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去探险。打这头进去的不能打那头出来，不算好汉。我们应该胸前挂了手榴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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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记抗战时我和他一段交谊
  听见方豪神父逝世的消息，非常痛悼。这是两年前于野声枢机猝逝罗马的噩音所给我心
  灵震撼的第二次。宗教界、学术界一颗巨星又收敛了它的光芒，顿觉天宇沉沉，一片漆黑。
  海内外认识方豪神父的人，闻悉此事，当无不抚膺悲惜，并不止我个人为然。
  我和方豪神父的友谊建立甚早，到今已将近半个世纪之久。这就是说当民国廿二、三年
  间，他尚在宁波神哲学院当修士时，先写信给我，后便以他所著的杨淇园（廷筠）、李振之
  （之藻）的传记寄给我，考证精详，文笔流畅，实为不可多得的传记文学。我对于这位少年
  修士便敬佩有加，知道他前途浩瀚无涯，必成学术界的重镇。民国２４年，他升任铎职，主
  教派他在金华、永康、武义、汤池四个县境作传教工作。他一面传教，一面写作，又有多本
  著作出来，但多偏于天主教名流的传记，尚未及中西交通史的问题。
  ２６年抗战爆发，我于次年随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方神父在浙江金华任天主堂
  本堂职务。忽一日来信说：敌氛日急，沿江一带陷落，浙省全境均将入敌手。现在金华县城
  里，稍有能力者纷纷逃亡，形势混乱。主教连生活费都不汇来，教友也大都走避，没个人可
  以商量，我若困守原堂，不为敌杀亦将饿死。想投奔大后方，但旅费筹不出，奈何！奈何！
  那时候汇兑幸而尚通，我立刻汇了一笔钱去，并寄了一封快信，嘱咐他立刻动身，不可迟
  延。
  方神父接到我的信和汇款后，取道江西、广西、贵州，辗转而达云南。那时天津益世报
  已在昆明复刊，他就在报社里任总主笔及副社长，生活才安定下来。方氏自浙抵滇，走的都
  是旱路，绕了那样一个弯，真可谓“万里长征”，辛苦可想，他沿途常有信给我。桂林十万
  大山和漓江风景片也附寄来几张，尤其宝贵的是贵州某处宋代党人牌（就是所谓‘元祐党
  碑’）拓片，可惜这些纪念品都在我后来屡次搬迁中散佚了。
  方氏后来又到遵义浙江大学迁校和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在重庆时，也兼在益世报当编
  辑。胜利后，他应田耕莘枢机主教之聘，到北平主编公教文化机构各种刊物，同时在辅仁大
  学教书。４１年，我自巴黎回国，教书于国立师范学院，方则在台大教书，我和他通讯垂及
  ２０年，这一次才得晤面。
  方神父那次若不能逃出金华，饿死倒也未必，不过后来交通断绝，他想撤退到大后方已
  无可能，为他设想，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仍留金华原堂执行他司铎的职务，日本人虽
  凶恶，对于宗教倒并不排斥，况日军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常要来堂望祭和告解。许多天
  主教神职迫于情势，也只好学习日文日语，虚与委蛇，以求保全教产。再者天主教视救灵为
  唯一大事，不能有敌我之分。方神父又何妨如法炮制。不过他是爱国心极端强烈的人，决不
  肯在敌伪枪尖下屈身抑志，以图苟延的；那么，他将加入我方游击队和敌人拼命了。他是个
  神职，于律不能杀人，只好做做救死扶伤的工作，兼为队员尽尽拯救灵魂的义务。游击生活
  本多艰险，他是个文人，也许饥寒劳顿，会损害他的健康，遇着敌伪围剿时，也许一颗枪弹
  会夺去他的生命，我说这些话也非纯出虚构，因为方神父以后于偶然间对我说：假如他当时
  陷身金华，无法出奔，就上山打游击，决不与敌伪合作。倘若他那时不幸牺牲了，那么，以
  后益世报和其他报刊上许多慷慨激昂，有光有热，足以激民心而厉士气的佳篇，便不会有
  了。他来台后，所撰写数百万言，煌煌学术巨著，也不会有了。请问这是何等的可惜！我今
  日说这话，并不敢说方神父的性命是我所援救的。他那时若干著作已相继问世，声名已盛，
  教会已认定他是个“青年才俊”，定必多方设法，将他接出陷区，不过没有这样快，未免要
  让他多吃些苦头而已。我这样说，实所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功”，实甚可笑。这也由于我
  器小易盈，不能守“右手行善，勿使左手知”之训。总自觉生平所为事，只有这一件为最有
  意义，每忍不住沾沾自得——这也难怪呀，这样一个高贵而伟大的灵魂，世上能有几呢？
  方豪神父“是一个成功的学者，也是一个成功的宗教家”，这话好像是他同乡阮毅成先
  生所说，我极以为然。他的关于中国天主教史资料的整理，他的中西交通史、宋史、台湾史
  的研究，都是不朽之作。听说尚有许多遗书，未曾付刊，希望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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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武汉大学图书馆
  朋友，你看见过北平文华武英殿没有？见过大前门和天坛没有？国立武汉大学便是模仿
  中国宫殿而建筑的。文法两学院有点像大前门，而夹在中间的图书馆则颇类天坛，银灰色的
  墙壁，碧绿色的玻璃瓦，远挹湖光，近揽山色，居高临下，气象万千，北平帝皇居也许比这
  个更为壮丽，但却没有这样天然风景的陪衬。
  不过，武大外观之美，虽然有名于国内，也有她的缺点，那便是位置太高，教职员上课
  办公不便。武大的本部（包括文、法、理、图书馆、大饭厅及学生宿舍在内）位置于一山冈
  上（这便是珞珈山的主山），要想上去，却必须跨越百余石级，年轻力壮的人虽行所无事，
  体弱气衰的老教授，便不免视为畏途。住在第一区校舍的多为校长、院长、各系主任和有名
  望的教授，他们来到本部时，有每半小时一次的交通车代步，到了山脚，才历阶而上，究竟
  要省不少气力；我们这些在二区三区的人，先要在那坡陀起伏的山路上走上半里，再爬石
  阶，心脏衰弱的和有脚气病的，你想他怎么能不叫苦连天呢？
  记得本校有一留华四十余年的德籍教授，我到武大时，他的年龄已在七十以上，身体又
  生得肥胖，他家是在武昌城里，他的功课都排在下午一时；这可苦了这位老先生，上课的那
  天，总要提前一点钟在家吃午饭，搭公共汽车来到学校后，一手挟着一个大书包，一手扶着
  一根手杖，颤巍巍地，取道那大饭厅前面的山坡迤逶而上，转了一个大弯，才达于课室，又
  要坐着喘息半天，等到铃响才授课，这样，他才可以避免爬笔陡的百余级石阶之苦。
  武大校舍的样式是一位美国建筑师所设计，他说，校舍建在山巅，可以尽收珞珈美景，
  而武大彼时的当局，也都是四十上下的壮年人，并没有考虑到爬山吃力的问题，老年的教职
  员虽想反对，却不能发生什么效果。再过几年，这几位学校当局也上了年纪，始发现当初设
  计的错误，但那时又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了。
  我初到武大的那几年，身体忽然大发其福，每到文学院去上一次课，总要累得汗流气
  喘。想学那位德籍教师取道斜坡上山，而转一个大弯要费去廿多分钟，时间上又觉得太不经
  济，所以我常幻想假如我能获到希腊神话里风神赫梅士的金飞鞋那多么好，脚一蹬，便飞到
  对面山顶上，外国人发明这，发明那，何不发明一种轻便单人飞机，一方磅秤大小的铁板，
  插着一个丁形的铁杆作为扶手，发动机藏在铁板里，升降可以自由控制，价格便宜，像我们
  教书匠都可购置一具，倘使有这样机器，我每天要去图书馆几趟。
  一个人想写篇学术性的东西是非多跑图书馆不可的，可是为了怕爬那百余级石阶，我往
  往宁可让自己文章一个典故昧其出处；一位古人生卒时间，说得不大正确；或可供佐证的资
  料，听其缺少一条或数条；或该注的原文记不清楚，只有以自己的文字总括几句；还有为懒
  查书，当把别人已说过的话，矜为自己的创见；别人已矫正过的错误，我来大驳特驳，……
  要不是为了我们的图书馆龙门千尺，高不可攀，我何致于在这典籍丰富，独步华中的最高学
  府混了几年，学问上还是依然故我？天下美观与实用不能两全，则应该舍美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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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
  每个人都有父亲，可以在每年的八月八日也就是爸爸节，叙说一番话。可是，这多半是
  小孩子的事，像我这样一个景迫桑榆的老年人，竟学小孩子娇声憨气的口吻谈爸爸，未免太
  滑稽。不过迫于记者先生的雅意，一定要我写几句，就写一篇来应应景吧。
  我和父亲虽属父女，承欢膝下时间并不算长。当我幼小时，父亲和诸叔同住祖父县署
  中，他们都在外面或读书，或各干各的工作，必到深夜始回女眷所居所谓“上房”者，那时
  我们小孩早已被大人赶上床深入黑甜乡了。翌日，我们起身，父亲又早已外出，一年中难得
  见父亲一两次面。所以我小时父亲所留于我脑中的印象，并不深刻。只知道父亲是面孔圆
  圆，身体胖胖，颇为壮硕的一个人。他见我们小孩从不正眼相觑，见女孩更显出讨厌的神
  色，别说提抱，连抚摸都没有一次。我们只觉得父亲威严可畏，从来不敢和他亲近，甚至一
  听见他的声音，便藏躲起来。
  及我稍懂人事，祖父替父亲捐了一个道员，签发山东候补。他把我母亲和二哥三弟接
  去，留大哥大姊和我于祖父母身边，一别便是五年。这五年里，祖父在外边为诸叔及大哥设
  立家塾，延师课读，祖母也在上房设塾一间，请一位名虽县署幕僚、实吃闲饭的老族祖、来
  教大姊三妹和我。读仅年余，族祖以老病辞去，祖母又叫一位表叔教我和三妹，因每日走读
  于外边，大姊便失去了读书的权利。
  父亲自山东回来，闲住祖父县署约一年，对我始渐加注意。他见我受私塾教育不及二
  年，居然能读聊斋志异和当时风行的林译小说，并且能胡诌一些五七绝诗，大为惊异，想加
  意培植。他每日拨出一二点钟的光阴，亲教大姊和我的书。古文用的是《古文观止》，诗歌
  用的《唐诗三百首》，后又加《古诗源》。他见我好读林译，凡有林译出版，便买了给我。
  记得《红礁画桨录》、《橡湖仙影》、《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录》、《十字军英
  雄记》都是那时读的。他见我好画，又买了若干珂罗版的名家山水，后来还买了一部吴友如
  的画谱。他对我益处最大的是，给我买了一部附有注解的小仓山房诗集。以后他又替我买了
  《杜诗镜诠》以及唐宋各名家诗集，我之为诗乃渐有进境。
  父亲教我姊妹为期也短，为的是他要出门求官，后来又在外做事，赚钱赡家。在家里和
  我们团聚日子少。父亲在前清也算有个起码的功名，就是进学做了秀才。以后想再上进，屡
  下秋闱，举人总没他的份。不久清廷废科举，再也莫想图什么正途出身了，想做官，只有出
  于纳捐的一途。父亲的资质原很聪明，无奈幼时所从村塾师学问太浅陋，教书每多讹音也多
  别字。父亲常说他曾见别塾一位老师教学生念苏东坡《赤壁赋》，把“水波不兴”，念作
  “水波不与”，“俛而笑”，念作“免而笑”，可见《镜花缘》唐敖等三人到白民国，见一
  塾师把“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念作“切我切，以及人之切”；“求之与，抑与之与？”
  念作“永之兴，柳兴之兴。”并非完全笑话。他所从塾师虽尚不至此，也高明不多少。那些
  村塾老师也算秀才出身，竟这样的不通，说起来真叫人难以相信。
  我父亲后来自己苦学，我记得他从山东回来后，在祖父县署里收拾一间书房，每日限定
  自己点《资治通鉴》多少页，读《皇朝经世文编》多少页，写大字数张，小楷一张。他得意
  地说：“《资治通鉴》这部卷帙繁浩的大书，听说从来没有人能读个通编，我几年前便点
  起，便算已通盘点过。”父亲并非博学鸿懦，只写得一笔简练周密的公文文字。不能吟诗，
  也不擅为文，对中国文字却富于欣赏力。所惜者幼时为村塾塾师所误，若干字常读讹音。字
  典上注不出同音字，每用反切，他反了又反，切了又切，总定不出一个准确的声音来。我从
  前跟那位老族祖认字，认了些别字，现从父亲读书，又学了许多讹音，儿童纯洁的脑筋有如
  一幅白纸，著了污点再也拂拭不去。我后来教书，拥青毡五十年，误人子弟实也不少。这固
  由于自己读书未遇明师，在文字学上又未受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