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热爱献给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他的伟大在于他的心永远与祖国、时代、人民相通，这是臧克家最突出的人格操守和艺术品格。1949年他写了名篇《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正是这样的人。
  臧克家与重庆的关系很深，重庆人对他的感情也很深。在沙坪坝的名人广场树立着他的塑像，镌刻着他的诗篇《歌乐山》。在抗战烽火里，1942年8月，他从河南叶县徒步到达重庆。到重庆仅几天，就与郑曼女土举行了婚礼——所以，重庆对于臧克家还有别一番意义。在重庆的第一年，他住在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宿舍里。第二年8月移居歌乐山的赈济委员会留守处，一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7月才离开重庆到南京。
  在重庆的四年，是臧克家创作丰盛的四年。他出版了好几部诗集，如《古树的花朵》、《向祖国》、《感情的野马》、《国旗飘在鸦雀尖》、《生命的秋天》等等。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被他称为与《烙印》作为“一双宠爱”的诗集《泥土的歌》。他还出版了回忆录《我的诗生活》，这是臧克家撰写回忆录的开始。诗集《宝贝／L》是臧克家从事政治讽刺诗创作的成果。他的自选集《十年诗选》也在1944年由重庆时代出版社出版。
  一直到晚年，臧克家都对重庆充满怀念。1985年，《重庆晚报》副总编刘子茵托我向臧老约稿。臧老寄来的就是他的著名散文《歌乐山·大天池》。在文中，臧克家深情生动地回忆了在歌乐山的时光。文章一开始他就写道：“歌乐山大天池，一提起这个名字，我心里就直冒热气。在困苦的战时，我在这山窝的农舍里度过了三年多愉快时光。”他有一首《歌乐山》：“我放弃了歌乐山，／我永远占有了歌乐山。”他在，1978年怀着深深的思念写了一首《忆山城》，诗中唱道：“山城它是一位故人／醒时梦里常来人目”。
  1989年，重庆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出版社沈世鸣总编辑请臧老担任《诗歌卷》主编。臧老为了编好这本书，尤其是为了这本书的序言，付出了许多精力。《臧克家全集》收入八封致我的信，其中，有五封都是在讨论这篇序言。他在信中说：“为了这个序言，我花了大功夫，看了大量材料，酝酿了好几个月！”
  1986年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臧克家欣然同意担任顾问教授，并出资在新诗所为优秀研究生设立臧克家奖学金。他这位顾问教授可不是挂名的，他对新诗所的建设十分关心，时时提出他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臧克家也很关心。我比他年轻30多岁，但他老是叫我“吕进老友”。不过，对于我来说，臧老的确不仅是前辈和老师，也是感情颇深的忘年交的朋友。他不因我的年轻和资历较浅而轻视我。我们往往平等地讨论问题，达到一致意见。在《吕进的诗论与为人》一文中他写道：“他的求实态度，多少校正了我个人的偏激看法。”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重庆的西南师大和成都的西南交大同时担任“双聘教授”。他和郑曼先生、苏伊都写来好几封信，要我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对于我想离开西南师范大学回故乡成都，臧老来信说：“到成都另辟天地，可是复杂。应付须费心机，望权衡何去何从。”我听了他的忠告，留在了重庆，留在了新诗研究所。80年代中期，我的太太得了大病，住院手术，生死难卜。臧老和郑曼先生十分焦急，一再来信问候。这种问候持续了十来年，一直到我的太太的健康出人意料地彻底好转。这事使我们全家一说起就很感动。
  臧老是诗人性格，为人坦诚，肝胆相照，有什么说什么，没有手段，没有城府。80年代初，我听说臧老给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建议他做事要三思而后行，讲话要控制感情。我不太相信，心想，再直率，可能也不会直到这个地步吧。最近《臧克家全集》出版，我果然查到了这封信。我还记得，当时耀邦叫人给臧老送去一篮荔枝和一封信。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个伟大的诗人的人格光芒四射。臧老从谏如流。1986年全国文学奖评奖，臧老报送诗集《落照　红》参评。这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臧老晚年的诗集。评委们的意见是，这本诗集对于臧老来说代表性不强，最好不授奖。于是，与臧老沟通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这个评委的头上。我对臧老说，建国以后，你没有报过什么奖，这本诗集如果得奖，就将是您在解放以后唯一的获奖作品。但是照我看来，这本诗集远远没有您许多集子重要。臧老的欣然应允。一个评奖难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
  臧家原住在赵堂子胡同，我在那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在臧克家的教育下，这是一个十分有教养、十分讲礼貌的家庭。我和乐源、乐安、小平、苏伊都结下了深厚友谊。到北京出差，只要来得及，都去看看。有次我去，正赶上吃饭。苏伊特地做了一盆土豆沙拉。臧老生病，不能吃饭，就坐在我旁边作陪。他说，我吃饭要求不高，一个馒头，一盘花生，可也。夏天的一天，我去那里，臧老就吩咐在小院里摆上一个小桌，给我放上西瓜，全家围我而坐，看着我吃西瓜。我去，往往一见面，臧老就滔滔不绝——文坛，诗歌，《诗刊》，等等。这时常常是郑曼先生提醒他：“吕进同志远道而来，你不要一个人说，让吕进说说嘛。”但是这个提醒往往只管得了三五分钟，他又忘情地依然故我了。2002年中秋节，臧克家在来信里附了一张条幅：“吕进老友好：念旧元是人常情，千山万水不隔心——极想你的百岁之童臧克家”。2002年冬天，我去北京开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时去红霞公寓看望了臧老。接到我的电话后，他一直躺在床上等候，手中还握着写好的一张条幅：“吕进老友，多年不见，醒时梦里，时时想念”。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诗坛泰斗，　风范永存
  ■　　晓　雪
  元宵之夜，2004年2月5日晚8时35分，我国99岁高龄的当代诗坛泰斗臧克家永远闭上了眼睛。天上皎皎明月，地上灿烂灯火送们的诗星远行。
  臧克家的名字是同中国新诗的发展史连在一起的，他是当代中国诗坛年纪最长、资格最老、德高望重、创作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大师之一。
  我是在艾青、臧克家等诗人作品的哺育下走上诗歌道路的。臧老的诗我上高小时就开始读，并非常喜欢。从《烙印》、《感情的野马》、《古树的花朵》到《老哥哥》、《六机匠》、《宝贝／L》等等，凡是能找到的，我都读过。有的反复诵读，《老马》、《有的人》等短诗名作，我至今还能背诵。臧老是我从小敬仰的诗坛大师。臧老非常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诗刊》创刊的第一年，想不到作为主编的大诗人臧老，竟也注意到我这个远在云南、初露头角的年轻人，曾于1957年11月5日亲自写信向我约稿，使我激动万分。但“文革”前我始终没有机会去北京拜访臧老。直到1975年12月4日，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当时经毛主席同意、邓小平副主席亲自批示《诗刊》复刊。准备于1976年第一季度（争取早一些）出刊，李季同志新任主编，在这一天主持召开了有赵朴初、臧克家、林庚、包玉堂、徐刚等十位诗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原定座谈1957年毛主席给臧老和编辑部同志那封信的体会，后因毛主席批准在重新出版的《诗刊》第一期发表他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会议也同时座谈学习这两首词的体会。我恰好在北京，被列为座谈会参加者之一，终于见到了久仰的大诗人臧克家同志。臧老非常平易近人，对我非常热情。会后第二天，我便去赵堂子胡同15号拜访臧老，见到了臧老的夫人郑曼同志。那天我们在一起倾心交谈了两个多钟头，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彼此都说了许多当时在公开场合不能说的心里话。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经常去北京开会，又曾同臧老一起担任全国第一、第二、第三届新诗（诗集）评奖的评委，每一次会后都要去臧老家里，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有不同意见臧老也坦率地指出。我出的书都请臧老指正，臧老也把他新出的书签名送我，从1978年出版的《忆向阳》到2001年出版的《佳作不厌百回读》，臧老签名送我的书已有21本，包括他几次再版的《臧克家诗选》。有时，他不愿意公开写文章表示的意见也写信给我。1983年5月6日他在来信中说：
  “对你的人，你的信，你的作品，我总感觉亲切。你谈诗二文（《人民日报》、《诗探索》）我均拜读了，认为意见不差。你比较看问题公允、符合事实，但你也有偏爱。对新诗问题，我将近五十年有一贯的主张和看法，引起不少反响——赞同的与反对的。至今犹然，而且更剧烈。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几个月来，有四个刊物要我谈对新诗的看法，我没写。
  “我觉得，诗（一切文艺作品）应该表现时代精神，与人民思想感情保持密切关系，并求其统一。诗人，要有个人艺术特点（必须富于民族色彩），诗人要学习古今中外优秀的传统，特别是祖国文艺优秀传统。
  “评诗，论人，要客观，要科学，要事实求是，要历史主义。但，而今看风头，凭关系，搞宗派，搞啦啦队的情况，是不少的。只讲洋化，不讲传统，只讲表现自我，不讲表现人民生活。捧一个人，他的作品，无所不佳；压一个人，可以不研究，甚至不读他的作品。这情况也是可悲的。”
  二十年前臧老信中的这些话，今天对我们仍有指导和启示的作用。
  1995年12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在北京举行我的作品研讨会，臧老因病住院不能参加，专门写了热情洋溢的贺信：“晓雪同志是著名诗人，文坛上的老战士。他的诗和散文，风格独具，富于民族特色，为世所称。他的评论文章，立场鲜明，见解新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病榻上，祝贺他的作品研讨会圆满成功！臧克家　　1995年12月”。臧老的鼓励对我是极大的鞭策。我将以臧老为榜样，活到老，学到老，在有生之年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一生为人民而歌唱的诗坛泰斗臧克家虽然走了，但他和他的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2004年2月9日于昆明
  他还活着
  ■　　李苏卿
  得知臧老仙逝，悲痛之极。他离我们远去了，诗坛巨星陨落，我国文坛重大损失。回想他对我的关爱，感慨万千。
  1985年2月，臧老带着病体，审读和批阅我的诗稿，为拙作诗集《小篷船》作序。使我有缘聆听他的教诲。在为诗集作序过程中，他为我写了好几封信：有对诗集的评价的，有嘱我再修改诗作的，有对诗集的编排和作品取舍的，甚至还有祝我诗集早日出版的信。这使我感动不已。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鞭策。真没想到，享有盛名的大诗人，对年轻一代，如此关怀备至，一腔爱心，使我如此温暖。他像鲁迅先生那样，乐于不倦，关爱培育下一代诗人，是文坛少有的。对他的热情帮助，真心爱护的美德，已深深铭刻我心，永世不忘！
  臧老是年事已高且事务繁忙的大诗人，他根本不认识我，我们之间，此前，也从未交往联系过。1984年12月，当我将自己编好的诗集《小篷船》寄给他请求写序后，1985年2月，便收到臧老热情的回信。读信之后，才知他病魔缠身，刚大病二场出院。信中写道：“稿子压久了，心老不安”。他就是这样带病批阅我的诗作。他说：“每天只能读十几首，花了好几天，才读完你的诗稿。”臧老如此认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读一个不相识的晚辈的诗，我不觉热泪盈眶，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感到非常内疚，真不该打扰他老人家。面对如此认真对待我的老诗人，不由肃然起敬！
  一个月后，拙作诗稿《小篷船》寄回，翻开一看，整体诗稿写了密密麻麻的字。在大多数诗页中，臧老用铅笔、还有用红、蓝圆珠笔写着他的批语，贬褒都有。有的字句篇章还用小符号划出。从字的各种颜色看，想必臧老，看了好几遍，他逐字逐句斟酌推敲，如此热情对待晚辈，震撼我的心灵，使我受了极大的教育。于是，我学习臧老认真仔细地修改、删除，重编了这本《小篷船》诗集。
  诗集寄出?