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黎说话很直爽，很自信，也很成熟。说话经常是很时髦的词，比如，“酷”、“炫”、以　及一些她自己也无法用中文表达的德语词。她曾经是语言学校时的班长，是中国人中德语口　语最好的一个，跟其他国际留学生相比，她以及另外五六个中国学生都是出类拔萃的。
  认识小黎是通过采访德国少林寺公司总经理丁丁先生，而小黎认识丁丁则是丁丁先前在“天　天中文电讯”公司工作，而A经常去那里买电话卡之类的东西。
  以记者对穿着的认识，小黎的穿衣是很时髦的。见到记者的她那一身打扮不仅在国内很时髦　，在柏林同样很时髦。她穿了一身长袖衣服，下身是迷彩服裙子，腰间束一根很宽的白色皮　带。脚上套着一双拖鞋，是一个袢子夹在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的那种拖鞋，看上去又类似日　本的木屐。记者曾问：“你这身打扮是否很‘酷’？”她说：“我倒没有觉得很‘酷’，但　只是想着自己穿着舒服。”
  小黎说，2000年11月，柏林语言学校A通过某省教委在《华X报》上刊登广告，在西安招　收留学生。而且，小黎在德国的学校一口气就从西安招收了40人，来到柏林时，这40人再加　另外一个天津人一共分成两个班上课。小黎班上一共有22人左右，其男女比例大约是一半一　半。
  由于中途的变故，小黎所在的学校已经倒闭，有一半左右的中国学生已经离开柏林回国。小　黎一个班只剩下七个学习最好的中国留学生，而小黎的考试成绩则是班上最好的，这也是她　能够留下来继续读书的原因。
  小黎说：“我的父母是很普通的工人，家境并不富裕，也没有任何后台。我知道自己没有退　路，只有一条路：学习好就有希望。因此，我一直坚持学习。在学校倒闭的日子，我曾　经也很担心，但还是很自信。当其他人忙着起诉老师时，我一直在学习。后来，学校与学　生妥协的结果是：通过考试的可以继续上预科，否则走人。我是通过考试的，现在读的是　‘大学预科’，虽然仍然是大学预科的语言班，但是，只要通过考试，我就可以上大学预科　。我对六月份的考试是很有信心的。因为　我的学习并不差，现在留下的中国留学生学习都不差。”
  与其他上语言班的留学生一样，小黎每个月的开支大约是在400欧元左右，主要是房租，还　有吃饭。
  小黎说，她平时较少与中国人接触，而多与德国人接触，这也是她的德语口语比较突出的首　要原因。而且，她与记者采访到的其他中国学生不一样，她经常去德国的酒吧、迪斯科　舞厅等青年人常去的地方。她现在的房东就是在一个酒吧认识的。她说，德国的酒吧和迪斯　科舞厅等地方都是比较干净的地方，喝酒的地方专门喝酒，跳舞的地方专门跳舞，不像中　国娱乐场所那样乱七八糟。德国有专门的“乱七八糟”的地方，由于德国比较开放，那些干　“坏事”的人都有他们自己固定的场所，而不是像国内这些场所的鱼龙混杂。因此，德国迪　斯科舞厅里没有吸毒的，没有卖淫的，而是纯粹跳舞的地方。德国很多老头老太太都　经常去迪斯科舞厅跳舞。
  对于自己的前途，小黎说，她对学习经济类的专业很感兴趣，比如MBA之类。虽然很想去美　国闯一闯，但先在德国静下心来学习。由于自己仍然是“大学预科的预科”，因此，上大学　还得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她说，去美国有很多风险，比如，需要很多学费，一旦有被拒签　的记录就完蛋了。这说明，她对去美国留学还不是很了解。
  由于她没有资格在德国打工（根据德国的规定，好像她只能假期打工，而不能在上学　时打工），但为了贴补自己的学习费用，她也在想办法找一份工作，无论是合法的　还是非　法的。她说，她的父母现在是买断工龄后供她在德国上学的，所以，她的压力也很大。
  就在见过小黎不久，我就听到有关中国人不愿做“中国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说：
  有一次，　跟一位朋友走在一起，见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国人。朋友便与他打招呼，　说的是标准国语—普通话，他回的也是标准国语。他们还聊了一会儿。
  过后，这位朋友对我说：你知道吗？这位仁兄跟我第一次见面谈判一件事的时候，我对他说　普通话，他却用德语回答我说：“对不起，我不会说中国话。”这句话我是听懂了，可你是　知道的，我的德语很差，所以我只能仍然用中文跟他讲。他发现用德语无法跟我沟通，才说　起中国话来。你刚才听到的，他说的是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差在哪儿呢？
  最近，一位在中餐馆打工的朋友对我说起一个更“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东亚人经常到他　所在的餐馆来吃饭。他说自己是日本人。有一次，这位朋友发现他在阅读餐馆的《星岛日报　》，当然是中文版的，便好奇地用德语问他：你懂中文？他用德语回答：我只能猜猜大概意　思。
  几天后，这位打工的朋友的一个朋友到餐馆里来，正好那位“日本人”在座。我的朋友便对　他说，你不是学过日文吗？那面坐着的是日本人，你不想去跟他聊聊吗？这位会日文的朋友　当初在国内专业就是日文，毕业后当过一段时间导游，出来后就没有用上过日文，听了很感　兴趣，便走过去，用日文跟他打招呼。谁知道这位“日本人”听了日本话却是一头雾水。呆　了半天，才用德语说：“对不起，我听不懂，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
  其实，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香蕉综合症”或“黄皮白心综合症”，　是指海外华人中某些人以自己的族裔背景为耻，在追求与主流社会同化的过程中自我迷失的　一种状态。具体表现之一，是对母国传统、文化、习俗的盲目否定。体现在大陆新移民身上　的新表现，则是对中国有关的一切带有偏见性，甚至敌视性的否定。美籍作家谭恩美在她　的小说中就详细地描述过这种综合症的起源和症状，她本人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心路历程，所　以，这本来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早已存在于华人社会的一种思潮。
  有人分析说，究其原因，首先是源于其因在主流社会中受到排挤而产生的民族自卑感。因为　要显得自己已是主流社会的一分子，所以常常要对自己的出生地进行“批判”，用大陆的话　来说就是常常要“忆苦思甜”，就像有些亚裔美国人为了要显得“White”就试图“Out　whi　te”一样。他们最不能容忍来自母国的人对他们新的居住国的批评或对他们所处社会地位的　质疑，因为这对他们的整个价值定位体系形成了挑战，如果他们对他们的中心价值的信念产　生了质疑的话，整个价值体系就会崩溃。他们的这种狂热，恰恰说明了他们在主流社会中地　位的脆弱——真正主流社会的主人，会以平静的心态来审视别人的批评，判断是非曲直。
  其次，是主流社会的媒体对本国事物报道评论的客观公正性和对他国事物报道的偏见歧视性　造成。北美的媒体报道亚洲（包括中国），有多少正面报道、有多少负面报道？这种带有偏　见的引导到了本来就自卑的新移民那里，愈发加强了他们的“香蕉综合症”症状——原来那　地方这么差啊！咱真是投错了胎！早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最后，是新移民在离开母国时个人视野的局限性。20世纪80年代离开中国的，脑子里中国就　是这个世纪80年代的定格；90年代离开的；90年代就是永久的回忆。他们的这种局限性给他　们本人和子女带来关于母国的形象，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残余。
  第一章　德意志，中国留学生的巨大黑洞中介演戏出神入化　　戏到高潮突降暴雨
  2001年6月，来自广东广州、惠州、茂名等地的13名孩子（四名在读大专生，九名高中毕业　生）曾通过中介办理赴德国留学，但申请8个月下来，已有两名学生中途退出，　其他11名虽拿到签证，但有麻烦一大堆。　据媒体报道，为出国，孩子家长们都曾打听多家中介公司，比较后最终选中了某教育国际交　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就因为它是所谓的“双证”齐全的正规留学中介服务　公司。2001年6月，十多位学生家长分别到该“中心”报名，为孩子办理赴德国留学手续。　“中心”则拿出4个赴德国留学的详细方案。有位大专在读生经咨询后选报了“直接申请德　国硕士项目”，“中心”表示没问题。其他高中生选报了“赴德国职业技术培训项目”，并　与该“中心”签订合同，“中心”保证所有学生当年9月出境。　　在接下来一个多月内，家长们按要求交纳了数笔费用，包括报名费3000元人民币，签证综合　服务费11000元人民币，12500德国马克的自保金和4400德国马克的一年房租及押金（其中39　00马克为房租，500马克为押金）。高中生还交了十个月德语培训国外费用（含学费、综合　服务费）6500美元，大专生则交了五个月德语培训国外费用（含学费、综合服务费）5000美　元。　2001年7月，德国学校寄来入学通知书，告知开学日期为9月15日。8月，学生已拿到护照　。这时“中心”要求家长所交款项已转到经办人某小姐个人存折中，原本两次出示的盖有该　中　心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已变成经办人某小姐个人存款凭证。当时，虽有家长犯嘀咕，但　一想到，有些高中生根本就没参加高考，有的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没入学，有的大专生已　退学，他们都没有怎么把这个当回事儿。　可是，学生家长们慢慢就发现不少疑点。比如，每次交钱都“限时交款”，且不要美金只要　交人民币。“中心”的解释是，将人民币换成美金后再汇出去。再比如，大专生好不容易办　完公证后，“中心”则告知，为申请签证需要，要统一变成高中生，全部办理读职业培训，　再补交1500美金后转成十个月的德语培训，因此，所有公证资料从头再来。家长们只能暗暗　叫苦：这时已是2001年11月，钱全交了，孩子学也退了，没什么退路了。　2001年12月25日，当初保证九月份100％办出国的承诺，如今被告知所有学生全部被拒签。　“　中心”责怪学生没有按要求与签证官进行交流，不过，“中心”负责人向学生家长保证，过　了圣诞节后再给答复。这时，往日与家长学生们打交道的经办人某小姐从此再没露面，手机　通讯中断。
  2002年2月，“中心”告知家长：所有事情都已办妥，3月1日开学，2月21日拿签证、护照和　入学通知书。当家长和学生们领护照和入学通知书时，“中心”则要求先终止合同　，再拿护照，等订好机票、学生登机前再发放入学通知书和学校收款凭证。　此时，中介与学生之间的矛盾爆发。家长直接找到该“中心”主任，提出三个要求：一、护　照和入学通知书是学生自己的东西，必须发放给学生，“中心”没有理由扣留；二、终止合　同可以，但必须由“中心”出示校方收款凭据，将所交费用一一核实清楚；三、落实抵德国　接机事宜，并出示书面协议保障学生在德国三年内应有的合法权益。　在家长们一再要求下，“中心”叫来久违的经办人某小姐，她也仅向家长们出示了两份汇款　凭据，一份是12500马克的自保金和4400马克不知作何用途的费用，至于学校的收款凭据及　其他凭据仍不能提供。家长们强烈要求看校方的收款凭据。后来，她又拿出一份12000马克　的收款凭据给家长们看了一下，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收据金额与实际交纳金额差了500马克。　当双方一直争执到夜里12时后，“中心”方面表示，这项业务其实是北京一家公司联系的，　他们正在与北京联系，叫他们派“老总”来协商此事，要家长们第二天下午4时再来商谈解　决办法。2月22日中午，家长们又被告知，北京公司老总不能及时赶过来，对话安排推迟到2　3日上午。　此前，“中心”已和家长达成一个共识：集中讨论三个要解决的焦点问题：一是6500美金的　钱需要出示校方的收款凭据；二是12500马克“自保金”在收了3％—5％手续费后，校方为　何出示的是12000马克收款凭据？三是4400马克一年的住宿费和押金为何只有汇出凭据，没　有收款凭据？因为家长们最担心的是，德国校方有没有收到钱？到底收到了多少钱？　　2月23日，北京公司来了一男一女两位代表。女代表首先上台表示，此次是作为德国校方代　表来给学生做出境前辅导的，并派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