚。弗利德在进入特莱西恩施塔特之前的画作，在巴维尔1971年去世后，由他的孩子们保存。
  弗利德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的部分作品，成为美国洛杉矶SimonWiesenthalCenter的收藏。
  第四辑　　克拉拉的故事
  《克拉拉的战争》是一本写给儿童的历史小说。虽然是面对儿童读者，作者却是丝毫不马虎地作了大量学术研究。不仅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书中这个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的状况和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的艺术课程和儿童歌剧《布伦迪巴》的演出也是真实的。故事里的生活细节都是作者采访了幸存者，尽量根据他们的回忆复原的。她只是把这些真实的故事，通过几个虚构的人物讲出来。
  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讲述儿童歌剧《布伦迪巴》如何在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里演出。
  歌剧的作者汉斯·克拉萨（Hans　Krasa），是著名的音乐家，他于1899年11月30日出生在布拉格一个德国籍的犹太律师家庭。汉斯·克拉萨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在幼年就能够模仿莫扎特的风格作曲，在十一岁那年，他创作的管弦乐曲在当地演出；1927年，他创作的交响乐已经由捷克交响乐团在首都布拉格演奏。后来，他在布拉格参加了一个德国籍知识分子的团体，他们的共同点是，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对盲目的（对德国的）爱国主义，以正面的努力，对善待他们、也被他们看作是自己家乡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他热忱地投入音乐创作，各种形式的作品不断上演。1933年，他的一个歌剧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
  在纳粹德国占领了部分捷克的时候，在布拉格的九十万人口中，有五万像汉斯·克拉萨这样的德国人。作为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一员，他很自然地参加了一个组织，那是由反法西斯艺术家和布拉格犹太人孤儿院联合组成的。《布伦迪巴》就是他为这个孤儿院写的一个儿童歌剧。这也是他在被纳粹逮捕之前写的最后一个作品。1942年8月10日，他被送进特莱津的集中居住区成为一个囚徒，在这里他失去自己的名字，编号21855。
  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中，在死亡的阴影下，汉斯·克拉萨继续着自己的音乐创作。1942年，他用一个钢琴谱，重新为他的儿童歌剧《布伦迪巴》配器。然后，如这本《克拉拉的战争》描写的那样，《布伦迪巴》在集中居住区上演，演员都是作为囚徒的儿童，共演了五十五场。今天，人们发现这位身为囚徒的作曲家，依然长着幻想的翅膀，他新谱写的歌剧，甚至有着20世纪现代音乐的审美感觉。
  真实的历史正如《克拉拉的战争》所讲述的：特莱津集中居住区曾经被纳粹装点伪装、抹去真相。希特勒用这个假象来粉饰纳粹的犹太人政策，向国际红十字会掩盖他屠杀犹太人的罪恶行径。《布伦迪巴》的演出就曾经出现在纳粹的宣传影片中。
  “二战”结束之后，在《布伦迪巴》所象征的那种文化氛围中，人们没有指责汉斯·克拉萨是“晚节不保”，与纳粹“合谋”，而是对音乐家深怀敬意。
  在这样的文化中，这些特殊的表演不仅是一个音乐歌剧的演出，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达。在特莱津，艺术家在坚持正常的创作和教学，学者在坚持他们的学术讲座，他们不仅为集中居住区的孩子们，也为生活在今天和后世的人们，展示了生活本身的不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不朽，展示了维护宁静心灵和智慧思索的必要、表达了对美的永恒追求。这一切，正是过去的纳粹、今天和将来的邪恶势力试图摧毁、却永远无法摧毁的。相反，思维的简化和概念化，不论表现着怎样正义的主张，却恰是邪恶滋生的温床。
  1944年10月16日晚上，汉斯·克拉萨从特莱津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谋杀在毒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