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张的却是中国文化的优越与伟大。他以为在两河、埃及、希腊、印度几支古文化里，中国
  的应当坐第一把椅子。那时他的《穆天子传讲疏》尚未撰写成就，但他却已做了不少准备工
  作了。沪大中文系同学举行小型学术讲演会，请顾先生主持时，他便宣扬他的穆天子，说得
  奇趣横生，天花乱坠，也颇有引人入胜之处。后来他的书出了版，果然是一本甚富学术价值
  的著作，至于周穆王带领着三万数千大军自陕西出发，居然通过那么广阔的中亚，至于今日
  的俄境，又曾居然抵达欧洲。道路的窎远，交通的困难，姑置不论，只问几万军队走在几万
  里荒凉不毛的道路上，给养问题怎样解决？这个穆传讲疏却无交代。我以为研究学问是搜求
  真理，搜求真理必须站在纯粹的客观的立场上，不容许有丝毫情感参羼其间。顾先生拥护中
  国文化情感的热烈是有名的，这种情感若发之于抒情诗歌，或史诗，必能响出宏大的声音，
  吐出熊熊的光焰，震撼一代的心灵，用之于冷静的学术研究，那结果便不一样了。十八年，
  我夫妇又到苏州东吴大学，教过一年，安徽省立安徽大学杨亮工校长写信来聘我。那时安大
  颇延揽了一批知名之士如陆侃如、冯沅君、朱湘、饶孟侃、刘英士等。教务长兼文学院长程
  憬，字仰之，北京大学出身，也许曾在清华国学研究所肄过业。他兼有几点钟功课，其中有
  三小时是文化史。我到校时，有一门课我不愿教，钟点凑不出，仰之说自己行政工作太忙，
  将文化史推了给我。我原是一个搞文学的人，与“史”之一字从无交涉，这个担子怎挑得
  起？仰之却说他可以将他编好的大纲给我看，再介绍几本西洋文化史供我参考，总可勉强对
  付下去。我无可奈何，只有答应。
  仰之那个文化史大纲共分八篇即A史前文化B太古文化C人类成人时代的文化D古文化
  衰老时代E*幕脑偕贝F近世文化G十九世纪的文化H文化混合的倾向。每篇各酉改浚
  形艺漳空也牧*编纂讲义。说他自己的讲义涂乙狼藉，字迹难于辨认，不肯出示，我也
  不好意思强索。我在法邦学美术时，原买了几种美术史，史前艺术亦粗知梗概。我又有几本
  法文本的历史书，前几章所论皆属史前文化，两河流域、埃及、腓尼基、希伯来、希腊、罗
  马，虽属粗枝大叶的叙述，也算应有尽有。于是我的胆子骤然壮了起来，竟敢以一“门外
  汉”教起程仰之让给我的功课了。
  安大初建，基础未稳，学潮澎湃不绝。学生上课的时间，不及规定的三分之一。一学年
  间，我的文化史只讲完了程仰之所示大纲第一第三两篇，即“史前文化”、“人类成人时代
  的文化。”那第二篇太古文化，我认为可并入史前文化，不必另立篇目。我对鸿荒时代的人
  类生活本来颇感兴趣，对两河、埃及、希腊、印度的古代文化也较爱好，以往关于此类记
  载，比别的书是多阅一点，现在利用程先生所指示的参考书籍，及自己自法国带来的几本
  书，将所得材料，排成系统，拿到教室去敷衍。仰之教此课时不发讲义，只口讲了，叫学生
  笔记。我也照办。想不到学生对我这门课倒听得醰醰有味。有一个姓柯的男生上课尤其用
  心，常借了我的讲稿去与笔记勘对。图画则照样描写了去。对日抗战时，武汉大学迁校于四
  川乐山县，廿九年间，我住在一所小板屋里，一夕，夜已深，忽有客携灯来访，原来即是柯
  君。他卒业安大后，赴美留学，学的是哪一科，今已不忆，只记得他曾说在安大听我的文化
  史，印象颇深刻，赴美后，也曾选修了几小时这一类的课程。回国后供职重庆某机关，有事
  过乐山，明早即将离去，在某一宴会上知我在此，辗转探问住址，因此来晚了。我那座板屋
  位置于一大院落的最后进，上下石级甚多，白昼尚不便走，何况黑夜？柯君提着一盏昏暗的
  菜油灯，磕撞久之，才找到了我的住所，其诚意实为可感。我在安大教的这门文化史，本来
  是客串性质，不意因讲两河、希腊的文化，亦涉及神话，后竟成我屈赋研究的基础，可谓意
  外的收获。
  因安大学风太坏，一时难上轨道，国立武汉大学却有信来约我去。武大是国立，校规严
  肃，誉满东南，时珞珈新校舍即将建成，出色湖光，映带生色，在那个世外桃源生活几时，
  也是值得，我当然舍安大而就武大了。时为民国二十年。学校叫我承担的功课，是中国文学
  史每周三小时，一年级基本国文每周五小时。文学史我从来没有教过，现在不但教，还须编
  讲义发给学生。发讲义比口授笔记难得多。只好常跑图书馆，搜寻参考材料，一章一章撰写
  下去。开始一年，讲义只编到六朝，第二年，编到唐宋。一直教到第六年止，我才将已编成
  的讲义，加以浓缩，每章限六七千字左右，自商代至五四，一共二十章，成为一部中国文学
  史略。
  到武大的第二年，学校以学生要求讲现代文艺，即所谓新文艺，与我相商，每周加授新
  文学研究二时。文学院长对我说，沈从文曾在武大教这门课，编了十几章讲义，每章介绍一
  个作家。那讲义编得很好，学生甚为欢迎。他说着取出沈氏讲义给我看，我觉得并不精彩，
  比他的创作差远了。像沈氏这样一个彻头彻尾吮五四法乳长大的新文人，教这门课尚不能得
  心应手，又何况我这个新不新，旧不旧的“半吊子”？况且，我虽未教过新文学，却知道教
  这门课有几层困难。第一、民国廿一年距离五四运动不过十二三年，一切有关新文学的史料
  很贫乏，而且也不成系统。第二、所有作家都在世，说不上什么“盖棺定论”。又每人作品
  正在层出不穷，你想替他们立个“著作表”都难措手。第三、那时候虽有中国文学研究会、
  创造社、左翼联盟、语丝派、新月派各种不同的文学团体及各种派别的作家。可是时代变动
  得厉害，作家的思想未有定型，写作趋向也常有改变，捕捉他们的正确面影，正如想摄取飚
  风中翻滚的黄叶，极不容易。为了这几层难处，我向院长极力推辞，他强之不允，没法，只
  有接受了。
  接受了新文学研究这门课，果然就“苦”字临头了。我编新文学讲义与沈从文以作家为
  主者不同，我是以作品性质来分别的，共分为“新诗”“散文”“小说”“戏剧”“文评”
  五个部门，作家专长某一类文学，即隶属于某部门之下。那时候作家的作品虽不算丰富，每
  人少则二三本，多则十几本，每本都要通篇阅读。当时文评书评并不多，每个作家的特色，
  都要你自己去揣摸，时代与作品相互间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又要你自己从每个角度去窥探，
  还要常看杂志，报纸副刊，藉知文学潮流的趋向，和作家的动态。我的中国文学史与新文学
  研究的讲义的编纂是同时进行的。我在后者所费光阴与劳力要在前者一倍以上。这新文学讲
  义也是断断续续地编写，写了几年，才勉强将五个部门写完。抗战发生，武大迁川，只好将
  这门课停了，于我原教的中国文学史外，又加了一班基本国文。
  前文已说过，我每教一门新功课，总有收获。教新文学也有吗？收获也是有一点。我自
  己那时也曾发表过几本作品，得厕于新作家之林，若从圈子内看新文学的面目定不能清晰，
  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于今站在圈子以外，“成见”、“主观”均退到
  一边，对于作家作品的评判，虽未能全凭客观的标准，倒也不失其大致的公平。我的讲义给
  应赞美的人以赞美，应咒诅的人以咒诅，说丝毫不夹杂私人的情感是未必，说绝对没有偏见
  也未必，不过我总把自己所想到看到的忠实地反映出来。有人或者说我臧否人物所采用的乃
  是简单的“二分法”即凡左倾作家便说他坏，相反方面的便说他好，那也不然。当时文坛名
  士十九思想赤化，我讨论叶绍钧、田汉、郑振铎、甚至左翼巨头茅盾仍多恕词，对于他们的
  文章仍给与应得的评价。对于中立派的沈从文，文字方面批评仍甚严酷，即可觇我态度之为
  如何。
  我的屈赋研究是否也由于教书而来呢？答案也可说一个“是”字。民国十七八年间，我
  撰写了一篇《九歌与河神祭典关系》（后改题为《九歌中人神恋爱问题》）发表于现代评
  论，以后对楚辞再没有讨论的机会。民国廿八九年，我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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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修罗与永久和平
  有人说人类无论如何进步，战争总是难于避免的。古印度人想象的三十二天的文明幸
  福，比现代科学家所希望的还高千百倍，然而天人间也还有饥寒、失望、疾病、死亡等等痛
  苦，即野蛮惨酷为人间至所厌恶的战争，也避免不了。天人每隔若干年代，便须和恶魔领袖
  阿修罗宣战一次，由战争产生的流血、破坏诸苦比地球更剧烈万分。因为痛苦与幸福，是素
  来成正比例而存在的，天人所享的幸福，既比地球人类富，则他们所受的痛苦，也应该比地
  球人类深了。这虽是个寓言，然而具有极深极广的意义，不是明智的头脑决想象不出。
  以前中国人谈论人生种种痛苦，很少提及战争，《洪范》六极，所谓贫、弱、短折等都
  属于个人方面的痛苦，当然不会牵涉团体性的战争。康南海《大同书》言人生之苦，如天
  灾、人道、人治、人情，可谓至详且尽，但于战争却无专章的叙述。过去文人非战文学特
  多，而于战争之苦，也只能说几句“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的不着边际的话。盖战争之苦，
  非身历者不知，真正在战争漩涡里打滚的人，其用笔决不如用刀枪之便利，所以他们不能描
  写。文人之从军者，顶多也不过磨盾草檄而已，何尝与战争真正对面？所以他们虽能写而无
  机会给他写。幸而近代西洋各国实行征兵制度，知识分子也有当兵的义务，描写战争的痛苦
  与宣布战争罪恶的作品，日见其多。像《西线无战事》那部书以结构和技巧论，确不能说得
  一个好字，然而居然轰动世界，成为不可多得的著作，还不是为了书中一切，皆出之作者所
  亲历，写得十分真切动人之故吗？
  战争破坏之力，比之自然界，是狂涛，是巨飓，是火山的大喷口，是提起来便教欧洲人
  发抖的某世纪的黑死症。但战争又是一种大魔术，它可以从无变有，从有变无，它可以颠倒
  四时，错乱阴阳。它又是一种大催眠术，可以使全世界的人中风狂走，失其本性。什么荣
  誉、财产、威权、地位，凡人殚毕生精力以蕲求者，可以失之于一旦，也可以得之于一旦。
  怪不得有人拿战争来比赌博。嗜赌者不惜罄家一掷，好战者也不惜以国家运命为孤注，这心
  理法国文学家佛朗士解说得很明白，我也不必再费词了。
  战争最大的罪恶，还是与文化不相容。人类不能不要文化，而文化又不能避免烂熟与颓
  败的定律的支配。文化一到这阶段，战神的铁拳，便乘虚捣了进来。或者要说，文化既烂熟
  颓败，则毁灭又何足惜？况且战争能毁灭旧文化，也能创造新文化。譬如大风暴，虽能酿成
  许多灾害，而也有澄清空气之功。譬如痈疽的手术，虽甚苦楚，但腐肉不去，新肌也不能生
  长。这话当然有一部分的理由。不过文化的烂熟颓败也有程度上的分别，像罗马末叶一般社
  会之糜烂情形，读过吉朋罗马衰亡史的人，自然承认罗马之亡系罗马人自取。但像中国西
  晋、两宋、晚明之灭亡，与其完全归罪于文化腐败，不如说恰当游牧民族崛兴之会，当国者
  外交上和战略上也有若干错误之所致罢了。人每谓法兰西溃败之速，是吃了文明过度的亏，
  当他们的士女，正在奢侈享乐；当他们的文人正在讲究什么传记文学、象征主义；当他们的
  学士正在翰林院争论哲学上一个名词的含义，而纳粹的七十二吨的重坦克，几百里射程的大
  炮，便出其不意地杀进来了。不过我要说一句：法兰西的文化果然能说烂熟颓败吗？为什么
  鲁易十四时代，一般社会那样繁华、富盛、穷欢极乐，史家偏又目之为雄飞宇内的“大时
  代”呢？
  或者又说文化没有武力的保护，则文化基础必难稳固，所以“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实为
  至理名言。“晏安”、“享受”虽为人类之鸩毒，但这本是文化最后目的，在国家站得住
  时，又有何害？韩非子说疑篇，所举赵敬侯与燕王子哙之例：一个异常的荒淫无道，而以治
  国有方，居然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