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弗兰西斯和他的修道院
  世界上有这样一种朋友，你过上一段时间就想见一次。没什么事，就是想见面，聊聊。弗兰西斯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约好了，周末，开一个半小时的车，午间礼拜结束的时候，在门口等着他。等他换下修士的袍子，向院长请了假，跟我们到一家餐馆，借着吃饭，聊聊天儿。
  这个时候，我产生一种虚幻感。为什么，就在2000年就要到来的时候，我们会和弗兰西斯一起坐在这个地方？冥冥之中，太多的过去了的偶然，自然而然地汇结起来，成为此刻的一个必然。
  一
  弗兰西斯说，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前的今天，他从欧洲的短期旅行中回到美国，面临生命的转变。
  三十年前，弗兰西斯还是个大学生。六十年代，越战和反越战、女权和性解放、黑人民权运动、嬉皮士和摇滚乐。最年轻有为的总统被暗杀了，像交响乐突然中断。主张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了，杀死他的人是三K党的暴力分子。主张“必要的暴力”的马克西姆·X被暗杀了，杀死他的是听过他教诲的黑人伊斯兰兄弟。大学里，教授和学生一起吸着大麻。当我们在读《毛主席语录》，相信脑子里所有的隐秘念头都可以统一到一个伟大思想下面的时候，加州的黑豹党，开着汽车从旧金山的中国书店里一捆捆地买这本小红书，每本二十美分。再开过金门大桥，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校园里，流水一样卖给激进的学生，每本一美元。收了钱，再回去买，买了，再回来卖，来回倒腾，用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迅速赚取利润。然后，用这个利润，他们买枪。三十年后，想出这个主意的黑豹党在电视上说，他到今天也没读过这本小红书。
  弗兰西斯没有这么凶猛。他们家是费城的工人。费城、宾夕法尼亚州、早期来自北欧的教友派移民，一句话，一些好心人。动荡的时代年轻人都在寻求什么？弗兰西斯和朋友们觉得，他们看到社会上还有许多弱者，没有得到平等机会；政府要他们去越南送死，理由却令人可疑；年轻人被传统限定，传统却没有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有这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周围的人们又凭什么视而不见，照样活得有滋有味？弗兰西斯认定这个世界虚伪，宗教也虚伪。在世代都是虔诚教徒的大家庭里，他独自背离了宗教传统。他成了一个嬉皮士。
  年轻人一解禁，就是彻底放松。弗兰西斯成天喝着啤酒，吸着大麻烟，穿着破衣服，留着长头发。他交着女朋友，女朋友也在不断地换。他上街，游行，原来好端端念着的书，成绩变得一塌糊涂。如果过去是好的，现在就是不好的。假设过去是不好的，现在就是好的。为什么，谁也说不出，谁也不想问。问这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就是框框禁忌。为什么要问为什么？不需要问为什么。彻底的解放，从理性到感性，不需要道理。解放是好的，约束是不好的。解放什么，约束什么，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彻底放松之后，他也和大家一样，一头撞上了虚无。
  我们比较喜欢把嬉皮士和红卫兵拉在一起。这么一来，我们就比较顺应时代潮流，也比较理想主义。大动荡中跌跌宕宕，什么极端分子都有。可就其总体，嬉皮士崇尚的是个性解放，红卫兵强调的是忠于领袖。浪荡的嬉皮士有一种善的萌发，嬉皮的逻辑中并不出虐待狂。所以，运动过后，尊重民权，关怀弱势群体和弱势的个人，和平主义自然成为社会普遍诉求。而军服中的红卫兵是要替阶级消灭“敌人”，运动中，大义灭亲、对“敌人”残酷无情、消灭帝修反、甚至盼望着爆发世界大战，成为社会基调。
  终于，七十年代来了。尼克松开始从越南撤兵。从杜鲁门开始的历届总统，都不同程度地在支持的《民权法案》，终于从约翰逊总统任内开始落实。民权运动的要求一个个地落到了法案的实处。黑人开始有了《民权法案》的保护，一点点懂得，其实什么都没有手里这张选票重要。摇滚乐仍然到处响彻，但教室里的学生却又回来了。黑豹党的枪口也成了无的放矢。对嬉皮士来说，高潮过后，低潮来了。不仅是低潮，还显得虚脱。
  嬉皮士们怎么办？醒一醒之后，天资好一点的，功课拉下不多的，赶紧回到课堂上，拿学位还来得及。几年一过，他们鸟枪换炮，成了雅皮。
  雅皮们以后都很怀念那嬉皮士的年头，他们及时拐回了正常生活轨道，没有太多可后悔的。他们是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他们破坏了一些传统的禁锢，却又捡回了父辈的精神财富。他们开始明白沙里淘金的道理，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卖出去的无数毛泽东小红书，读的人和我们一样虔诚，甚至比我们更虔诚，但是，却没有发生井冈山的革命。从嬉皮士到雅皮，时间、空间和人，都回归到一个平衡，回归到中庸。
  还有大量就此被荒废了的嬉皮士，被彻底抛出原来的生活轨道，居然再也回不去。他们是否后悔就不知道了。可嬉皮的经历至少使他们更容易面对流浪，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此开始生活的长途漂流。
  最难的是那些太真诚的人。因为真诚，他们顶真，认死理。好心走出第一步，不难。回头走第二步，却难了，想不通。我们的弗兰西斯就是这样的人。
  弗兰西斯家有深厚的宗教传统，从来就是人人信教，恪守教规。有着教友派的传统，家里还很宽容，兄弟姐妹到了高中就各自和伙伴们选择不同的教堂。星期天有的去路德教会的教堂，有的去卫理公会的教堂。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伙伴麦克生病死了，弗兰西斯十分悲伤，他把名字改成弗兰西斯·麦克，朋友从此还和他活在一起。
  当我们在农村的原野上耕作而改造灵魂的时候，弗兰西斯在为他的灵魂找出路。嬉皮士的反文化反禁忌的运动结束了，他怎么办？难道再回到过去？回去不就意味着过去的思考和反叛都是错的？可是，不回去又怎么办呢？别人纷纷在回归过去，蜕变为雅皮。这对弗兰西斯却没那么容易。
  他是因为认真而回不去。他从小生长的宗教氛围使他习惯于认为：花花世界的世俗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生活的价值，是生活的目的。
  可是，七十年代初，二十出头的弗兰西斯面前一片茫然，几年来刚刚抓住的生活价值突然消失无踪，像大海被蒸发了一样。他愣住了，他几乎垮了。他曾认定原来的生活是虚假的，才走到今天。可今天的生活又变得虚幻。难道他就能够因此回到过去？
  他消沉了，消沉得不能自拔，只有啤酒和大麻让他一天天活着。什么都没意义，如果连嬉皮的反叛都没意义，还有什么是有意义的？嬉皮朋友们都云散了，还有谁来支持他引导他。可他偏要寻找意义。在找到意义以前，他没有出路，他没法获得拯救。
  1973年春，在经历了一个阴冷绝望的冬天之后，弗兰西斯的姐姐邀弟弟去自己家住一段时间。姐姐的家在一个湖边。在去那儿以前，他给一个过去的嬉皮士朋友打了个电话。这朋友说，人类那么多印刷垃圾中，《圣经》倒还是可以读读的。《圣经》，他其实从小就读，从小读到大。可是，这句话在这个时候却留下了印象。那些天，弗兰西斯就坐在姐姐家门外的平台上，面对着平静的湖光水色，一天又一天，在酒精和大麻的双重作用下，读着《圣经》。
  二
  弗兰西斯喝着啤酒，吸着大麻，读着《圣经》，眼前一片茫然的情景，在人类历史上一定重复过无数遍。当生活的意义被颠覆以后，人所赖以活下去的，却还是意义。嬉皮士所诉诸的感性是真诚的，是真实的，是活跃的，是有生命冲动的，可是，当意义被颠覆以后，感性失去了存在的依托。反传统原来是要靠传统的存在而存在的，反禁忌是要靠禁忌的存在而存在的。当意义消失，一切同归于尽。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遇到了生活意义的危机。
  上帝一定在审视着人类的心灵。
  时光倒退回去一千五百年，公元480年，圣本笃（St。Benedictof　Nursia）出生在意大利一个叫Nursia的地方的一个富有而高贵的家庭里。他在罗马获得经典教育，却对罗马的腐败和不道德风气深感失望。他离开都市繁华，进入荒山老林，住到一个山洞里面壁反思，寻找不朽的意义。大约在公元520年，在卡西诺的山里，他和他的追随者建起一个修道院，并且写下了修道共同体的制度化准则，这就是著名的《圣本笃规则》（The　RuleofBenedict）。教皇葛列高利（GregoryI）一世（Gregory　I）把这一规则下建立的修道院制度纳入了整个西方大公教的制度体系，从而使之成为整个西方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
  圣本笃深知人性之弱，他的规则开创了这样的修院制度，让弱者、人性的弱者，也有机会在封闭枯燥日复一日的修院生活中寻求上帝所指出的生活意义。他所建立的修院制度是渐进的、实践的。他建立的是一种集体的、互相扶持的、有共同规则的制度性的修士生活。祈祷、研习、体力劳动、进食和睡眠都有严格的纪律。
  传说中的圣本笃是一个能创造神迹的人。他预言了自己的死期和时辰。公元547年3月21日，他让人把他抬到卡西诺的教堂里，在那儿领受圣餐，安然死去。从此，每年的这一天，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纪念圣本笃日。
  以后的一千多年里，西方基督教的修院制度一直没有中断。在欧洲各地的深山里不为人知的偏僻地方，修道院悄悄地对抗着漫长的岁月。修士死了，就埋在后院的集体墓地里。活着是兄弟，死了还是兄弟。死的悄悄地死了，只有众修士安魂弥撒的歌声和钟楼的钟声相伴。新的悄悄地来了，第一课就是研习圣本笃规则。
  异族的入侵、战乱、饥荒、瘟疫，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修道院虽大多建于深山荒漠，刻意远离世俗，但是并非世外桃源。有些修道院垮了，成为一堆废墟，在风吹雨打中消失。有些修道院被毁了，修院成了杀戮的屠杀场。但是，制度化的修道院在西方基督教的千年史中没有中断。就在这些远离人烟的修道院中，就靠这些微微弯腰低头的默默无声的修士，西方文明保存了源自罗马文化的制度性基因。当西方社会开始现代化的时候，他们有着现成的深深扎根于历史中的制度性文化，他们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变革、扩展、创新就可以了。千年来的一代一代沉默的修士们功不可没。
  公元1098年，法国一个叫西多（Citeaux）的地方，圣·罗伯特·德·莫勒斯姆（St。Robertde　Molesme）有感于本笃会修道院里出现的松懈、享乐风气，决心改革。他在西多建立了一个新的修道院，从而开创了一个追求苦修的修道共同体。经过第三任院长、英格兰出生的圣·斯蒂芬·哈丁（St。Stephen　Harding）的努力，这个新共同体成为一个新的修道派别——圣西多会。1119年，西多会的章程问世，从而使这种修道院制度化了。
  圣西多会修道院是苦修式的，修士们每天除了祈祷就是体力劳动，修院靠修士们自己的劳动来支持。他们有规定的长时间的斋戒，每天睡得很少。他们取消了一切金碧辉煌的装饰，教堂和神坛都追求简洁。他们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建筑史。
  二百多年时间消磨，西多会也出现了衰落迹象。早期在追求上帝的热望下产生的严谨刻苦风格被一点一点地磨损。
  14世纪的战乱、瘟疫和教会内部的宗派分裂，更加速了这种衰落。到中世纪末期，整个修道院制度呈现松弛的面貌。16和17世纪的新教改革进一步冲击了这种古老的修院制度，同时也促使了它本身的改革。
  1664年，法国，一个叫拉·特拉贝（LaTrappe）的地方，朗塞（ArmandJeanleBouthellierdeRance）发起了一个西多会修道院制度的改革运动，他把三百多个修士结合成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严谨最刻苦的修道院，所有的修士都必须服从极为刻苦而且极为严厉的修道纪律。每天，修士们除了祈祷、静思，就是干活——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通过祈祷集体和上帝对话，他们通过静思个别和上帝对话。他们自己互相之间是不说话的，只用简单的手语。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单独和院长作简单对话。这样沉默苦修的修道方式，就被人们叫做Trappist。
  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法国所有的修道院都被毁，几乎所有的修士都被消灭了。只有这一派的一群修士，在多姆·奥古斯丁·德·莱斯特兰奇（Dom　AugustinedeLestrange）的带领下，逃到瑞士，重建修道院。时乃1790年。
  直到十九世纪，这派最为严谨的修道院制度，就从法国大革命下幸存的这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